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賢治
中國新文學從產生之日起，便帶上世界主義的性質。這不只在于由文言到白話的轉變，重要的是文學觀念的革新。從此，出現了新的文體，新的主題，新的場景、人物和故事，于是一個新的文學時代開始了。
以文體論，所謂“文學革命”最早從詩和散文開始。小說是后發的，先是短篇，后是中篇和長篇，作者也日漸增多起來。由于五四的風氣所致，早期小說的題材多囿于知識人的家庭沖突和感情生活；繼“畸零人”之后，社會底層多種小人物出現了，廣大農民的命運悲劇與農村中的階級斗爭進而廓張了小說的疆域，隨后，城市工人與市民生活也相繼進入了小說家的視野。小說以它的敘事性、故事性，先天地具有一種大眾文化的要素，比較詩和散文，影響更為迅捷和深廣。
從小說的長度看，中篇介于短篇與長篇之間，但也因此兼具了兩者的優長。由于具有相當的體量，中篇小說可以容納更多的社會內容；又由于結構不太復雜而易于經營，所以，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小說家多有中篇制作。論成就，或許略遜于長篇，但勝于短篇是肯定的。
一九二二年，魯迅在報上連載《阿Q正傳》。這是新文學運動發生以后的第一個中篇小說，在革命的大背景下，為國人的靈魂造像；形式之新，寓意之深，輝煌了整個文壇。阿Q，作為一個典型人物，相當于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在中國，為廣大的人們所熟知，他的“精神勝利法”成了民族的寓言。在二十年代，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創作頗豐，中篇小說作家有郁達夫、廢名、許地山、茅盾，以及沅君、廬隱、丁玲等。郁達夫在五四文學中享有盛名。他的小說，最早創造了“零余者”的形象，其中自我暴露、性描寫，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雖然有頹廢的傾向，卻不無反封建的進步的意義。《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是他的代表性作品，打著時代特有的個性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雙重烙印。在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中，作為剛剛覺醒的女性主義者，追求個性解放和自由戀愛的莎菲女士，結果陷入歧路彷徨、無從選擇的困局之中，表現了一代五四新女性所面臨的新觀念與舊事物相沖突的尷尬處境。繼魯迅之后，一批“鄉土作家”如臺靜農、蹇先艾、許欽文、王魯彥等崛起文壇，是當時的一個突出的文學現象。但是佳作不多，中篇絕少。
畢竟是新文學的發軔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小說大多流于粗淺，至三十年代，作家隊伍迅速擴大，而且明顯地變得成熟起來。有三種文學，其中一種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三民主義文學”；另一種與官方文學相對立，在當時聲勢頗大，稱為“左翼文學”。以“左聯”為中心，小說作家有茅盾、柔石、蔣光慈、葉紫、張天翼、丁玲，外圍有影響的還有蕭軍、蕭紅等。其中，中篇如《林家鋪子》《二月》《麗莎的哀怨》《星》《八月的鄉村》《生死場》，都是有影響的作品。茅盾素喜取景歷史的大框架，早期較重人物的生理和心理描寫，有點自然主義的味道，后來有更多的理性介入，重社會分析。中篇《林家鋪子》講述杭嘉湖地區一個小店鋪老板苦苦掙扎，終于破產的故事。同《春蠶》諸篇一起，展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民族危難、民生凋敝的廣闊的社會圖景。《二月》是柔石的一部詩意作品。小說在一個江南小鎮中引出陶嵐的愛情，文嫂的悲劇，和一個交頭接耳、光怪陸離而又死氣沉沉的社會。最后，主人公蕭澗秋在流言的打擊下，黯然離開小鎮。作者以工妙的技巧，揭示了知識分子在殘酷的現實生活中進退失據的精神狀態。詩人蔣光慈的小說《麗莎的哀怨》《沖出云圍的月亮》發表后，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影響轟動一時。其實“革命+戀愛”的創作模式，并不能遮掩小說所展露的人性的光輝。特別在充斥著“左”傾教條主義政治話語的語境中，作者執著于對“人”的描寫，對人性與環境的真實性呈現，是極為難得的。蕭軍和蕭紅是東北流亡作家，作品充滿著一種家國之痛。《八月的鄉村》以場景的連綴，展示了與日本和偽滿洲國軍隊戰斗的全貌。《生死場》超越民族和國家的限界，著眼于土地和人的生存。“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是貫穿全篇的主旋律。小說有著深厚的人本主義的內涵，帶有啟蒙的意義。
此外，還有一種文學，來自一批自由派作家，獨立的作家，難以歸類的作家。如老舍、巴金、沈從文等，在藝術上，有著更為自覺的追求。像沈從文的《邊城》《長河》，就沒有左翼作品那種強烈的階級意識。沈從文自稱“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人”。他傾情于“永遠的湘西”，著意于表現自然之美與野蠻的力，敘述是沉靜的，描寫是細致的，一些殘酷的血腥的故事，在他的筆下，也都往往轉換成文化的美，詩意的美，而非倫理的美。巴金早期的小說頗具政治色彩，如《滅亡》；而《憩園》，則是一種挽歌調子，很個人化的。施蟄存等一批上海作家是另一種面貌，他們頗受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從事實驗性寫作。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左翼作家是一批青年叛逆者，敢于正視現實、反抗黑暗；其中有些作品雖然因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藝術的力量，但是仍然不失為當時最為堅實鋒銳的文學，是五四的“人的文學”的合理的延伸。
整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動蕩不安。這時，除了早年成名的作家遺下一些創作外，新進的作家作品不多，突出的有張愛玲的《金鎖記》和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張愛玲善于觀察和描寫人性幽暗的一面，《金鎖記》可謂代表作。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何嘗不是寫人性，卻是張揚的、光明的、美善的。在勞動婦女郭素娥的身上，不無精神奴役的創傷，卻更多地表現出了與命運抗爭的頑強的生命力。延安文學開拓出另一片天地：清新、簡樸、頌歌式。丁玲的《在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以及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形態很不相同，但在文學史上都有著全新的意義。在丁玲這里，明顯地帶有五四時期的個人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殘留，所以當時遭到不合理的批判。趙樹理的小說，可以說專寫農村和農民，但不同于此前知識分子作家的鄉土小說，強調的不是苦難，而是新生的活力和希望。語言形式是民族的、傳統的，結合現代小說的元素，有個人的創造性，但無疑地更加切合時代的需要。所以，周揚高度評價趙樹理的作品，稱為“新文藝的方向”。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國有了統一的文壇。從五十年代初期的文藝整風開始，多種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對作家的思想、個性和創造力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害。比如對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以及隨后對路翎入朝創作的《洼地上的戰役》等小說的批判，都在小說界產生了直接的消極影響。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說頗為寥落。少數青年作者帶有銳意的作品，如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較早表現反官僚主義的主題。小說也許受到來自蘇聯的“寫真實”“干預生活”等理論和作品的影響，但是作者無意模仿，這里是來自五十年代中國的真實生活，和一個“少布”的理想激情的歷史性相遇。它的出現，本是文學話語，通過政治解讀遂成為“毒草”，二十年后同眾多雜草一起，作為“重放的鮮花”傲然出現。老作家孫犁以一貫的詩性筆調寫農業合作化運動，自然被“邊緣化”；趙樹理一直注目于農村中的“中間人物”，卻在一九六二年著名的“大連會議”之后為激進的批判家所拋棄。“文革”十年，文壇荒廢，荊棘遍地；所謂“迷陽聊飾大田荒”，甚至連迷陽也沒有。
“文革”結束以后，地下水噴出了地面。以短篇小說《傷痕》為標志的一種暴露性文學出現了，此時，一批帶有創傷記憶的中篇如《天云山傳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大墻下的紅玉蘭》《綠化樹》《一個冬天的童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同時問世。《綠化樹》敘寫的是右派章永璘被流放到西北勞改農場的經歷，是張賢亮描寫中國知識分子歷史命運的一部力作。與其他“大墻文學”不同的是，作者突出地寫了食和性。通過對主人公一系列懺悔、內疚、自省等心理活動的描寫，對饑餓包括性饑餓的剖視，真實地再現了特定年代中的知識分子的苦難生活。作者還創作了系列類似的小說，名為“唯物論者的啟示錄”，對一代知識分子命運作了深入的反思。張弦的小說，婦女形象的描寫集中而出色。《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未亡人》《掙不斷的紅絲線》，其中的女性，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無論是少女還是寡婦，都是生活中的弱勢者，極“左”路線下的不幸者、失敗者和犧牲者。馳騁文壇的，除了傷痕累累的老作家之外，又多出一支以知青作家為代表的新軍，作品有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駿馬》，王小波的《黃金時代》，阿城的《棋王》等。或者表達青年一代被劫奪的苦痛，或者表現為對土地和人民的皈依，都是去除了“瞞和騙”的寫真實的作品。這時，關注現實生活的小說多起來了。無論是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還是諶容的《人到中年》、路遙的《人生》，都著意表現中國社會的困境，不曾回避轉型時期的問題。《人到中年》通過中年眼科大夫陸文婷因工作和家庭負擔過重，積勞成疾，瀕臨死亡的故事，揭示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現狀，可謂切中時弊。小說創造了陸文婷這個悲劇性的英雄形象，富于藝術感染力，一經發表，立即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作家非常活躍，帶來中篇小說空前的繁榮。這時，出現了重在人性表現的另類作品，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還有史鐵生的《關于詹牧師的報告文學》《命若琴弦》等，顯示了創作的多元化傾向。汪曾祺的小說創作起步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卻因時代的劫難，空置幾十年之后，終至大器晚成。他自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小說多敘民間故事，十足的中國風。《大淖記事》乃短篇連綴，散文化、抒情性，氣象闊大，尺幅千里，在他的作品中是有代表性的。
八十年代中期，“思想解放運動”落潮，美學熱、文化熱興起。在文學界，“尋根文學”“先鋒小說”應運而生。“尋根”本是現實問題的深化，然而，“尋”的結果，往往“超時代”，脫離現實政治。王安憶的《小鮑莊》，以多元的敘述視角，通過對淮北一個小村莊幾戶人家的命運，尤其是撈渣之死的描寫，剖析了傳統鄉村的文化心理結構，內含對國民性及現實生活的雙面批判，是其中少有的佳作。“先鋒小說”在敘事上豐富了中國小說，但是由于欠缺堅實的人生體驗，大體淺嘗輒止，成就不大，有不少西方現代主義的贗品。
至九十年代，中篇小說創作進入低落、平穩的狀態。這時，作家或者倡言“新寫實主義”，“分享艱難”，或者標榜“個人化敘事”，暴露私隱。無論回歸正統還是偏離正統，都意味著文學進入了一個思想淡出、收斂鋒芒的時期。王朔是一個異類，嘲弄一切，否棄一切；他的作品，容易讓人想起魯迅的名文《流氓的變遷》，卻也不失其解構的意義。這時，有不少作家致力于歷史題材的書寫或改寫，莫言的《紅高粱》寫抗戰時期的民眾抗爭，格非的《迷舟》寫北伐戰事，從敘述學的角度看，明顯是另辟蹊徑的。蘇童的《妻妾成群》，寫的是大家族的婦女生活。在大宅門內，正妻看透世事，轉而信佛；小妾卻互相傾軋，死的死，瘋的瘋。這些女人，都需要依附主子而活，互相迫害成為常態，不失為一個古老的男權社會的象征。尤鳳偉的《小燈》和林白的《回廊之椅》寫歷史運動，視角不同，筆調也很不一樣。尤鳳偉重寫實，重細節，筆力雄健；林白則往往避實就虛，描寫多帶詩性，比較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經典作品，卻都是帶有顛覆性的敘述。賈平凹有一個關于土匪生活的系列中篇，藝術上很有特色。現實題材中，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劉慶邦的《到城里去》，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胡學文的鄉土故事和徐則臣的北漂系列，多向寫出“新時期”的種種窘態。鐘求是的《謝雨的大學》，解析當代英雄，包括大學教育體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作品。關于官場、礦區、下崗工人、性工作者，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的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和現象，都在中篇創作中有所反映，但大多顯得簡單粗糙，質量不高。
一百年來，經過時間的淘洗，積累了一批具有經典性、代表性的中篇小說。“百年中篇典藏”按現代到當代的不同時段，從中遴選出二十四部作品，同時選入相關的其他中短篇乃至散文、評論若干一起出版。宗旨是，使讀者對具體的作家、作品，乃至一百年來中篇小說創作的源流狀貌有一個較為完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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