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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先生是我國紅學研究中一直未引起足夠重視的人物，他不僅是一位紅學研究大家，更是一位紅學活動家。本書匯集何其芳先生學術遺產中在《紅樓夢》研究領域繞不開的主要代表之作，共收錄了何先生關于《紅樓夢》研究上*為經典的三篇文章，即1956年下半年完成的長篇論文《論<紅樓夢>》、1957年在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的講演《答關于<紅樓夢>的一些問題》、1962年原為籌備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撰寫的報告《曹雪芹的貢獻》，從而可以對何先生的紅學研究有一個接近整體的估量。《史詩<紅樓夢>》此次作為大家小書精裝版推出，新增我國現代著名工筆重彩人物女畫家王叔暉先生22幅紅樓夢人物圖，編選者還特意為原作中每一個二級標題添加了恰到好處的新穎標題，起到畫龍點睛之功，不僅使得全書的主旨在目錄中得以完整呈現，也有益于極大拉近文學經典與普通讀者之間的距離。何其芳先生對文學作品的藝術分析嚴謹細致、精辟獨到，本書的出版有助于深入認識何先生的紅學貢獻和從中體悟其在紅學發展史上的顯赫地位。

《史詩<紅樓夢>》行文行云流水，以論文、講演、報告三種文體，用詩意的文字體貼紅樓人物和生活細節，融理論的深度和體驗的深度為一體，顯示了作為文學批評家的何其芳先生有理有據的學術追求和個性獨具的詩人氣質。
《紅樓夢》這部巨著為這個古老的社會作了一次*深刻的描寫，就像在歷史的新時代將要到來之前，給舊時代作了一個總的判決一樣。何其芳
《論〈紅樓夢〉》可以說是詩的論文，論文的詩……我們又可感到文中注入了深沉的理性和精辟的思索，在詩的文采和情境中可以見到冷靜的分析，正是這樣，何其芳的學術論文不僅可讀性強，而且科學性也很強。他的論文的寫法，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師法。劉再復

溫情的批判與詩意的開掘讀何其芳的《紅樓夢》研究蒙　木……《論紅樓夢》一書出版后不久，1959年2月22日《光明日報》即發表了解叔平的推薦《論紅樓夢》，文章說：作者的語言的風格比較樸素，對問題的闡述也是深入淺出的，讀來很有興味。正由于作者曾經多年從事創作，對于創作的甘苦有著一些深刻的體會，就給論文集帶來另一個優點：對作品的藝術分析比較細致和透辟。這在《論〈紅樓夢〉》一文第八節和第九節表現得最為充分和明顯。像關于匠心和技巧、結構、日常生活的描寫、重要的事件和波瀾、人物典型性格在生活中的流行、詩的光輝等等問題的分析，都能給一般讀者以一些啟發，有助于文學欣賞能力的提高。何其芳是俞平伯先生的學生，很敬重俞平伯，也一再保護俞平伯，但這篇文章當然也必須對俞平伯的觀點予以批評。不過，《論〈紅樓夢〉》對俞平伯的批評純粹限定在學術的范圍內，他力圖在胡適、俞平伯的版本考證文本細讀和毛澤東的政治批評、李希凡的階級批評之間走第三條的路線。因為何其芳要求文章必須要有邏輯性，引用的資料要經得起論證，所以他下筆非常謹慎，這也就是他獲罪的緣由之一。且不說他和江青、陳伯達之間的恩怨，以及與周揚事件的牽連。《論〈紅樓夢〉》中強調《紅樓夢》的主線是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他在論述時對比了《西廂記》《牡丹亭》以及才子佳人小說，認為《紅樓夢》描寫的愛情是建立在相互了解和思想的一致的基礎上面，所以在描寫愛情生活上開辟了一個新的世界。這種對于愛情的頌揚，顯然和兩條路線的斗爭也很難吻合。何其芳本意也未必如被批判的那樣宣揚戀愛至上主義，他在后來的論述中都強調了《紅樓夢》對于封建社會的批判意義。但他堅決反對所謂的農民說和市民說，反對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庸俗社會學傾向。這是他廣泛閱讀、獨立思考、追求邏輯的必然結果。總而言之，何其芳先生是一個詩人，他說紅樓夢是一部用散文寫成的偉大的史詩，他還發揮說：那些最能激動人的作品常常是不僅描寫了殘酷的現實，而且同時也放射著詩的光輝。這種詩的光輝或者表現在作品中的正面的人物和行為上，或者是同某些人物和行為結合在一起的作者的理想的閃耀，或者來自從平凡而卑微的生活的深處發現了崇高的事物，或者就是從對于消極的否定的現象的深刻而熱情的揭露中也可以透射出來……總之，這是生活中本來存在的東西。這也是文學藝術里面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我們說一個作品沒有詩，幾乎就是沒有深刻的內容的同義語。他用詩意的文字體貼《紅樓夢》的人物塑造和關于生活細節的描寫。他對照《金瓶梅》，說《金瓶梅》所缺少的就是這種詩的光輝，理想的光輝，盡管它描寫得那樣出色，那樣生動，仍然不能不使讀者感到悶氣。讀《紅樓夢》感到的并不是悲觀和空虛，并不是對于生活的信心的喪失，而是對于美好的事物的熱愛和追求，而是希望、勇敢和青春的力量。……

何其芳（19121977），現代詩人、作家、學者。重慶萬州人，193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36年與卞之琳、李廣田的發表詩歌合集《漢園集》，1937年出版散文集《畫夢錄》。曾先后在天津南開中學和山東萊陽鄉村師范學校（現魯東大學）任教，1938年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革命文藝做了大量拓荒工作。在延安期間，他出版了著名的《預言》《夜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曾任中央馬列學院教員，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出版有《關于寫詩和讀詩》《論紅樓夢》《文學藝術的春天》等論著。1977年7月24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