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百年中篇典藏”系列，精選中國現(xiàn)當代中篇經(jīng)典，全精裝印制，文學與收藏價值并重。
著名學者林賢治主編。
每冊選入作家代表作品、照片及相關作品創(chuàng)作手記、訪談、評論，手跡等，整體充實完善，別具紀念意義。
32開本小巧精致，閱讀體驗上佳。
一百年來，經(jīng)過時間的淘洗，積累了一批具有經(jīng)典性、代表性的中篇小說。“百年中篇典藏”按現(xiàn)代到當代的不同時段，從中遴選出二十四部作品。宗旨是，使讀者對具體的作家、作品，乃至一百年來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源流狀貌有一個較為完整的了解。
總 序
林賢治
中國新文學從產生之日起，便帶上世界主義的性質。這不只在于由文言到白話的轉變，重要的是文學觀念的革新。從此，出現(xiàn)了新的文體，新的主題，新的場景、人物和故事，于是一個新的文學時代開始了。
以文體論，所謂“文學革命”最早從詩和散文開始。小說是后發(fā)的，先是短篇，后是中篇和長篇，作者也日漸增多起來。由于五四的風氣所致，早期小說的題材多囿于知識人的家庭沖突和感情生活；繼“畸零人”之后，社會底層多種小人物出現(xiàn)了，廣大農民的命運悲劇與農村中的階級斗爭進而廓張了小說的疆域，隨后，城市工人與市民生活也相繼進入了小說家的視野。小說以它的敘事性、故事性，先天地具有一種大眾文化的要素，比較詩和散文，影響更為迅捷和深廣。
從小說的長度看，中篇介于短篇與長篇之間，但也因此兼具了兩者的優(yōu)長。由于具有相當?shù)捏w量，中篇小說可以容納更多的社會內容；又由于結構不太復雜而易于經(jīng)營，所以，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小說家多有中篇制作。論成就，或許略遜于長篇，但勝于短篇是肯定的。
一九二二年，魯迅在報上連載《阿Q正傳》。這是新文學運動發(fā)生以后的第一個中篇小說，在革命的大背景下，為國人的靈魂造像；形式之新，寓意之深，輝煌了整個文壇。阿Q，作為一個典型人物，相當于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在中國，為廣大的人們所熟知，他的“精神勝利法”成了民族的寓言。在二十年代，創(chuàng)造社和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創(chuàng)作頗豐，中篇小說作家有郁達夫、廢名、許地山、茅盾，以及沅君、廬隱、丁玲等。郁達夫在五四文學中享有盛名。他的小說，最早創(chuàng)造了“零余者”的形象，其中自我暴露、性描寫，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雖然有頹廢的傾向，卻不無反封建的進步的意義。《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是他的代表性作品，打著時代特有的個性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雙重烙印。在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中，作為剛剛覺醒的女性主義者，追求個性解放和自由戀愛的莎菲女士，結果陷入歧路彷徨、無從選擇的困局之中，表現(xiàn)了一代五四新女性所面臨的新觀念與舊事物相沖突的尷尬處境。繼魯迅之后，一批“鄉(xiāng)土作家”如臺靜農、蹇先艾、許欽文、王魯彥等崛起文壇，是當時的一個突出的文學現(xiàn)象。但是佳作不多，中篇絕少。
畢竟是新文學的發(fā)軔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小說大多流于粗淺，至三十年代，作家隊伍迅速擴大，而且明顯地變得成熟起來。有三種文學，其中一種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三民主義文學”；另一種與官方文學相對立，在當時聲勢頗大，稱為“左翼文學”。以“左聯(lián)”為中心，小說作家有茅盾、柔石、蔣光慈、葉紫、張?zhí)煲怼⒍×幔鈬杏绊懙倪�有蕭軍、蕭紅等。其中，中篇如《林家鋪子》《二月》《麗莎的哀怨》《星》《八月的鄉(xiāng)村》《生死場》，都是有影響的作品。茅盾素喜取景歷史的大框架，早期較重人物的生理和心理描寫，有點自然主義的味道，后來有更多的理性介入，重社會分析。中篇《林家鋪子》講述杭嘉湖地區(qū)一個小店鋪老板苦苦掙扎，終于破產的故事。同《春蠶》諸篇一起，展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民族危難、民生凋敝的廣闊的社會圖景。《二月》是柔石的一部詩意作品。小說在一個江南小鎮(zhèn)中引出陶嵐的愛情，文嫂的悲劇，和一個交頭接耳、光怪陸離而又死氣沉沉的社會。最后，主人公蕭澗秋在流言的打擊下，黯然離開小鎮(zhèn)。作者以工妙的技巧，揭示了知識分子在殘酷的現(xiàn)實生活中進退失據(jù)的精神狀態(tài)。詩人蔣光慈的小說《麗莎的哀怨》《沖出云圍的月亮》發(fā)表后，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影響轟動一時。其實“革命+戀愛”的創(chuàng)作模式，并不能遮掩小說所展露的人性的光輝。特別在充斥著“左”傾教條主義政治話語的語境中，作者執(zhí)著于對“人”的描寫，對人性與環(huán)境的真實性呈現(xiàn)，是極為難得的。蕭軍和蕭紅是東北流亡作家，作品充滿著一種家國之痛。《八月的鄉(xiāng)村》以場景的連綴，展示了與日本和偽滿洲國軍隊戰(zhàn)斗的全貌。《生死場》超越民族和國家的限界，著眼于土地和人的生存。“在鄉(xiāng)村，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是貫穿全篇的主旋律。小說有著深厚的人本主義的內涵，帶有啟蒙的意義。
此外，還有一種文學，來自一批自由派作家，獨立的作家，難以歸類的作家。如老舍、巴金、沈從文等，在藝術上，有著更為自覺的追求。像沈從文的《邊城》《長河》，就沒有左翼作品那種強烈的階級意識。沈從文自稱“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xiàn)象所傾心的人”。他傾情于“永遠的湘西”，著意于表現(xiàn)自然之美與野蠻的力，敘述是沉靜的，描寫是細致的，一些殘酷的血腥的故事，在他的筆下，也都往往轉換成文化的美，詩意的美，而非倫理的美。巴金早期的小說頗具政治色彩，如《滅亡》；而《憩園》，則是一種挽歌調子，很個人化的。施蟄存等一批上海作家是另一種面貌，他們頗受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的影響，從事實驗性寫作。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左翼作家是一批青年叛逆者，敢于正視現(xiàn)實、反抗黑暗；其中有些作品雖然因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藝術的力量，但是仍然不失為當時最為堅實鋒銳的文學，是五四的“人的文學”的合理的延伸。
整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動蕩不安。這時，除了早年成名的作家遺下一些創(chuàng)作外，新進的作家作品不多，突出的有張愛玲的《金鎖記》和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張愛玲善于觀察和描寫人性幽暗的一面，《金鎖記》可謂代表作。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何嘗不是寫人性，卻是張揚的、光明的、美善的。在勞動婦女郭素娥的身上，不無精神奴役的創(chuàng)傷，卻更多地表現(xiàn)出了與命運抗爭的頑強的生命力。延安文學開拓出另一片天地：清新、簡樸、頌歌式。丁玲的《在醫(y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以及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形態(tài)很不相同，但在文學史上都有著全新的意義。在丁玲這里，明顯地帶有五四時期的個人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殘留，所以當時遭到不合理的批判。趙樹理的小說，可以說專寫農村和農民，但不同于此前知識分子作家的鄉(xiāng)土小說，強調的不是苦難，而是新生的活力和希望。語言形式是民族的、傳統(tǒng)的，結合現(xiàn)代小說的元素，有個人的創(chuàng)造性，但無疑地更加切合時代的需要。所以，周揚高度評價趙樹理的作品，稱為“新文藝的方向”。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國有了統(tǒng)一的文壇。從五十年代初期的文藝整風開始，多種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對作家的思想、個性和創(chuàng)造力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害。比如對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以及隨后對路翎入朝創(chuàng)作的《洼地上的戰(zhàn)役》等小說的批判，都在小說界產生了直接的消極影響。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說頗為寥落。少數(shù)青年作者帶有銳意的作品，如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較早表現(xiàn)反官僚主義的主題。小說也許受到來自蘇聯(lián)的“寫真實”“干預生活”等理論和作品的影響，但是作者無意模仿，這里是來自五十年代中國的真實生活，和一個“少布”的理想激情的歷史性相遇。它的出現(xiàn)，本是文學話語，通過政治解讀遂成為“毒草”，二十年后同眾多雜草一起，作為“重放的鮮花”傲然出現(xiàn)。老作家孫犁以一貫的詩性筆調寫農業(yè)合作化運動，自然被“邊緣化”；趙樹理一直注目于農村中的“中間人物”，卻在一九六二年著名的“大連會議”之后為激進的批判家所拋棄。“文革”十年，文壇荒廢，荊棘遍地；所謂“迷陽聊飾大田荒”，甚至連迷陽也沒有。
“文革”結束以后，地下水噴出了地面。以短篇小說《傷痕》為標志的一種暴露性文學出現(xiàn)了，此時，一批帶有創(chuàng)傷記憶的中篇如《天云山傳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大墻下的紅玉蘭》《綠化樹》《一個冬天的童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同時問世。《綠化樹》敘寫的是右派章永璘被流放到西北勞改農場的經(jīng)歷，是張賢亮描寫中國知識分子歷史命運的一部力作。與其他“大墻文學”不同的是，作者突出地寫了食和性。通過對主人公一系列懺悔、內疚、自省等心理活動的描寫，對饑餓包括性饑餓的剖視，真實地再現(xiàn)了特定年代中的知識分子的苦難生活。作者還創(chuàng)作了系列類似的小說，名為“唯物論者的啟示錄”，對一代知識分子命運作了深入的反思。張弦的小說，婦女形象的描寫集中而出色。《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未亡人》《掙不斷的紅絲線》，其中的女性，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無論是少女還是寡婦，都是生活中的弱勢者，極“左”路線下的不幸者、失敗者和犧牲者。馳騁文壇的，除了傷痕累累的老作家之外，又多出一支以知青作家為代表的新軍，作品有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駿馬》，王小波的《黃金時代》，阿城的《棋王》等。或者表達青年一代被劫奪的苦痛，或者表現(xiàn)為對土地和人民的皈依，都是去除了“瞞和騙”的寫真實的作品。這時，關注現(xiàn)實生活的小說多起來了。無論是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還是諶容的《人到中年》、路遙的《人生》，都著意表現(xiàn)中國社會的困境，不曾回避轉型時期的問題。《人到中年》通過中年眼科大夫陸文婷因工作和家庭負擔過重，積勞成疾，瀕臨死亡的故事，揭示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現(xiàn)狀，可謂切中時弊。小說創(chuàng)造了陸文婷這個悲劇性的英雄形象，富于藝術感染力，一經(jīng)發(fā)表，立即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作家非常活躍，帶來中篇小說空前的繁榮。這時，出現(xiàn)了重在人性表現(xiàn)的另類作品，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還有史鐵生的《關于詹牧師的報告文學》《命若琴弦》等，顯示了創(chuàng)作的多元化傾向。汪曾祺的小說創(chuàng)作起步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卻因時代的劫難，空置幾十年之后，終至大器晚成。他自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小說多敘民間故事，十足的中國風。《大淖記事》乃短篇連綴，散文化、抒情性，氣象闊大，尺幅千里，在他的作品中是有代表性的。
八十年代中期，“思想解放運動”落潮，美學熱、文化熱興起。在文學界，“尋根文學”“先鋒小說”應運而生。“尋根”本是現(xiàn)實問題的深化，然而，“尋”的結果，往往“超時代”，脫離現(xiàn)實政治。王安憶的《小鮑莊》，以多元的敘述視角，通過對淮北一個小村莊幾戶人家的命運，尤其是撈渣之死的描寫，剖析了傳統(tǒng)鄉(xiāng)村的文化心理結構，內含對國民性及現(xiàn)實生活的雙面批判，是其中少有的佳作。“先鋒小說”在敘事上豐富了中國小說，但是由于欠缺堅實的人生體驗，大體淺嘗輒止，成就不大，有不少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贗品。
至九十年代，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進入低落、平穩(wěn)的狀態(tài)。這時，作家或者倡言“新寫實主義”，“分享艱難”，或者標榜“個人化敘事”，暴露私隱。無論回歸正統(tǒng)還是偏離正統(tǒng)，都意味著文學進入了一個思想淡出、收斂鋒芒的時期。王朔是一個異類，嘲弄一切，否棄一切；他的作品，容易讓人想起魯迅的名文《流氓的變遷》，卻也不失其解構的意義。這時，有不少作家致力于歷史題材的書寫或改寫，莫言的《紅高粱》寫抗戰(zhàn)時期的民眾抗爭，格非的《迷舟》寫北伐戰(zhàn)事，從敘述學的角度看，明顯是另辟蹊徑的。蘇童的《妻妾成群》，寫的是大家族的婦女生活。在大宅門內，正妻看透世事，轉而信佛；小妾卻互相傾軋，死的死，瘋的瘋。這些女人，都需要依附主子而活，互相迫害成為常態(tài)，不失為一個古老的男權社會的象征。尤鳳偉的《小燈》和林白的《回廊之椅》寫歷史運動，視角不同，筆調也很不一樣。尤鳳偉重寫實，重細節(jié)，筆力雄健；林白則往往避實就虛，描寫多帶詩性，比較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經(jīng)典作品，卻都是帶有顛覆性的敘述。賈平凹有一個關于土匪生活的系列中篇，藝術上很有特色。現(xiàn)實題材中，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劉慶邦的《到城里去》，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胡學文的鄉(xiāng)土故事和徐則臣的北漂系列，多向寫出“新時期”的種種窘態(tài)。鐘求是的《謝雨的大學》，解析當代英雄，包括大學教育體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作品。關于官場、礦區(qū)、下崗工人、性工作者，現(xiàn)代化、城市化過程中的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和現(xiàn)象，都在中篇創(chuàng)作中有所反映，但大多顯得簡單粗糙，質量不高。
一百年來，經(jīng)過時間的淘洗，積累了一批具有經(jīng)典性、代表性的中篇小說。“百年中篇典藏”按現(xiàn)代到當代的不同時段，從中遴選出二十四部作品，同時選入相關的其他中短篇乃至散文、評論若干一起出版。宗旨是，使讀者對具體的作家、作品，乃至一百年來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源流狀貌有一個較為完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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