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一部關于中華節日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以科學性、全面性、文獻性、實用性為編纂原則，錄入中華各地區、各民族節日近三千個。每一名目釋文，盡可能展現豐富多彩的節日文化內涵。
全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農歷節期從正月到臘月，逐日錄入各地區、各民族的節日；中編非農歷節期包括以公歷、太陽歷、彝族歷等安排的諸多節日和節期；下編四季物候生產節期分為春夏秋冬四季節期，以及依據物候變化、生產實踐確定的節期。全書通過巧妙編排，將各地區、各民族的節日文化呈現在讀者面前，不僅體現了中華節日文化的多民族性、多元性和豐富性，更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大壯舉。
序
耀宗先生的《中華節日名典》書稿置于我的案頭，縱觀要目，近5000條名目，上百萬字，兼收并蓄經久流傳于中國各地區、各民族咸尊一統之節日；又定科學性、全面性、文獻性、實用性為編纂原則，并力窮編纂者經年田野調查、案頭搜索之節日資料完卷成書。再看條目的設定和釋文，文獻、文本與田野兼顧，窮搜細研，充分體現出編纂者的時空觀念與治學精神，令我欽佩。細讀洋洋大觀之《中華節日名典》，一種歷史的穿越感與時空延續感油然而生，使我們中華民族節日文化的視野大為擴展。從各地區、各民族的視角，博覽中國節日文化，產生另一番感受。在目前眾多的節日文化研究著作中，從節日志的角度講，《中華節日名典》堪稱一部中華節日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節日文化兼及各地區、各民族應是題中之意。但將各個民族的節日文化匯總起來，兼及漢族、少數民族歷法及節日的源流變化，談何容易。耀宗先生經過多年的努力，不但做到了，而且用心梳理，巧妙編排，將各地區、各民族的節日文化一一呈現在我們面前，不僅使我們感受到中華節日文化的多樣性、豐富性，同時體驗到各民族的智慧和創造。中華節日文化延續數千年，已是各民族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民眾創造節日文化的目的，除了滿足期望之外，更多的是為了享受節日文化帶來的愉悅。有了節日文化，生活充滿了歷史感、真實感和情趣感。多樣的文化選擇也使生活變得豐富多彩，興趣盎然。節日文化是各民族的精神家園。在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節日文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從這種意義上講，《中華節日名典》的編纂除其實用性外，也是留住歷史、留住記憶的一大壯舉。
節日文化的形成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在中華節日文化的研究中，關于中國節日文化的歷史流變，學者們將其分為先秦的萌芽期、秦漢的定型期、魏晉南北朝的融合期、唐宋的高峰期和明清的穩定期，這種節日文化的斷代研究不是沒有道理。這是節日文化的大傳統，說明中華節日文化源流生生不息，始之遠古，惠及現代。而具體到每個節日文化的發展與演變，又是在自己的小傳統里進行的，這就使各種節日文化的內涵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節日文化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它是人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漸認識時令變化與自然、生產、生活的關系，并給這種關系賦予豐富的人文色彩時，節日文化才得到不斷的演進。而這種人文色彩又是以信仰作為載體的，信仰是節日文化的靈魂。
中國的節日文化十分強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濃重的感情色彩。本來所謂的歷法只是時令的劃分，當其被賦予人文觀念時，它已不是時令這一簡單的時空存在，而具有了實質內容，具有了生命力。這種生命力正是由信仰觀念支撐的。節日文化中所謂的人文色彩，主要是指節日文化所包含的信仰因素。沒有信仰的節日文化是不可思議的，也不可能得到發展。這為每個傳統節日的形成、發展所證明。有了信仰才會有無限的遐想和創造，才有了節日文化的諸多儀式，諸多的節物（也可稱為道具）制作、使用以及文化空間的形成（如祭祀場所、廟會等）。就如我們看到了巍峨的廟宇、菩薩的金身，如果沒有信仰的力量，是創造不出如此輝煌的文化景觀的。節日文化的豐富多彩，也是信仰的力量疊加上去的。要知道節日文化既是一種儀式文化，又是年中行事中不可或缺的內容。正因為如此，我們從《中華節日名典》中可以很容易發現，無論是漢族節日還是少數民族的節日，都包含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和異彩紛呈的儀式。人們將愿望祈求、倫理道德等觀念通過節日儀式和豐富多彩的節物使用表現出來。從這種意義上說，節日文化是名副其實的民間生活的百科全書。從一年四季形式多樣的節日文化儀式中，從這一儀式表達的文化內涵中，滿足人們的希望和訴求，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并獲得極其寶貴的人生哲理和社會知識。《中華節日名典》錄入的每一個節日，都有其形成的歷史淵源，包括美麗的神話、傳說、故事。由歷史地緣構架組成的中國各民族的節日文化，是無比巨大的精神財富。
中華節日文化是大文化，是中華民族智慧創造之結晶。一部節日文化史是社會生活史的生動體現。關于節日文化在民眾生活中的重要性，早已取得各民族的認同，成為人們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關于漢族歷法，民間素有四時八節之說。四時指春、夏、秋、冬，八節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泛指一年中的各個節氣。具體到節日，代表性的八節指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冬至節、臘八節等。而就中國少數民族的節日文化而言，又有自己的傳統。這和少數民族所處的地域環境、氣候環境及其歷史發展有著必然的聯系。民族節日是民族歷史發展的產物。《中華節日名典》在處理漢族與少數民族節日關系時，既以漢族農歷歷法為基礎，按照年月日、二十四節氣進行排列；又關照了少數民族歷法以及不同地區和民族曾經使用和正在使用的物候歷，同樣用時序排比的方法，希圖將各地區、各民族的節日、節期、節日生活習俗囊括殆盡。這在以往的節日志編纂中是少見的，具有獨創性。如上編農歷節期的正月，從初一日到三十日，每天都有相應的節期和習俗。以春節初一日為例，既有漢族各地區的春節習俗，又有少數民族的春節習俗，總共有70多個與春節相關的節期。加上互見條，有100多個節期。這就是說，春節大年初一這一天，在中國大地上，許多地區和民族都在過春節。其中少數民族的春節別具一格，他們的節期有自己的獨特名稱、歷史解說和源流分布。這對了解漢民族春節與少數民族春節的相互交流和影響有著特殊的意義。《中華節日名典》還告訴我們，農歷正月的每一天，幾乎都有相應的民間節期，都有豐富多彩的節日儀式。有人說中國人每天都在過節，一點不假。按照農歷年月日排序，一年365天，除少數日子外，幾乎每天都有節期。這在世界各國節日文化中是少有的，只有歷史悠久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才有如此壯麗的文化景觀。
《中華節日名典》以恢宏的篇幅，錄入中華大地2700多個節日之名目近5000條，條目釋文展現多彩的節日文化內涵，通過這一時空隧道，讓我們領略多民族節日文化的風采。全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農歷節期從正月到臘月，逐日錄入中國各地區、各民族的節日，其中包括了與二十四節氣相關的節期。中編非農歷節期包括諸多的歷法條呈，如公歷、太陽歷、彝族歷、伊斯蘭歷（回族歷）、哈薩克族歷、藏族歷、傣族歷、白族歷（集圣歷）、水族歷、苗族歷、佤族歷、傈僳族歷、獨龍族歷、普米族歷、基諾族歷、鄂倫春族歷、侗族歷、苦聰族歷等。其中許多民族的歷法大家會感到陌生，而有些民族的歷法則比較完備，也為大家所熟知。如伊斯蘭歷（回族歷）、藏族歷、傣族歷等，這些歷法使用范圍較廣。信仰伊斯蘭教的眾多民族，均按照伊斯蘭歷法安排節日和節期。元代在年節之前的冬至日，有回族太史向宮廷進獻伊斯蘭教歷書的儀式。元代熊夢祥撰《析津志輯佚·歲紀》載：是月冬至日，太史院進歷，回族太史進歷，又進畫歷。后市中即有賣新歷者。這是因為元代所謂的色目人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信奉小乘佛教的許多民族遵循傣族歷過節。藏歷在藏民族生活中的影響所及，不同的藏族聚居區按照藏歷過節。特別有意思的是，《中華節日名典》收入許多民族使用十月歷，過十月年的詞條，即以農歷十月或十一月作為歲首安排節期。這和中國農歷的建寅之月（農歷正月）為歲首截然不同。中國西南地區的苗族、哈尼族、彝族、水族、傈僳族、普米族等民族都過十月年。年節日期的確定通過占卜和干支推算。這種文化現象是十分古老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周代就是以陰歷的十一月作為歲首的。冬至被作為新的一年的開始。《史記·封禪書》載：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即是說在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便以冬至為元旦了，周代只是延續了舊俗。確定每年的十一月為歲首，視冬至為一年的開始，是古老的傳統。后來的冬至大如年便由此而來。考察西南民族的十月太陽歷和十月年習俗，不難發現也是和二十四節氣中的冬至有關。由此可見少數民族十月歷的文化史意義。
《中華節日名典》下編為四季物候生產節期，分春夏秋冬四季節期，同時依據物候變化、生產實踐確定節期。物候歷曾經是許多民族使用過的簡單的天文知識。猶如北方游牧民族的草青一次為一年或月圓十二次為一年一樣，以物候的變化判斷時序的變化。同樣春夏秋冬的確定，也以物候的變化為依據。如中國東北的鄂倫春族，雪融化的季節叫春天（額魯開依），青草長出的季節叫夏天（昭內），草木干枯的季節叫秋天（保緣），雪落季節叫冬天（托）。一年中十二個月的確定也按照物候變化。云南的獨龍族根據物候變化，將一年分為十二個月，以此安排農事和其他生產活動。《中華節日名典》中收錄了大量的各民族以物候確定的節日，表現出濃厚的節日民俗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根據節令、物候的變化安排節日、節期是世界各國在通行歷法建立之前普遍的做法。在中國，無論是漢族的節日、節期，還是少數民族的節日、節期，都安排在農閑季節，本身就是以物候變化為依據的。漢族的二十四節氣中的七十二候之說，就是根據物候的變化，細化二十四節氣，幫助人們掌握農時，安排農事。可見漢族和少數民族都有根據物候變化安排節日、節期的習俗，這也是農業民族的普遍認知。
《中華節日名典》所錄近5000個條目，充分體現出中華民族節日文化的多民族性、多元性和豐富性特征。編纂者以科學性、全面性、文獻性、實用性為編纂宗旨，在多年田野調查、案頭搜索基礎上成就了這部集大成之作，值得慶賀。耀宗先生治學向來有一種韌勁，按照現在流行的說法叫死磕精神。他雖已年逾古稀，還有如此精神，以個人之力，窮搜細研，條分縷析，編就是書。沒有對民俗文化的執著奉獻精神，沒有堅韌的治學定力，是很難做到的。我和耀宗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學共事多年，深知他的這一精神。20世紀80年代由他擔任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藝術詞典》是開荒之作。在文革結束不久，百廢待興、學術荒疏的環境下，著手編纂中國第一部少數民族藝術百科全書《中國少數民族藝術詞典》，難度可想而知。在他的參與主持下，動員了全國的編寫力量。參加這一詞典編輯的有40多個民族的400多位藝術家、作家、學者，在短短的時間里，完成編纂并于1991年付梓出版。之后，又參與《中國諺語集成》的編纂，任副主編（主編馬學良）歷時20多年，圓滿完成任務。期間我與耀宗一起擔當編務，深知其中的甘苦。可見韌勁、死磕精神對于學問是多么重要。
《中華節日名典》將要出版，基于同事兼朋友的信任，耀宗先生要我作序，于是寫了如上的話，算是感言，也算是多年來合作共事的珍貴紀念。
陶立璠
丙申歲冬月于五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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