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書總序
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講話中指出：“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
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發展時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時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越來越緊密。首先，我國的綜合國力上了一個新臺階，在全球的地位不斷上升。2018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5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6%。與此同時，中國還是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二大服務貿易國、近130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場、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特別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這些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每年超過30%。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在全球競爭力排行榜列第28位，是最具競爭力的新興市場國家之一。其次，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不斷得到增強，越來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目前，中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中國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多邊機制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是亞太經合組織、亞信、東亞“10+3”等區域性國家組織或機制的重要成員，還積極創建了上海合作組織，創設了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在一系列的重要國際活動中，中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和倡議，如全球治理觀、正確義利觀、發展觀、安全觀、合作觀、全球化觀、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并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目前，120多個國家和29個國際組織同中方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協議。“一帶一路”倡議提出6年來，中國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貿易總額超過6萬億美元，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超過900多億美元，承包工程營業額超過4000億美元。中國同沿線國家共建的82個境外合作園區為當地創造近30萬個就業崗位，給各國帶去了滿滿的發展機遇。最后，中國承擔了與自身發展階段、應負責任相稱的國際義務。中國是聯合國會費第二大出資國、聯合國維和行動經費第二大出資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中國派出維和人員3.9萬余人次，參與維和任務區道路修建工程1.3萬余千米，運輸總里程1300萬千米，接診病人17萬多人次，完成武裝護衛巡邏等任務300余次。中國積極參與反恐、打擊海盜等國際合作，中國海軍在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行動常態化。中國積極推動朝鮮核問題、伊朗核問題、巴以問題、敘利亞問題、阿富汗問題等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堅定支持《巴黎協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援建重大基礎設施項目300余個，實施民生援助項目2000余個，為受援國培訓各類人次近40萬名，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177批次（累計受益人口超過500萬人）。中國解決了13億多人民的溫飽問題，減少了7億多貧困人口，僅過去5年就減貧6800多萬人，占全球減貧人口總數的70%以上，率先實現貧困人口減半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當然，雖然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但我國基本國情和國際地位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雖然超過9000美元，但僅僅是美國的七分之一，歐盟的四分之一，在世界上排72位，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時，我們還有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城鄉、地區差距仍然很大，發展水平總體還處在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過渡階段。因此，中國既是一個世界性綜合實力很強的大國，又是一個人均收入較低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今天，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早已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中國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世界也會更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未來發展。如何看待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以為，要跳出百年看百年，從一個較長的歷史視角來觀察，或許有助于我們正確把握和認識這一判斷。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因為我們正處于全球化發展調整期、世界權力結構轉移期和科學革命發展孕育期這三個歷史長周期的疊加期，所以矛盾深刻、形勢復雜。
首先，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出現了一些嚴重失衡問題，亟須調整。例如，在空間發展上的不平衡。1453年是一個人類歷史上值得予以高度重視的年份。這一年，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陷，拜占庭帝國覆滅。此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逐漸控制了歐亞地區，試圖獨占古代絲綢之路的商業利潤。但陸路受阻，卻迫使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積極開辟新的海上貿易航道，推動了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世界開始通過海洋連為一體。據統計，全世界經濟總量一大半集中在沿海岸帶300千米之內的地區，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皆是如此，中國也不例外。最近英國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發現，并非中央對內地不重視，而是大航海時代開啟后，東部沿海地區越來越多地卷入全球化，而內地因遠離海洋而拉開了與東部的發展差距。突出的表現就在于貨幣白銀。沿海地區獲得了大多數的美洲白銀，而內地則被海洋時代所拋棄。于是，沿海與內地的資本積累差距日益擴大。從2016年美國大選結果和美國各州收入水平相關性來看，沿海地區，特別是西太平洋沿岸地區絕大多數支持全球化，而特朗普和共和黨的得票主要來自中西部內陸地區。
又如，文化交往上的不平等。在全球化過程中，很長一段時間是帝國殖民統治下的全球化，而殖民帝國統治下的文化交融不可能是平等的，還往往把宗教作為殖民擴張的工具，這就必然導致文化融合不足，沖突加劇。冷戰后，這一文明或文化沖突又伴隨著移民流動在全球擴展。其實，就目前全球經濟發展來看，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如果要維持經濟增長，需要大量移民。美國學者布赫霍爾茨提出過一個“25年法則”，即在現代工業化之后的社會，假如一個國家在連續兩個25年（也就是兩代人）的時間內，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超過2.5%，那么這個國家的生育率就會降至人口置換率的水平，即每個婦女有2.5個孩子。如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增長三代人的時間，那么其生育率通常會降至2.1，該國就需要通過移民來保持穩定的工作人口。但現實問題是，移民并不僅僅是一個移動的生產要素，還是一個文化載體，一旦文化交融受阻，就會造成沖突，影響社會穩定。里夫金在15年前就撰文指出：移民問題是對“歐洲夢”的根本考驗。歐洲每年必須招募至少100萬移民，但與此同時，移民潮又將威脅甚至壓垮已經十分緊張的政府福利預算和人們自身的文化認同。
再如，受益與責任上的不對等。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是跨國公司。它們不僅在全球配置各種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資源，甚至還配置了稅收。例如，美國有些跨國公司直接將外國賺取的利潤留在低稅率國家不拿回來，或更有甚者，將美國賺取的利潤“轉讓定價”出去放在國外，以“遞延”交稅。有些干脆不滿足于“遞延”交稅，直接將總部遷出美國，遷到低稅率國家，這樣，跨國公司在外國的收入直接避免了在美國的納稅。2004年至2013年，47家跨國公司總部遷離美國。這就是所謂的母子倒置交易。據美國稅收和經濟政策研究所分析，截至2016年年底，世界500強跨國企業中，有367家在離岸避稅地累計利潤約2.6萬億美元，這使得美國政府每年損失1000億美元，相當于政府公司稅收入3000億美元的三分之一。2.6萬億美元離岸利潤里，其中四分之一是來自蘋果、輝瑞、微軟和通用電氣這4家公司，離岸利潤最高的前30家公司合計超過1.76萬億美元。而政府主要是靠稅收來提供公共服務的，這樣就導致了受益和責任的不對等，影響了政府促進科技、教育和公共衛生等的發展。羅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論》一書中就提出了“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理論，即經濟全球化、民主制度與國家主權三者不可能兼容。政府是每個國家的政府，市場卻是全球性的，這就是全球化的致命弱點。這一弱點，加上事實上全球資源配置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就產生了全球化的另一個大問題：收入差距拉大。以美國為例，美國收入排名前1%的人，其財富占比達到居民財富總額的24%。斯蒂格利茨將這種現象調侃為“百分之一有、百分之一治、百分之一享”。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近幾十年來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幾乎停滯。1973年至2016年，剔除通脹因素，美國工人實際收入年均增長0.2個百分點。報告同時指出，雖然過去50年美國經濟取得長足進步，但處于中間60%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變化很小。這一趨勢在與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相比時更為明顯：中產階級家庭收入自1979年至2014年的真實增長（剔除通脹因素）僅28%，而同期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的增長是95%。更為重要的是，在過去這幾十年中產階級家庭取得的收入增長，全部來自家庭中女性開始出門工作的貢獻。由此可見，美國中產階級正在逐漸貧困化，而這些失敗人群成為了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總之，全球化發展到今天，確實存在問題和失衡，目前正進入再平衡過程。但是，全球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如何正確應對和協調，事關全球經濟的穩定和繁榮。
其次，世界力量和權力格局又迎來了新一輪的權力轉移期。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從戰略角度，以500年的世界政治史為背景，探討了經濟與軍事的關系及其對國家興衰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出，世界權力結構大約100年出現一次更替。16世紀是葡萄牙、西班牙稱雄的時代，17世紀是荷蘭的黃金時代，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是由英國主宰，而19世紀末開始美國逐漸奪取全球霸主地位。正可謂“為見興衰各有時”。當前，世界力量和權力格局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2018年7月，習近平主席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的講話指出：“未來10年，將是國際格局和力量對比加速演變的10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80%。按匯率法計算，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現在的發展速度，10年后將接近世界總量一半。”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中國的崛起。200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美國的10％多一點，但是目前已經接近美國的70%。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越來越清晰，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帶動下開始走出低谷，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引起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關注，這引發了美國戰略界的焦慮，并開始把中國視為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的修正者和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挑戰者。2017年以來，美國多份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者”。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先后指責中國是與美國爭奪世界主導地位的“壞人”(bad actor)。《華盛頓郵報》記者金斯指出：新的對華政策融合了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的鷹派觀點，國防部長馬蒂斯的戰略定位，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的經濟民族主義立場，以及副總統彭斯以價值觀為基礎的主張。美國學者白邦瑞在《百年馬拉松》一書中強調，中國有一項百年計劃，就是通過取得西方技術，發展強大經濟，最后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艾利森認為，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修昔底德陷阱”幾乎已經被視為國際關系的“鐵律”。從16世紀上半葉到現在的近500年間，在16組有關“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案例中，其中有12組陷入了戰爭之中，只有4組成功逃脫了“修昔底德陷阱”。雖然中國一再表明，中國無意改變美國，也不想取代美國，并主動提出構建中美之間“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但是，美國從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出發，將中國的發展壯大視為對美國的挑戰和威脅。其實，在美國的“戰略詞典”里，哪個國家的實力全球第二，哪個國家威脅到美國地位，哪個國家就是美國最重要的對手，美國就一定要遏制這個國家，以往對蘇聯、日本等國的打壓都是有力的例證。為此，目前，美國對中國的崛起從貿易、科技、教育、文化、軍事等方面實施成體系性的總體遏制，甚至不惜與中國“脫鉤”，而這也使得全球安全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即傳統安全議題復歸主導地位，大國地緣政治博弈加劇，民粹主義上升趨勢不減，導致了世界局勢更加不穩定、不確定。世界經濟論壇最新的《全球風險報告》指出，93%的受訪者認為大國間的政治或經濟對抗將更加激烈。如何避免中美之間的結構性權力沖突，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不僅關乎中美兩國未來的發展，也關乎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最后，科學革命進入了發展孕育期。當前世界正處于新一輪技術創新浪潮引發的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開端，全球各主要科技強國都在圍繞爭奪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優勢地位進行博弈。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是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與傳統的物理、化學和機械等學科的相互結合，是以人工智能、機器人、新能源、新材料、量子信息、虛擬現實等為主的全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但必須指出，我們現在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應用科技的發展，基礎理論還停留在20世紀愛因斯坦時代。20世紀初至40年代，人類基礎科學理論有了重大突破，代表成果就是量子力學與相對論，這兩項成就重建了現代物理學，讓人類對自然與宇宙的認識上了一個臺階。在基礎理論突破的基礎上，帶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應用科技的爆炸式繁榮。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基于對未來科技發展的樂觀前景主動將自己的中低端制造業轉移出去，積極推動自由貿易。但是，由于目前新的科學革命尚處于發展孕育期，美國自身處于“科技高原下的經濟困境”。教育水平衰落、研發投入停滯、科學家地位下降等又導致美國暫時無力推動出現科學革命的新高峰，繼續保持未來發展持續的科技紅利。芯片的摩爾定律揭示，基礎理論沒有突破，應用科技早晚會走到盡頭。特別是由于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對于人口基數龐大、交易數據豐富、傳統設備缺少的國家形成有利機遇，中國在市場規模、改造成本、應用場景等方面具備“后發優勢”，在互聯網的相關應用（包括社交、電商、移動支付等）和在新一代信息技術上（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5G、云計算等）取得了顯著進步，這就使得美國擔心在高科技領域被中國全面超越。目前看來，在新的科學革命沒有產生前，現有的科技革命競爭將在存量基礎理論框架內展開，會變得越來越激烈和殘酷。唯有新的科學革命產生，才有可能改變目前的爭奪態勢，并最終決定世界力量和權力結構。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的發展必然會受到外部國際環境影響，但中國自身的發展也將最終影響并決定世界格局。為此，我們要認真汲取人類發展的有益文明成果，在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自覺糾正超越階段的錯誤觀念，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以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不斷壯大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斷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不斷為我們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塑造更加有利于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維護、用好和延長重要戰略機遇期。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于2015年3月經上海市機構編制委員會批準，由成立于1985年，汪道涵先生創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更名組建，原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整建制并入，核定編制60人。合并更名之前，吳建民大使和上海市政協原副主席、上海社會科學院原黨委書記兼院長王榮華教授曾擔任中心的主席，本院著名學者王志平、潘光、黃仁偉等在中心擔任過領導。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的前身東歐中西亞研究所和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也都是有影響力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作為全國首批25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之一上海社會科學院屬下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理應堅持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導，牢固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和角色觀，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深入探尋世界轉型過渡期國際形勢的演變規律，準確把握歷史交匯期我國外部環境的基本特征，研判分析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有力推動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和合作共贏。為此，我們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將本所研究人員的一些高質量成果以“中國與世界叢書”的形式集中出版，以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良好外部環境提供理論基礎和政策建議。
是為序。
王健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2019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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