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獲1997年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Prize)
關于中西交往史的后現代主義研究力作
18世紀晚期中英兩國首次正式接觸的全景式呈現
全新視野聚焦下的馬嘎爾尼使團訪華
本書第六章的標題是沿中線而行，何謂沿中線而行？何偉亞引用乾隆皇帝對清廷官員的告誡：在處理與外來者（外夷）有關的事物時，你們必須在鋪張浪費與匱乏之間采取中間路線（豐儉適中），以便正確地遵循朝廷的常規（體制）。英國使團的遭遇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行程伊始，馬嘎爾尼便在日記中感嘆，東方帝國供給之豐，對他國使臣的優待，幾世所罕見。但抵達北京入住圓明園的居所后，這位英國使臣又對住所的鄙陋不甚滿意：余一入此室，心中大異，以其前此招待何其恭，今又何其一陋至此。
進而言之，沿中線而行似乎也隱喻本書的考察將做到客觀公正，不偏不倚。作者自言對中英兩國的文獻給予了同等對待，并盡可能隱去自身立場，以一種更為開放的姿態來面對資料。作者指出，在對中英禮儀的探討中，本書正是要努力彰顯歷史研究的人文學科取向：即把現象看作獨特的事例，通過歷史學的詮釋，來得出可能（但并非必然）的概括性結論。
《懷柔遠人》一書中譯本的出版，是特別難得的榮耀和殊遇。北京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選擇翻譯該書，使我感到很榮幸。而且，我很樂意借此機會就這本書向中國讀者略做說明。這本書由20多年以前開始的一項研究發展而來，它體現了一種原初的努力，旨在重新審視19世紀中國與西方沖突與合作之性質。從其初始階段起，這項研究就受到中國研究這一領域之內和之外的許多理論和方法進展的有力影響。
正如在本書導言中所談到的，在中國研究這一領域之內，對以前有關19世紀中國的詮釋構成主要挑戰的是柯文（Paul Cohen）討論過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新史觀；其結果，突出在現代化研究中心那個停滯不前的、中國中心主義的晚期中華帝國被一個充滿變革的中國所取代。而且，其中的一些研究表明，是該重新評估長久以來一直得到中國和西方歷史學家強調的那個漢化的清王朝模式的時候了。然而有趣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觀并沒有對中華帝國對外關系的研究產生重大影響。這可真不妙，因為以中國為中心的取向本身質疑了這樣的觀念，即中國文化是在遙遠的往昔中形成的一系列價值觀和信仰；并由此開啟了一種可能，即對被費正清構建進其關于中國對外關系之朝貢模式的許多假定特別是確認中國的對外關系只是中國一成不變的文化態度在外部關系上的投射進行再分析。
與中國研究領域之內的這些進展差不多同時，對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史學研究也在經歷著重大的變化。在這方面，愛德華?薩義德的著作是最明顯而適宜的例子；同時也還有許多其他人的研究，這些研究多建立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這些分析也從歐洲研究的進展中汲取了靈感，如福柯（Foucault）關于現代性的史學研究、經由雷蒙德?威廉斯對經濟取向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和安東尼奧?葛蘭西的霸權觀念而實現的文化觀念的改寫和重構，以及日見增多的關注殖民地世界對歐洲帝國主義中心之多方面影響的史學論著。除此之外，當代人類學對有關非西方社會中的禮儀那種社會科學式的詮釋已產生許多理論上的挑戰。既然費正清的朝貢體系正建立在這些早期理論中的一種，即結構功能主義的基礎之上，那么，根據這些新興的批判性分析來重新審視朝貢體系模式就應該是很重要的。這些發展都對《懷柔遠人》產生了影響，它們與清史研究的相關性在本書的各部分中均有所探討。
我把自己的目標確定為構建一種對馬嘎爾尼使團的對稱性敘述，這樣的敘述將不偏重清廷或英國任何一方對這一事件的記錄；在此過程中，這樣的敘述將有助于打破類似傳統對現代、中國對西方、或中國孤立主義對西方世界主義這樣過分簡單的兩分法。構建一種對稱的敘述還意味著探究其他有關禮儀程序的爭議性沖突例子（譬如清宮廷與西藏喇嘛），并指出正是19世紀英國人馬嘎爾尼使團的評價和清代以后的中國及歐美學者的史學論著制約了我們對使團的認識。
作為一種該組織陳述的原則，對稱性特別體現在我把陳述分開以便彰顯其差異的決定。基于以下幾個理由，這樣做很重要：第一，歷史學家已經運用英國人對于事件的敘述來限定整個遣使過程中什么是重要的；第二，前此的研究把清廷方面的資料當做中國孤立主義和錯誤優越感（中國中心主義）的例證；第三，英國使團已經被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學家制造成西方現代性的代表。因此，要做到對稱實際上意味著把一種修正過的對清帝國禮儀的理解帶入對外關系領域，同時也重新評價在英國記載中找到的事實，并質疑它們在當時整個事件中到底有多么重要。（譬如，英國的記載和后來西方關于這一使團的史著都非常注重馬嘎爾尼對磕頭要求的拒絕，而清廷的記載卻不然。相反，他們似乎更加關心英國禮物的性質以及英國人賦予這些禮物的意義。）
為了實現這種側重點的轉移，我分析了喬治三世和乾隆皇帝的信函，后者對那些旨在強調中國孤立主義的人來說長期以來一直是個象征性的偶像。我也堅持把使團視為兩個擴張帝國之間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遭遇；考察一個滿漢混雜的而非純粹華夏的帝國的關注所在；探究清廷與英國不同主權觀念的競爭；重新審視這次遭遇中儀式在雙方的地位和作用。就英國方面而言，這意味著承認馬嘎爾尼的關注不止于磕頭，而英國派遣這一使團本兼有意識形態和經濟的雙重目的。
在討論禮儀的社會科學詮釋時，我批評了那種把禮儀與被認為更實質的議題如政治或商業分離開來、并用功能主義的術語方式進行詮釋（即作為既存社會秩序或政治秩序的象征性再現或這類秩序的合法化）的傾向，并質疑那種要么把禮儀視為嚴格死板的規則，要么反過來把禮儀視為獨裁領袖精明的操縱技巧的類型性描述。這樣的詮釋不但忽略了清帝國禮儀在宗教、宇宙和形而上學方面的因素，而且極為過分地簡化了清朝皇帝與其他統治者的關系。
本書也探討了關于這次使團的既存史學論著。從這些討論中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在使團訪華的整個過程中涌現出來的爭執和迷惑并不是跨文化的誤解。我質疑這種詮釋的原因有二：第一，批評以文化為中心的觀念，即把文化視為一種潛藏在行為之下的信仰或價值觀的本質部分；第二，提請注意文化主義的詮釋在分析國際爭端或沖突時的影響。通過把沖突說得似乎不可避免、跨文化誤解這一說法不但試圖原諒歐洲人在19世紀對中國的侵略性軍事活動（由此就使為帝國主義辯護成為可能），而且從歷史理解的角度來看，它也使得對諸如馬嘎爾尼使團、鴉片戰爭、義和團運動這樣的事件做出區分變得困難。
其次的批評是關于20世紀的歷史學家對待馬嘎爾尼使團、尤其是乾隆皇帝拒絕英國產品這一議題的方式。從馬嘎爾尼所攜物品的有用性不言自明（它們被設定為最新型的科學設備）這一假定出發，大多數歷史學家（包括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把乾隆皇帝的回應詮釋為中國孤立于真實世界的一個主要實例，有些人甚至進而認為中國由此錯失了一次現代化的機會。我的感覺是清廷所拒絕的乃是蘊含在馬嘎爾尼描述禮物時所賦予其的優越性。
這里扼要敘述的關于側重點和詮釋的差異也涉及方法和理論上的議題，它們經常迷失在那些凝注于現代化和現代民族國家之完整性的學者的爭論之中。其中之一是貫穿于歷史研究中長期聚訟不休的社會科學關懷與人文科學關懷的對立。在社會科學中，抽象的模式提供框架，以對各種被時間和空間隔離開的事物做出普遍的概括，而現象通常作為數據被編織入這些模式之中。與此相對照的是，以人文科學為導向的歷史學則傾向于把現象看作獨特的事例，歷史詮釋包括對這些事例特別之處的解說，并可能但并非必然會引向概括性的結論。我本人處理禮儀的取向也許可以作為一個歷史研究中人文學科取向對立于社會科學取向的例子。
第二個議題與歷史的宏大敘述、尤其是現代性的宏大敘述有關，在此要探討的不僅是建構何種敘述或需要哪些因素才能把敘述建構起來，而且包括這樣的敘述是否可能。到今天，現代時期的宏大敘述，亦即物質的進步和/或政治與個人自由的進步意味著從傳統的幻覺走向現代的啟蒙，已經在傳統與現代性之全面對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通過區分傳統與現代，現代性的諸多積極面相乃產生于將傳統預設為刻板和錯誤的。最經常的結果就是西方及其啟蒙價值觀必勝的歷史。認識到這一點是一回事，提出改變的選擇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對進步主題的史學挑戰至少應包括將歐洲和北美之外的世界按照與必勝的現代性及支持它的社會科學理論不同的方式納入思考之中。它還包括確認要關注現代的緊張、矛盾和失敗方面，同時也在關注其有益的方方面面。我的作品就是置于各個帝國在東亞的沖突這一語境之中來完成這些任務的一項努力。
何偉亞（James L.Hevia），美國學者。現為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全球研究項目負責人，東亞研究中心成員。研究領域為現代中國研究、英帝國研究、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研究等。主要著作有《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1995）、《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課程》（English Lessons,2003）、《帝國的安全狀況：英國在亞洲的殖民知識和帝國構建》（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2012）等，新近的一部著作是《動物勞工與殖民戰爭》（Animal Labor & Colonial Warfare,2018）
譯序
中文版序
序言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帝國主義研究的新模式
第二節 偉大的轉變與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
第三節 朝貢體系及其評論家
第四節 禮儀問題
第五節 超越象征性和功能性禮儀
第六節 開展本項研究的若干考慮
第二章 多主制：清帝國、滿足統治權及各領土之間的關系
第一節 18世紀的清帝國
第二節 多元中心，多元權力
第三節 清帝國的亞洲腹地
第四節 海疆
第三章 計劃和組織英國使團
第一節 導論
第二節 喬治三世致乾隆帝的信函
第三節 公共領域與馬嘎爾尼勛爵的智者世界
第四節 國民性
第五節 有關品味和中國形象的討論
第六節 典禮、主權和外交
第七節 禮儀外交到商業外交
第八節 從圣·詹姆斯宮廷到中國海岸
第四章 光彩奪目的所羅門王：英國使團在中國
第一節 博物學家的觀察
第二節 第一次會面
第三節 表演舞臺
第四節 覲見談判：談論公共領域
第五節 禮物與英國制成品
第六節 馬嘎爾尼覲見乾隆皇帝
第七節 談及商業
第八節 在北京發生的事
第五章 賓禮與各領土之間的關系
第一節 清帝國話語中的賓禮
第二節 禮儀的形而上學和帝國禮儀
第三節 君主權力與賓禮
第四節 賓禮和統治權的構建
第五節 作為行為的禮儀
第六章 沿中線而行：問候與準備
第一節 初次接觸：通告與進入帝國的請求（1792年10月22日-12月3日）
第二節 準備接待（1792年12月-1793年7月）
第三節 英國禮物與帝國賞賜
第四節 為使團覲見做準備
第五節 禮儀危機I：帝國官員的管理不當（1793年8月29日）
第六節 禮儀危機II：重新估計英使之來意（1793年9月9日）
第七章 匯聚：覲見、上諭和贈禮
第一節 為英國使團而對帝國覲見所做的改動
第二節 帝國覲見
第三節 皇帝的介入I：皇帝的詩
第四節 皇帝的介入II：贈禮
第五節 熱河的大朝和宴會
第六節 禮儀危機III:重新評價英國使團貢使始終不能理解禮儀中的關系
第七節 1793年9月23日的上諭
第八節 使團準備離開及對英國人秉性的深入評估
第八章 結束賓禮過程
第一節 皇帝對馬嘎爾尼六項請求的答復
第二節 從北京到杭州：松筠與馬嘎爾尼（1793年10月10日至11月9日）
第三節 從杭州到廣東：長麟和馬嘎爾尼（1793年11月9日至1794年1月）
第九章 賓禮與外交
第一節 賓禮與清帝國的形成
第二節 馬嘎爾尼勛爵與外交
第三節 一次交鋒
第十章 從事件到歷史：中西關系史上的馬嘎爾尼使團
第一節 作為清帝國先例的英國使團
第二節 作為英國先例的馬嘎爾尼使團
第三節 歐美話語中的磕頭問題
第四節 乾隆皇帝的信與朝貢體制綜合體
第五節 從帝國常規到民族國家的敘述性歷史
第六節 歷史的視野
附錄
參考文獻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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