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2015年以來，研究團隊輾轉貴州、內蒙、安徽、四川、河南、江蘇、廣西、青海等地20多個貧困縣的百余個貧困村，和扶貧第一線的扶貧干部、“第一書記”、村“兩委”和貧困戶深入交流訪談，入戶調研近千戶，參與和見證了中國歷史上波瀾壯闊的脫貧攻堅戰。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我國扶貧經歷了一個與時代變遷相適應的發展過程，充分發揮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中國脫貧攻堅制度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實施“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實行五級書記抓扶貧，建立貧困縣考核機制、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干部駐村幫扶機制、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管理機制、金融服務機制和創新社會參與機制，從利益相關者角度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參與約束和激勵約束，為解決激勵相容問題進行了探索，并在脫貧攻堅過程中逐步構建了目標體系、責任體系、工作體系、政策體系、投入體系、動力體系、社會動員體系、監督體系和考核評估體系。這些機制和制度體系是根據“六個精準”（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的根本要求而構建的，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為精準扶貧提供了制度保障，有效解決了“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以及“如何退”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在脫貧攻堅戰過程中，我國鍛煉了一批優秀干部，為相對貧困治理和鄉村振興戰略培養了大量后備干部和人才隊伍。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中國共產黨的公開政治承諾。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考察貧困地區尤其是深度貧困地區，在重要時點、關鍵時刻和重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做出批示指示，把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是我們黨立下的軍令狀。中西部22省（市、區）黨政領導與中央簽訂了脫貧攻堅責任書，地方政府層層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制定了詳細的脫貧攻堅路線圖；隨著脫貧攻堅的縱深推進，2018年又出臺《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開展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總動員令。“時間表—軍令狀—路線圖—總動員令”，脫貧攻堅唯有背水一戰。經過近五年的攻堅戰、七年多的精準扶貧，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成就。
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根據《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9》，按照2010年不變價格每人每年2300元的貧困標準，1978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達到7.7億人，貧困發生率約為97.5%。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把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2012年至今，我國連續七年每年減貧1000萬人以上，到2019年底，我國貧困人口減到551萬人，貧困發生率降至0.6%。到2020年4月中旬，全國832個貧困縣中已有780個縣宣布摘帽。
貧困人群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我國持續推進開放式扶貧政策，通過提升貧困群體的內生動力和可行能力穩定脫貧。目前在我國建檔立卡貧困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靠外出務工和產業脫貧，工資性收入和生產經營性收入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轉移性收入逐年下降，貧困地區農戶增收超過同期全國水平。例如，832個貧困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6079元增加到2019年的11567元，年均增長9.7%，比同期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2個百分點。全國建檔立卡貧困戶人均純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2%。
貧困地區貧困人群民生突出問題得到總體解決。一方面，我國實施“特惠”政策，對建檔立卡貧困戶基本建立了從適齡幼兒到不同就學階段的教育補助體系、基本醫療保險和大病醫療保險等醫療救助體系、異地扶貧搬遷和危房改造等住房保障體系，解決了貧困家庭“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另一方面，我國實施“普惠”政策，加大對貧困地區道路、電力、飲水工程、通信網絡、物流、信息化等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貧困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緩解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截止2019年，貧困縣農網供電可靠率已經達到99%，深度貧困地區貧困村通寬帶比例達到98%。
中國脫貧對世界扶貧作出了重大貢獻。貧困是沖突和不穩定的根源，也是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我國長期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目前已經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9年，我國GDP總量超過99萬億元，人均GDP達到10276美元，已經步入中等收入國家，在持續快速經濟增長的同時讓大多數人民分享了獲益。我國提前10年完成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減貧目標，脫貧對世界貢獻超過了70%，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和如期脫貧對中國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義。
2020年2月5日，我國出臺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強調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和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要全面宣傳扶貧事業歷史性成就，深刻揭示脫貧攻堅偉大成就背后的制度優勢，向世界講好中國減貧生動故事。本書課題組在國家社科基金十九大專項基金支持和國務院扶貧辦的指導下，選擇了扶貧改革試驗區、第一批脫貧地區和深度貧困地區進行調研。在共同努力下，課題組在國家社科基金《成果要報》《光明日報》理論版發表研究成果，政策建議獲國務院扶貧辦采納。鑒于調研中的第一手數據，研究報告對樣本選擇地的脫貧實踐從就業扶貧、金融扶貧、第一書記扶貧運行機制及成效等方面進行了調查和評估。
就業脫貧是我國目前最直接、最有效的脫貧手段，也是世界通行的基于能力脫貧的主要路徑。從脆弱性視角研究發現，在不同的貧困標準線下，不同地區參與就業的樣本農戶家庭貧困脆弱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減緩，但在同一貧困線下不同地區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我國未來縮小地區差距任務仍然十分艱巨。從脆弱性視角的政策研究意義表明：2020年后我國將進入相對貧困階段，貧困防治更為重要，因而我國扶貧政策靶向目標選擇需要進一步修正；盡管參與務工能夠顯著減緩相對貧困地區農戶貧困脆弱性，但我國農村地區勞動力市場欠發達，地區發展不均衡，為防止返貧并縮小地區間農戶收入差距，我國應加大就業扶貧及就業培訓力度，提升貧困戶內生動力以實現脫貧的可持續性。
為緩解融資難，我國為建檔立卡貧困戶發放“5萬元(含)以下、3年期以內、免擔保抵押、扶貧貼息支持、縣級風險補償”的低利率、低成本的扶貧小額信用貸款，用于貧困戶的生產、就業、就學和移民搬遷等用途。實證研究發現：小額信貸對貧困戶增收起著正向激勵作用，但資金發放采取“戶貸戶用”和“戶貸企用”兩種方式，目前面臨貸款資金回收難、可能發生大面積信用風險問題。針對扶貧項目具有零、散、小，單個項目成熟度不夠，項目投后管理難度大及收回難等問題，我們提出以數據為核心改變金融服務的基礎邏輯，建立區域專屬數據庫，基于互聯網和大數據，通過金融服務模式創新和金融服務效率提升共同作用創造價值；開展貧困地區信用體系建設，針對各類金融機構扶貧資源、客戶群體的不同，采取不同分工，實現各類扶貧項目的精準對接；以村級集體組織發展為載體，考慮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金融支持政策，發展特色產業和“家門口”就業，進一步創新金融扶貧機制，加大普惠金融覆蓋面，助推農戶增收和農村經濟增長。
對“第一書記”的研究發現：基層干部工作經驗和資源獲取能力對村集體經濟發展具有正向激勵效應。“第一書記”作為核心力量嵌入基層組織，成為銜接國家幫扶力量與社會幫扶力量的重要載體。實證研究發現：第一書記的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對村集體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具有農村工作經驗的第一書記能更快更好地開展扶貧工作；政治社會資本和關系社會資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村集體增收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來源單位的政治屬性對幫扶成效的影響并不顯著;資源獲取在政治社會資本或者關系社會資本對村集體收入的正向影響中起到部分或者全部的中介作用。蘭考模式為我國現行鄉村人才嚴重缺失背景下的基層組織治理機制創新做法，即“縣直機關和村基層組織共建全覆蓋”，不僅為鞏固脫貧成果、也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和后備干部能力提升，提供了實踐途徑。
我國初步建立的穩定脫貧機制效果明顯，但集體增收難、鄉村人才少、扶貧資金使用效率低和供需不匹配等問題依然存在。一方面，我國應著力完善獨立第三方評估，加強扶貧資金稽查和監管，著力增加信息透明度，確保從起點到終點的動態精準管理；另一方面，從發展視角提升貧困縣、貧困村和貧困戶內生動力。2020年后扶貧時代，我國應該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為城鄉居民醫療、教育等社會公共事業發展提供穩定保障。
在研究報告即本書寫作過程中，課題組充分發揮了團隊優勢，分工合作。研究報告共分10章，課題組首席專家謝玉梅教授和第一子課題負責人黃承偉研究員共同擬定了報告寫作綱要，對全書進行了審定。全書章節寫作分工安排：前言、后記和第1章：謝玉梅，第2章：黃承偉，第3章：孟佳豪、丁鳳霞，第4章：汪雪川、徐瑋，第五章：楊陽，第6章：臧丹，第7章：孟佳豪、謝玉梅；第8章：臧丹、楊陽、丁鳳霞、謝玉梅，第9章：夏璐、孟佳豪、謝玉梅。
作者感謝國家社科基金十九大專項項目“打贏脫貧攻堅戰跟蹤評估研究（18VSJ098）”對本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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