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了張仲禮老先生曾“公開發表”和“內部印行”中有關國際漢學界的文章，前者如《歷史研究》《社會科學》等上的文章，后者如《經濟學術資料》內刊上的文章。為保持文本的原來樣貌，編者僅對明顯的存疑及錯誤之處作了改正，本書對于了解我國最早展開的國際學術交流情況有一定的幫助，值得出版。
時光飛逝，彈指百年。2020年4月10日，乃張仲禮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日。
張仲禮先生是上海社會科學院老院長、著名經濟學家，生于上海，祖籍無錫。祖父早年來滬經商，父親為上海郵政局高級職員。1937年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就讀醫科，次年轉入經濟系學習，主修經濟學，副科為社會學。大學期間，選修課程涵蓋歷史、商法、社會學、數學，乃至宗教課等。1946年7月，參加全國第二屆自費留學生暨公費生留學考試，次年2月赴美，入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學習，攻讀碩士、博士學位。
1953年，張仲禮先生以《19世紀的中國紳士——從他們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論證其經濟地位》博士論文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成為該校經濟學系二戰后培養的第一位博士。此后，先生先后在華盛頓大學經濟系、遠東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副教授等職，研究中國經濟史和太平天國史，同時在經濟系講授經濟學原理、美國的工業結構、遠東經濟問題和中國經濟史。先生治學嚴謹專注，攻讀碩、博士學位和留校工作期間完成了《中國紳士》《19世紀中國重要官員的奏稿提要》《中國紳士的收入》《太平天國史》（三卷本，與導師梅谷合作）等重要學術著作。其中，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紳士： 關于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和《中國紳士的收入》，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經典之作。
新中國成立后，掀起“向科學進軍”的熱潮，熱切期盼留學海外自然科學家與人文社會科學家回國參加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先生熱愛祖國，不顧華盛頓大學竭力勸說挽留，毫不猶豫放棄美國穩定、高薪、體面的高校終身教職，于1958年底攜妻子毅然歸國，回到上海。適逢上海社會科學院籌建，先生進入經濟研究所工作，先后專司無錫榮氏家族企業史料研究，以及英美煙草公司在華企業檔案整理，發表了《1834-1867年我國對外貿易的變化與背景》《1905-1937年中國人民抵貨運動對棉紡織品市場的影響》等重要論文。
“文化大革命”時期，先生受到沖擊，到過“五七”干校勞動鍛煉，做過7年外文翻譯工作。1978年10月，上海社會科學院恢復重建，先生回院工作。1980年1月，任經濟研究所情報資料研究室主任，9月，任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84年1月，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主持工作）。1987年6月，任院長，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并連任四屆，連續多年提出全國一號提案。1998年11月，先生卸任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為上海社會科學院顧問。
先生擔任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12年，充分發揮自己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迅速開拓了上海社會科學院與國際學術界和海外知名研究機構廣泛多方位的學術合作交流，支持和幫助一大批學人前往歐美發達國家大學及研究機構深造和訪學，邀請國際著名學者前來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注重加強學術理論研究和服務國家現代化建設實踐相結合，大大提升了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國內外影響力、知曉度。
先生在繁忙的行政領導工作中始終不忘學術研究，他主持的經濟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跨所合作項目，成就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和《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兩大國家重點研究項目，是跨學科、跨領域研究的重要學術成果，也培養出一批中青年學者和學術領軍人物。先生為改革開放后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發展和學術研究繁榮作出了開創性重大貢獻，歷史將永遠銘記。
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代中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是一個更加需要思想和理論的時代，是一個更加需要社會科學學人貢獻真知智慧的時代。上海社會科學院是上海社科研究的重鎮，國家首批高端智庫之一。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張仲禮先生的為國情懷、人文精神和治學之道，為建設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不懈奮斗。值此先生百年誕辰之際，我院歷史研究所馬軍研究員梳理張仲禮先生上世紀80年代初譯介的部分國際漢學界研究內刊稿，出版《我所了解的國際漢學界》，是對先生最好的告慰與紀念。
是為序。
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
張道根
2020年3月
張仲禮，男，1920年4月10日生，2015年9月19日逝世，享年95歲。江蘇無錫人，經濟學博士，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副所長，上海社會科學院原院長。第六至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1982年獲美國盧斯基金會中國學者獎。
貝爾熱談法國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現狀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東亞圖書館和東亞研究部門
陳學霖談美國研究中國史情況和中國經濟史研究工作中的問題
法國準備研究上海史
哈佛大學出版第一本中國企業史
澳大利亞研究中國簡況
謝文孫談歐美學者關于中國歷史上政府與經濟關系的研究計劃
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中國研究所簡況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概況
哈佛國際發展研究所簡況
關于“中國的國家與經濟”國際討論會情況報告
歐洲“準工業化”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進行比較的論述
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簡況
近年來法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簡況
布萊克談英國準備研究怡和洋行歷史等情況
歐美學者研究上海經濟史簡況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第三十四屆年會概況——美國通訊
華盛頓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概況
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研究所和經濟系概況
太平洋沿岸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概況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概況
美國胡佛研究所及其附屬東亞研究所和東亞圖書館概況
國外洋務運動研究概述
美國召開中國企業家精神討論會
國外有關中國資產階級研究概述
中國經濟史國際討論會將在意大利召開
《中國近代經濟史論著選譯》序言編者
《大公司與關系網：中國境內的西方、日本和華商大企業（1880—1937）》中譯本序
美國留學與教研： 華盛頓大學十二載
附錄
“張仲禮譯介國際漢學界”文論目錄初編
回國前夕的張仲禮——郭廷以日記摘錄
張仲禮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編后記（227）
國外洋務運動研究概述
國外學術界洋務運動的高潮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但此后仍在逐步深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日本史學界的研究較多。本文選擇歐美、日本和蘇聯學者若干年來一些較有影響的觀點，概述如下。
一、洋務運動的含義和分期
在國外著作中，關于洋務運動，有的稱“現代化運動”，有的稱“西方化運動”，也有的徑用洋務派的自稱即“自強運動”。關于洋務運動包括哪些重要內容，雖無重大分歧，但有廣狹之分。
美國哈佛大學榮譽教授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認為，清政府的新式“洋務”活動，包括外交、外貿和各種有關商人、傳教士事務的處理，以及種種涉及西方事物的新項目，諸如創辦經營語言學堂、新式軍隊、兵工廠、船塢、礦山、商船、海軍等。
美國史學家卡梅倫等認為，當時的“西方化運動”是實用的，并不觸及中國文化。它主要有三個內容，“即工業化、軍事改革以及少量的教育改革，還沒有企圖了解西方思想的努力”。
美國圣路易市華盛頓大學教授斯佩克特則認為，自強運動“只是一些政府領導人和集團的連續不斷的努力，企圖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以增強中國的軍事力量，并在較小程度上企圖學習西方的工業技術”。
日本史學家鈴木智夫認為，洋務運動當然包括洋務派的外交活動，并專門著文分析了洋務派的外交政策。他指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前半期，洋務派在外交政策方面也如同在經濟政策方面一樣，企圖打開新局面，對于歐美列強為擴大對華貿易，要求在中國享有鐵路鋪設權、礦山開發權、企業經營權而施加的壓力，顯示了對抗姿態。
蘇聯史學家齊赫文斯基在討論洋務運動內容時認為：“‘自強’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在中國創建現代（按照西方式樣）的軍事工業： 制造局、船塢、彈藥廠等，向中國封建地主軍隊提供鎮壓太平軍和其它反政府起義所必須的槍炮和戰艦。”
“自強外交”，也應是洋務運動不可分割的部分。齊赫文斯基在分析1861年建立的總理衙門時指出：“總理衙門的官僚機構后來由五個股組成：英、法、俄、美和海防。它兼管了清朝同世界各國的事務。”他說，這些洋務派當時主張立即同英、法議和，“他們準備對中國孤立于外部世界的傳統政策作某些改變”，同外國建立外交關系，同外國使節保持接觸，并監督外國商務。
此外，教育也是洋務運動的內容之一，如開辦同文館學習外國語，選送幼童出國學習等等。齊赫文斯基認為清廷是在“‘自強’政策范圍內為其狹隘的目標培養現代技術人才，以滿足軍事工業和官僚機構對外往來的需要，同時小心地監視著這些人才”。
有的蘇聯學者認為興辦近代化的工業企業是洋務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涅波姆寧還認為，“自強”政策“還致力于貨幣制度的現代化”。正是在洋務運動期間，銅錢的猛烈貶值和各種重量、形狀的鑄錢并存所帶來的換算困難，迫使政府推行歐洲化的貨幣制度。
關于洋務運動的分期，費正清等認為七十年代后期之前為早期階段，并認為這一時期不失為一個有希望的階段。“當時國內政治斗爭還不如以后那樣復雜，國際環境也還不那么惡劣，因此還有可能對一些項目作長期性規劃，如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塢都有培訓人員的計劃，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也不只是著眼于利潤，而是企圖通過與外商輪船和外國進口煤競爭而維護對中國經濟的控制權。”
美國西方學院陳錦江教授則認為分期可以用提出“富強”口號為標志。他指出，同治中興的領導人在六十年代倡導自強運動還沒有提出“富強”的口號，只是在七十年代才開始使用這個口號，然而只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即中法戰爭之后，湯壽潛、陳熾、陳虬、馬建忠等官紳才開始懷疑傳統的政治經濟結構能否使中國富強，馬建忠的《富民說》、陳熾的《富國策》等都是后期出現的著作。
蘇聯史學界也普遍認為洋務運動的出現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即在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過程中逐漸出現的。例如齊赫文斯基認為，在依靠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力量鎮壓國內各族人民反抗斗爭的過程中，清廷內部出現了“有必要立刻仿效外國（歐美資產階級國家）軍事技術”的主張，是持有這些主張的人推動了“自強”運動的發展。這種“自強”政策的實施時間“是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至1894—1895年（對日戰爭開始）期間”。早在1861年，奕䜣及其支持者在關于設立總理衙門的奏折里，就把國內人民起義作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提出了“自圖振興”的口號，這同以后習見的“自強”是完全“相同的思想”。
齊赫文斯基還認為，“自強”政策的實施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大的時期： （一） 1860—1870年，這時清帝國統治集團的主要精力放在迅速鎮壓太平軍、捻軍和少數民族的起義上；（二） 1870—1885年，這是開始從事企業活動的淮軍和湘軍封建地主集團逐漸影響清政府的時期；（三） 1885—1894年，中法戰爭失敗以后，李鴻章集團強大起來，至甲午戰爭慘敗，自強政策“全面破產”。
涅波姆寧認為，洋務企業的發展“表現為兩個連續發展階段的更替。第一個階段是1862—1881年，這是軍事工業發展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隨后的十三年（1882—1894年），這是官督商辦的階段，即由官府領導私人企業的階段”。
二、洋務運動的起因和目的
關于洋務運動的起因和洋務思想的來源，鄧嗣禹和費正清認為，洋務思想來源于馮桂芬，而馮桂芬的思想又源出于林則徐、魏源。美國圣巴巴臘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徐中約也認為，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震動了士大夫階級，于是馮桂芬等率先提倡自強思想，建議中國采用西式艦炮，修建船塢、兵工廠。卡爾森（Carlson）也指出，李鴻章等官僚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開始“自強”運動，他們認為“中國必須采用西方技藝，才能保護自己不致進一步遭受西方的侵略”。致力于研究中國近代海軍史的前美國駐天津領事J. L. 勞林森（J. L. Rawlinson）認為，洋務派考慮海軍的現代化是由于國內外的壓力偶然地相連在一起而引起的。
《劍橋中國史》則說，1864年海關開始公布的通商口岸的進出口數字，無可懷疑地表明了中國一直是入超國。官僚們指責貿易赤字造成財富外流，導致國弱民窮，薛福成等人于是提出了富強思想，“求富”成為自強的動力。
法國史學家謝諾、巴斯蒂和白吉爾也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開辟了新軍事工業的前景，同時，與太平軍斗爭的深化促使領導人制訂更大規模的軍事工業計劃。
日本國立京都大學基礎學部副教授崛川哲男的觀點不同。他認為洋務運動不是林則徐與魏源等人主張的延伸。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推進洋務運動的直接動機在于獲得列強的支援，鎮壓太平天國，這是由于體驗到了洋式武器的威力，同林則徐與魏源相比，洋務派阻攔列強侵略的意識是相當淡薄的。鈴木智夫則認為，李鴻章從事新式企業的建設，一開始就是在那些與國防密切相關的部門進行的，如航運、煤炭、鐵路、電訊等，這是由李鴻章的見地決定的，中國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受辱必然要求新的軍事力量。
蘇聯史學界則較注重國內因素的探討。他們認為清帝國滿漢統治集團的一些顯要人物，都曾對起義的中國農民及少數民族實行軍事討伐和圍剿，他們從兩次鴉片戰爭和對付太平天國的經驗中得出一個堅定的信念，即西方的軍事技術比自己陳舊的、中世紀的裝備優越得多。因此，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就出現了主張籌辦“夷務”或“洋務”的人。
除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原因以外，蘇聯某些史學家也注意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同“自強”政策的提出有關。例如杰柳辛（Л. П. Делюсин）指出，“因為與西方列強軍事沖突的失敗，在中國封建社會是最上層，中國優于西方的傳統觀念雖然依舊存在并占上風，但是“那里也開始認為到加強國防力量的必要性”。“自強”思想的實質首先在于提高軍隊的戰斗力，按照西方樣式實現軍隊的現代化，是局勢迫使人們開始研究和采用西方技術，以便“攘夷”。
蘇聯經濟史學家涅波姆寧則認為外國殖民列強的經濟侵略同樣也是促成洋務運動產生的原因。他說，除了對外戰爭的失敗、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沖突以及農民戰爭有可能重新爆發的原因之外，英國和其它外國在華經濟力量的增強使清廷恐懼，這同樣也提出了“自強”和建立“自己”的企業的必要性。
關于洋務運動的目的，徐中約認為是為了御侮，特別是為了抵御日本。如李鴻章說過，如果中國不在造船和軍火方面急起直追，日本即將仿效西方而欺侮中國。勞林森也認為琉球事件的發生，促使洋務派改革海軍組織。謝諾等法國學者認為，洋務派辦軍用工業的意圖與后來的實施情況有差異。就洋務派最初的意圖而言，主要是御侮，這可以用洋務派發展海軍的實例來說明。海軍對于鎮壓當時的捻軍和回民起義沒有用處，而曾、左、李卻力主發展海軍。但是，由于后來起義頻繁，軍用工業生產的槍炮在鎮壓起義中倒起了很大作用。崛川哲男則認為，洋務運動是把增強并重新強化搖搖欲墜的清朝封建統治體制作為目標的運動。不能說它是以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為目標的，對于民族資本的發展倒不如說是采取敵對的態度。而對于列強，則是屈從乃至勾結。洋務派的活動僅限于在列強所容許的范圍內。因此，由洋務運動所帶來的軍事力量的強化，與其說是針對外敵，不如說是為了壓制民眾及少數民族。
日本學者芝原拓自也認為洋務運動是以加強封建統治為目的而開展起來的，決不是以實現資本主義為目的。日本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依田熹家也指出，洋務派在軍用工業方面的一系列活動是洋務運動的核心，其實質是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美國學者托馬斯·肯尼迪根據對江南制造局的研究，也認為洋務派辦江南制造局的目的是鎮壓太平天國。
蘇聯史學家別列茲內依、葉菲莫夫等認為，洋務運動的目的主要在于武裝軍隊，鎮壓人民起義。齊赫文斯基則認為洋務運動的推行者試圖通過國家和軍事行政機構的少許改革和按照現代西方樣式重新武裝軍隊來鞏固帝國對人民群眾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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