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一步的現代化受制于農業社會和計劃經濟的傳統觀念和體制，這幾乎是所有重要的中國經濟難題所產生的根源。
現代經濟發展要以人力資本的積累為前提，這一點沒有人否認。但是，人力資源需要通過人口流動配置到回報比較高的地方，理解這一點的人就少了很多。
人力資源回報在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差異，主要由一些難以被人為政策所改變的地理或者經濟地理因素所決定，要讓人們承認這一點，那簡直是難比登天。
中國改革開放40余年，很快從一個農業國步入到服務業為主的后工業化階段。但是從農業社會過來的人，仍然把農村想象為田園牧歌式的詩情畫意，把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村人口減少視為衰敗。而城市規模對于現代經濟增長和個體教育回報的重要意義，則更是在農業社會的視野之外。
同時，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總是認為，通過行政干預可以改變由市場經濟導致的結果，一旦當市場經濟的結果與自己的想象或主張不一致的時候，總以為是市場經濟存在著缺陷，而自己的良好愿望可以取代人們的自主選擇。
農業社會加上計劃經濟的觀念，又與分權體制下強勢的地方政府相結合，對于全國范圍內的統一市場，和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要素有效配置，產生了負面影響。每一個地方的政府都只希望做大本地的經濟規模，但是對資源的跨地區有效配置卻漠不關心。吊詭的是，一些理論卻把這個當作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體制因素，可見學術界也并沒有跳出農業社會加計劃經濟的桎梏。
這本書以人力資源特別是教育為研究對象。在方法論上，秉承空間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路徑，左手揭示政治經濟學因素對于人力資源配置和回報的影響，右手強調現代經濟空間集聚所伴隨的人力資源高效利用。左手右手，缺一不可，是為空間政治經濟學的主旨。
至此，若只看到體制激勵，以為地方層面的招商引資和大干快上就是經濟增長，或者只看到區域間資源集中分布，便認為中國已經是一個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現代經濟。兩者皆可休矣。
是為序。
陸銘
2020年7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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