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方苞和他的助手們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時，鄧小平來了，到了廣州！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廣東省經濟的王全國突然接到緊急電話：“速來南湖賓館向中央領導同志匯報，臨行時帶好有關材料。”匯報會很快開始，王全國談到在粉碎“四人幫”后百廢待興，但問題依然不少，“邊防寶安一帶，偷渡外流嚴重。”
“據匯報上來的數字是——”王全國翻著材料，“十九萬四千二百七十四人。”
鄧小平不說話，他聽著，靜靜地抽著煙。
“老百姓也有說法，”當時的廣東省革委會主任韋國清插話對鄧小平說，“他們說生活太苦，河那邊經濟發達，兩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難留住人。”
“我們加派了部隊，”韋國清接著說，“我們加派了部隊，也沒解決問題。”
半晌，鄧小平撣了一下煙灰：“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稍過半刻，他又說：“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新的政策沒有來，新的省委書記倒是真來了。他就是曾被打成“反黨分子”，剛剛平反的國務院原副總理習仲勛。
習仲勛一上任，就提出去寶安縣：“就方苞你領我到你們最亂的農村去看，哪兒最亂去哪兒。”
方苞說：“我已經把那些逃港較嚴重的大隊的支書都召集起來了，現在正在辦學習班呢，習書記要不要去看看？”
“他們的意見很右的啊，首長，”方苞似乎有點擔心，“就擔心沖撞了你。”
“哎，你這就說錯了。共產黨員就是要聽不同的意見嘛，聽不進反面意見的人，再英明都會犯錯誤。”習仲勛說。
一進“教室”，習仲勛就感覺情況有些異樣：省委書記來了，沒有掌聲，一些人連身子都不轉過來。這批臉龐黑紅黑紅，一看就知道是舊社會受過苦的人，怎么對“共產黨”的感情就這么“淡”呢？
“大家放松，我也是受過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時大家講的很多話都是虛的、假的、吹的！我這次來，就是想聽你們說實話，說錯了不怪你們。你們給我說實話，逃港到底有沒有辦法治呀？”習仲勛說。
這時，屋角上傳來個悶聲悶氣的聲音：
“我看，不要治，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別人做什么呀？”
“香港怎么可以隨隨便便去呢？”習仲勛和藹地問，“政策也不允許的嘛！”
“憲法不是說居住自由的嗎？”老頭突然蹦出一句，“是我們共產黨說話不算數呀。”
省委書記顯然沒想到他會這樣說，有點激動了。應該說，這位大隊支書的話，很有“殺傷力”。
“你……怎么這樣說！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是啊，20年黨齡。”硬邦邦地頂回來一句。
習仲勛早聽說寶安人不怕官，沒想到會這么不怕：“你什么成分？”他有點火了。
“我三代貧農，土改根子。”
“你征購任務完成了嗎？”他再問，顯然想挽回主動權。
“完成啦，我年年超產。”
方苞趕忙貼在省委書記耳朵邊說：“習書記，他們大隊生產上是個先進呢。”
“什么先進？”省委書記再也忍不住了，“這種書記還先進？你叫什么名字？”
“文富祥。”屋角上傳來的聲音堅定而平靜。
半天，再冷冷地頂了一句：“寶安縣福永公社鳳凰大隊，共產黨員文富祥。”
這時，這位監牢中出來的省委書記反而沒有發火了，他被這位“真正的共產黨員”的氣概所打動：英雄，真正的英雄！
文富祥把“喇叭筒”從嘴上摘下來，在腳下踩滅：“習書記，你也是吃過苦的，所以我才對你講這些真話：咱們共產黨政策要還這樣下去，還不改，人都會跑光啦！”
習仲勛沒再說話，這些話已經深深地打中了他。
20多年后，陳秉安在深圳迎賓館見到了習仲勛。后來，陳秉安在書中回憶，習老說：“方苞曾經領我到邊防去看過，好像還開了一個黨員學習班，有個支部書記我印象很深……”
他說的那個“支書”，應該就是文富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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