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沒有哪個歷史話題在過去20 年里比拉丁征服君士坦丁堡，更能吸引德、法兩國學者的注意，也沒有哪個歷史問題像拉丁征服君士坦丁堡這樣在同時期內(nèi)能夠如此地吸引大批歷史學者付出如此大的精力，有關這個問題的熱烈討論從過去到現(xiàn)在一直在進行著。
同時，中世紀君士坦丁堡乃至東羅馬帝國這些大問題25 年來一直是大批歐洲大陸學者關注的焦點，這些學者的成果為我們今天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在這些貢獻者的成果中，必須提到的有如下這些：
穆拉爾德（Muralt ）的《拜占庭編年史》（Chronography of Byzantine History），它涉及的是從1057 年到1453 年的歷史，因此成為研究該時期的學者們的重要工具性書籍。有些非常次要的事件，權威作家們沒有提到，也沒有任何有關這些內(nèi)容的評論，但埃德（Heyd ）的《中世紀時期黎凡特地區(qū)貿(mào)易史》（History of Trade in the Levant during the Middle Ages）［2］成為細節(jié)研究的代表。赫爾特（Hurter ）屬于相對早期的作家，他對英諾森三世（Innocent the Third ）與東羅馬的交往事件有非常生動、不偏不倚的描述，而且赫爾特最引人注目的身份是一位新教牧師。［3］查理·霍普夫（Charlers Hopf）、塔費爾（Tafel ）以及托馬斯（Thomas ）的研究讓人們了解了威尼斯與新羅馬之間的事情。克勞斯（Krause ）對拜占庭的風俗禮儀、宮廷外交等做了有趣的記述，為了解拜占庭的社會生活提供了幫助。在本書的前言中還應提到芬利（Finlay ）的著作，他也對拜占庭的歷史有深入的研究。弗里曼教授（Professor Freeman ）的《撒拉森人征服史》（History and Conquest of the Saracens）、《歐洲奧斯曼歷史》（History of the Ottoman Power in Europe ）以及《歷史文集》（Historical Essays ）為了解撒拉森人和突厥人的影響提供了無價的參考。
我提及的其他作家的成果主要是對和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相關的內(nèi)容有明確記載的，這些內(nèi)容對本書的后半部分非常重要。這些作家中有些是同時代的。尼基塔斯和其他希臘作家的作品可以與維爾阿杜安（Villehardouin ）以及其他西方作家的作品相媲美。還有一些曾被遺忘的手稿。在本書中，引用了一些特許狀、通諭及其他文件，這些材料都經(jīng)過仔細篩選、確認判斷。我也從克利姆克（Klimke ）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歷史資料》（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urth Crusade）、克勞澤（Klause ）的《歷史》（History）、穆德曼博士（Dr.Mordtmann）的《關于兩次征服君士坦丁堡》（The History of the Two Captures of Constantinople）中獲益良多，穆德曼的作品對了解中世紀的君士坦丁堡的地形特別有用。穆德曼博士和帕斯帕提博士（Dr. Paspati ）以及其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很多考古學家在都城地形的研究上取得了成功，他們借助希臘俱樂部獲得了有趣的信息，例如古城墻的地圖，這與近來的發(fā)現(xiàn)相印證，所以其價值極高。
我提到的這些作家都關注過威尼斯。有關威尼斯的爭議與十字軍的一樣悠久。第一位對威尼斯提出指控的是一位當代寫十字軍的法國—敘利亞裔作家，他指責威尼斯背叛了基督教世界。其他作家與他的基本立場一致。岡瑟（Gunther），這位在阿爾薩斯的巴黎西多會修士在他的君士坦丁堡歷史著述中，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別處沒有的事實，他是當代十字軍作家中，為數(shù)不多的知道開羅的蘇丹與威尼斯達成協(xié)議的人之一，這件事就記錄在《摧毀君士坦丁堡》（Devastatio Constantinopolitana）中。《摧毀君士坦丁堡》的作者不詳，查理·霍普夫認為這本書是由一位德國教士所著，克利姆克則認為是由一位來自現(xiàn)代的奧地利的人所著，而泰西（Tessier ）則認為是一位倫巴第人在博尼法斯（Boniface ）授權下寫的。本書提到的羅伯特·德·克拉里（Robert de Clari ）的《占領君士坦丁堡》（La Prise de Contantinople ）是研究拉丁征服的現(xiàn)代著作中最有價值的書。在瑞亞特伯爵編輯的書中，對威尼斯的行為以及其他有疑問的歷史事件都有記述。瑞亞特伯爵對十字軍后期的一些問題比其他人做了更多的闡述。我認為《拉丁人的東方社會》（La Societe de L’Orient Latin ）應該歸功于瑞亞特伯爵，這部著作記錄了大量有關拉丁人占領下的君士坦丁堡以及黎凡特（Levant ）很多地方的史實。在我們這個時代，有關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爭論還沒有引起注意。
從吉本（Gibbon ）到芬利，維爾阿杜安明確地向法國進行示好的敘述都摘錄自他們的作品，而這幾乎是關于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確定的結論，因為他的敘述恰好與那些被克利姆克視作官方記載的其他作家的著作，以及被遺忘、忽略的獨立觀察者們的記述相一致。馬斯拉特利（M. de Mas-Latrie ）可能是第一個對維爾阿杜安的記載提出疑問的作家，在其著作《塞浦路斯歷史》（History of Cyprus ）中，他認為丹多羅（Dandolo ）應該對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失敗負責，其結論是香檳元帥對事情不太了解，沒有看穿威尼斯的計謀。這一觀點遭到瓦伊（M. Wailly ）的強烈反擊，瓦伊是法蘭西學院維爾阿杜安作品的資深編輯，他認為不存在什么需要看穿的秘密。瓦伊堅持認為，“十字軍拋棄了去敘利亞的路線是由一次偶然、完全沒有預見性的事件引起的——即小阿萊克修斯（Alexis ）去威尼斯，在征服君士坦丁堡過程中，既不存在引誘者，也不存在叛變者”。
由此，針對誰的說法更權威的爭論出現(xiàn)了，討論的焦點就是維爾阿杜安記述的權威性，截至目前，歐洲大陸出現(xiàn)了很多疑問，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在本書交付出版的幾周前，我收到了瓦伊、斯特萊特（M. Streit）和泰西有關考察十字軍更改路線的研究；另一方面，杜卡日（Du Cange ）用了極大的精力和學識對瑞亞特的著作做了研究。阿諾托（M. Hanoteaux ）也做了相關研究。我基本上同意瑞亞特的結論。
以下問題一直以來都是爭論的焦點。
（1）威尼斯的行為。對此期待解決以下疑問：
（a）在威尼斯和埃及蘇丹阿迪勒（Malek-Adel ）之間有沒有達成查理·霍普曼提到的條約？即埃及許諾給共和國好處，作為回報威尼斯不讓十字軍進攻埃及？
（b）丹多羅是否有意在利多島（Lido ）制造困難，以此來履行以上的條約？
（c）征服扎拉（Zara ）是不是丹多羅更改十字軍的預謀？抑或征服扎拉純屬偶然，無論是丹多羅還是博尼法斯都未提前謀劃？
瑞亞特伯爵堅持認為在十字軍還未到達利多之前威尼斯就預謀叛變。泰西對此提出反對意見，他舉出了一份值得重視的證據(jù)，即英諾森三世的一封信，在信中，教皇號召威尼斯的教士向那些非基督徒學習，忠于圣地的事業(yè)。赫爾特也質(zhì)疑威尼斯是否有預謀。
（2）十字軍的目的和行為。
（a）十字軍想要實現(xiàn)的目的是什么？他們是否在埃及問題上意見一致？
（b）十字軍是被引誘去進攻扎拉的嗎？抑或是他們自己在當時的條件下就愿意這么做？
（c）維爾阿杜安是威尼斯的同謀嗎？如果存在叛變，維爾阿杜安是否隱瞞了自己知道的實情？
根據(jù)維爾阿杜安及其追隨者的表述，遠征軍改道進攻扎拉既沒有外部勢力干涉，也沒有預謀，更不是威尼斯的叛變，事實是，開始十字軍并不同意這一目標，他們也不同意那些希望把埃及作為最好的進攻點的領導者們的提議，還不同意那些固執(zhí)地堅持要進攻敘利亞的大多數(shù)東道主們的建議；第二，由于到達威尼斯的規(guī)定的軍隊人數(shù)不夠，十字軍被迫接受了威尼斯總督的建議向扎拉進軍。所以，十字軍改道既非預謀也非叛變，純屬偶然。
（3）博尼法斯的行為。
（4）士瓦本的腓力（Philip of Swabia ）的行為。
（5）英諾森三世的行為。以上這幾項內(nèi)容，主要圍繞以下幾個問題進行：
（a）在離開威尼斯踏上遠征之前，腓力、博尼法斯、丹多羅之間是否就十字軍進攻君士坦丁堡達成了共識？
（b）英諾森三世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腓力與其他領導人之間的這些預謀？
針對這個問題，溫科爾曼（M. Winkelmann ）的研究可以解答。他認為在腓力和博尼法斯之間達成了共識。
（c）腓力是什么時候為了小阿萊克修斯的利益第一次對進攻君士坦丁堡的提議表示出興趣的？
泰西認為腓力干預十字軍與其說是想實現(xiàn)其在新羅馬的目的，或幫助他的妹夫，還不如說腓力想把教皇置于尷尬境地，以此來確保自己在西方作為羅馬人皇帝的地位。如果他實現(xiàn)了這個目標，他就可以與奧托（Otho ）抗衡，后者是其在西方皇位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如果腓力不能成功，十字軍沒有進攻君士坦丁堡，英諾森三世的偉大目標受到重創(chuàng)，教皇的影響力也會下降。
對于英諾森三世的行為，過去15 年的討論已經(jīng)明確證實教皇譴責進攻扎拉，而且也從未授權十字軍進攻君士坦丁堡。我相信英諾森想盡力阻止進攻君士坦丁堡的行動，但是這一觀點仍然有很多值得再討論的地方。在確認了一系列事實之后，我不得不對以上觀點做出讓步，雖然英諾森三世強烈反對進攻扎拉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也譴責了這些行動主張，但是在他的信件中，有些內(nèi)容表明如果非正統(tǒng)教徒的城市得到懲罰，他不會表示不滿。
我對以上的作家和本書正文中將提到的作家致以深深的歉意，因為我的目的與各位都不相同。在我居住于君士坦丁堡做拜占庭歷史研究的時候，我得出如下結論：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更改遠征路線導致突厥人進入歐洲；盡管在1261 年，希臘人再次攻占君士坦丁堡，但是新羅馬的帝國已經(jīng)被徹底摧毀；這場歐洲大災難由一系列因素引起，這些因素使新羅馬在面臨十字軍進攻時變得相當脆弱。因此，我認為1204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1453 年奧斯曼征服的前奏，拉丁征服的政治影響是歐洲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之一。
我強調(diào)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意義，我認為帝國過去一直進行著不斷的斗爭，在過去150 年里，它不斷取得對亞洲勢力的勝利，這既消耗了帝國的實力，又教化了那些入侵帝國的民族；最后當新羅馬不能保護自己的時候，從四面八方涌來的敵人發(fā)起一次次的進攻，給予帝國致命的打擊；十字軍占領君士坦丁堡是東羅馬帝國衰亡的一個原因，而十字軍的這一行為最終又讓突厥人輕而易舉地攻下君士坦丁堡。征服君士坦丁堡是西方在處理東方問題上犯下的大錯。東西方問題的實質(zhì)是歐洲能否容忍亞洲的影響以及一個亞洲化的宗教，“歐洲是歐洲人的”經(jīng)常成為戰(zhàn)爭的口號。幾百年來，君士坦丁堡一直是抵抗亞洲的要地。西方人一直有意保持、鞏固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如果他們不那樣做，實際上就相當于讓亞洲自由進入歐洲。
埃德溫·皮爾斯（Edwin Pears ）于君士坦丁堡，1885 年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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