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上編“隋唐佛教寺院建置興廢探賾”，辨析了隋唐長安佛教寺院建置沿革記載中頗有爭議的一些問題，勾勒了唐都長安佛教寺院建筑風貌，追尋了唐都長安佛教寺院書法文化遺產。中編“隋唐佛教高僧生平事跡索隱”，揭橥了隋唐高僧對儒學、語言文字學和中國書法的特別貢獻，補證了隋唐時期數位著名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跡，闡明了唐代胡僧的功績，評說了唐代內供奉僧的功過。下編“隋唐佛教社會文化史事谫論”，詮釋了隋唐長安佛教義林與義學風尚、隋唐時期的宗教消費、佛教與中古中外交通等隋唐佛教社會文化事象。
隋唐時期，政治統一，國力強盛，文化繁榮，該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強盛朝代之一，也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隋唐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促進佛教發展，同時，佛教也在以它的方式影響著該時期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的方方面面，因而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和研討。本書便是作者介永強在十多年來研究的基礎上對隋唐佛教文化的獨特見解。
全書共收錄文章30篇，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隋唐佛教寺院建置興廢探賾”圍繞佛教寺院，辨析了隋唐長安佛教寺院建置沿革記載中的一些頗具爭議性的問題，為我們大致描繪了該時期長安佛教寺院風貌；中編“隋唐佛教高僧生平事跡索隱”圍繞佛教高僧大德，論述了他們對儒學、語言文字學、中國書法等的貢獻，補正了數位著名高僧的生平事跡，使我們較為集中地了解隋唐時期的佛教僧人；下編“隋唐佛教社會文化史事谫論”圍繞佛教社會文化事象，詮釋了隋唐長安佛教義林與義學風尚、宗教消費、佛教與中古中外交通等佛教社會文化事象。
前 言
在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隋唐王朝政治統一，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文化發達，不僅在中國古代社會堪稱空前燦爛，而且在當時世界上也處于領先地位。隋唐文化特別是唐文化以其昂揚向上的恢宏氣勢、勇于變革的創新精神、兼容并蓄的開放性格、絢麗多彩的表現形式，不僅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熠熠發光，而且迄今散發著迷人的芳香。在百花盛開的隋唐文化園地里，姹紫嫣紅的佛教文化無疑是這塊園地里的一朵奇葩。隋唐時期既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期，又是中國佛教的成熟期。光芒萬丈的隋唐佛教不僅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抑且對隋唐歷史和中國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和研討。筆者主要從事隋唐史和中國文化史的教學與研究，這本《隋唐佛教文化史論》即是不佞近十多年來探研隋唐佛教文化的管窺之見。
本書收錄了筆者已經發表過的有關隋唐佛教文化史的論文一共30篇，分為上、中、下三編。
上編“隋唐佛教寺院建置興廢探賾”，收錄論文8篇，以佛教寺院為主題，辨析了隋唐長安佛教寺院建置沿革記載中頗有爭議的一些問題，勾勒了唐都長安佛教寺院建筑風貌，追尋了唐都長安佛教寺院書法文化遺產。
唐都長安佛教寺院鱗次櫛比，遍布坊里，許多佛寺屢易其名，幾經遷址。時移世易，后世學者莫知故實，以致歧錯舛誤，撲朔迷離。上編《〈唐長安佛寺考〉匡誤》一文對孫昌武先生《唐長安佛寺考》所列佛寺的重復錯訛現象予以辨析糾謬。《〈唐長安佛寺考〉補苴》一文根據佛教典籍、歷史文獻、碑石、方志等相關資料，增補了唐長安及其近郊佛寺共計28所，并對若干佛寺的建置沿革問題進行了訂正。《〈隋大興城佛寺考〉拾遺》一文根據《續高僧傳》增補了隋首都大興城佛寺11所。
大興善寺是隋唐王朝的“國寺”，殿堂巍峨，法相莊嚴。不幸的是，大興善寺在唐武宗毀佛運動中遭受滅頂之災。此后，隋唐長安大興善寺的基本風貌不得其詳。《唐詩中的長安大興善寺影像》一文根據20多首唐詩復原了大興善寺的院、池、松、貝多樹等自然景觀，由此依稀可見唐長安大興善寺風物粲然。
在今西安市高新區科技六路之南，有一座以佛教文化為主題的遺址公園——木塔寺公園。《唐長安大莊嚴寺與西安市木塔寺公園》一文梳理了木塔寺的來龍去脈，認為木塔寺始建于隋文帝仁壽三年（603），原名禪定寺，唐武德元年（618），改名大莊嚴寺。唐末戰亂兵燹，長安城遭到毀滅性破壞，大莊嚴寺亦未能幸免。清初康熙年間，大莊嚴寺經過兩次修葺，稍具規模。嘉慶《長安縣志》記載，莊嚴寺“俗謂之木塔寺”。由此可知，至遲于清嘉慶年間，隋大興城禪定寺、唐長安城大莊嚴寺因為寺中有“高三百三十尺”的木塔，在民間就被稱為木塔寺了。清同治年間，木塔寺遭遇兵燹，廢毀殆盡。從此，木塔寺僅留下殘垣斷壁供后人憑吊了。
《唐詩中的長安大興善寺影像》《唐長安大莊嚴寺與西安市木塔寺公園》兩篇文章可以視為一組，追溯的是唐長安單個佛教寺院的前世今生。上編中的《唐都長安佛教寺院建筑風貌一瞥》《唐長安佛寺書法文化尋繹》兩篇文章也可視為一組，回望的是整個唐長安佛寺輝煌壯麗的建筑文化和別開生面的書法文化。
氣賀澤保規先生在《武則天的感業寺出家問題與德業寺》一文中認為，唐太宗駕崩后，作為太宗才人的武則天并未出家感業寺，而是棲身于長安城休祥坊母親家中，“感業寺是在強烈意識著德業寺的心理狀況下虛構的寺名”。氣賀澤先生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筆者不敢茍同，在上編《論武則天與感業寺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武則天出家為尼于感業寺，確鑿無疑；感業寺不是“一個架空的影子寺院”，并非人為虛構，它位于唐長安禁苑內，遺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區六村堡街道辦事處感業寺小學內；感業寺與德業寺沒有必然聯系，都是唐長安禁苑內的宮人尼寺而已。
中編“隋唐佛教高僧生平事跡索隱”，收錄論文12篇，以佛教高僧為主題，揭橥了隋唐高僧對儒學、語言文字學和中國書法的特別貢獻，補證了隋唐時期數位著名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跡，闡明了唐代胡僧的功績，評說了唐代內供奉僧的功過。
隋唐高僧人才濟濟，名家輩出，他們不僅為璀璨奪目的佛教文化做出了積極貢獻，而且在詩文、琴棋、書畫、茶道、醫學等方面繁榮了隋唐文化。隋唐高僧在以上領域的成就及影響都已被人們有所了解，卻沒有引起學界應有的重視，仍然缺乏深入研究。隋唐時期，儒、佛相互融攝、互補共存，這是學界的共識。然而，在以往的隋唐儒、佛關系研究中，學者們注意較多的是儒士奉佛、儒士與高僧的交往以及佛教迎合、比附儒家思想變通教義和禮法等問題，隋唐高僧與儒學這一向度被棄置一旁。中編的《隋唐高僧與儒學》一文認為，隋唐高僧涉覽外典，兼通儒學者甚多，他們與儒學之因緣各有不同：一是秉承家學，淹貫儒家經典；二是出家前在地方學校業習儒家經典；三是出家后在佛教寺院兼習儒家經典。文章指出，積習所染，兼通儒學的隋唐高僧在翻譯經典、講習經義、著書立說的過程中，因之往往參以儒義，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扮演了獨特而重要的角色；高僧儒、佛雙修是隋唐時期儒、佛融合的典型表現，是隋唐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標志。
佛教的興盛，梵文佛經的大量傳入，譯經和弘法的需要，促使隋唐高僧掀起了學習梵語的熱潮。隋唐時期，一方面，中土僧人積極學習梵語，另一方面，外國僧人因為在中土弘法和生活的需要而積極學習漢語。筆者在《隋唐高僧與語言文字學》一文中指出，通曉梵、漢雙語的隋唐高僧不僅把中國佛經翻譯事業推向了高峰，而且在譯經過程中創造了大量新詞新語，給漢語注入了新鮮血液，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匯；隋唐高僧在語言文字學上的突出成就還在于他們編撰了影響深遠的梵漢雙語詞典和群經音義著作，推動了語言文字學的發展；隋唐高僧的語言文字學造詣深厚，雖非純粹的學術研究，卻卓然有成，在中古漢語史上應有一席之地。
隋唐佛教僧侶中，許多高僧以書法獨步方外，見重當時，延譽后世。中編《隋唐高僧與中國書法》一文認為，隋唐高僧書法家名人輩出，大有群星燦爛之勢，一方面與隋唐書法文化大潮休戚相關，另一方面與隋唐佛教大發展密不可分。隋唐佛教的興盛，吸引了士大夫和書法家盤桓佛教寺院，他們在佛寺留下了珍貴的墨寶書跡，為僧人學習書法提供了難得的范本，佛寺成為隋唐高僧書法家成長的溫床。隋唐佛教的盛行，引起全社會對佛經的大量需求，抄寫佛經，風氣日熾，成年累月地寫經刺激了僧人書法藝術不斷提高，高僧書法家隨之脫穎而出。隋唐高僧書法家率皆以草書知名聞達，他們的最大成就在草書，其書毫無“方外氣”，反而光芒四射，影響久遠，這源于他們對書法藝術的不斷追求，精益求精，還貴在不落窠臼，求新求變，由此決定了隋唐高僧書法家在中國書法史上應有一席之地。
《〈唐侍書僧崇簡墓志〉跋》《〈唐智該法師碑〉關聯問題新考》《〈唐崇福寺故僧錄靈晏墓志〉考釋》《〈唐東都洛陽福先寺廣宣律師墓志〉發覆》《唐高僧乘如生平事跡稽補》《唐代胡僧僧伽生平事跡考索》《日本僧人圓珍入唐求法活動摭談》7篇論文，根據墓志、碑石以及其他相關資料，抉剔史傳，尋蹤考證，討論了唐代幾位著名高僧大德生平事跡中的有關問題。
近一二十年來，談“胡”說“蕃”一度成為學界的熱門話題。其中，以“善商賈”著稱的“胡商”備受青睞，以“勇決習戰”著稱的“蕃將”也十分引人注目，而以“弘法為懷”著稱的“胡僧”長期以來卻被人忽視。為數眾多的胡僧是唐朝胡人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中編《唐代胡僧考論》一文指出，唐代胡僧主要來源于西域諸國和天竺五國，一類是入唐胡人后裔出家為僧，另有一類通常是從西域或天竺諸國遠道而來的異域高僧，他們主要從西北陸路而來，也有從東南海路而到唐朝；在傳播佛教文化的同時，唐代胡僧還帶來了異域的物種物品、醫藥醫術、建筑藝術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大大豐富了唐文化的內容，他們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在數以萬千計的唐代僧侶中，有一些高僧大德受到帝王恩遇優禮，他們出入宮闈，勢傾王公，這就是唐代的內供奉僧。中編《論唐代的內供奉僧》一文認為，內供奉僧濫觴于唐玄宗設置翰林院，從此始有僧人入內謂之翰林待詔，供奉朝廷。在唐代，把侍從皇帝左右的高僧大德習慣上稱為“內供奉僧”，似與把侍從皇帝左右的近臣稱作“內供奉官”如出一轍。內供奉僧是佛教與唐朝政治結緣的產物，深刻反映了唐代皇權政治對佛教的某種需要。內供奉僧借助其特殊身份，為佛教在唐代的繁榮發展贏得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并為佛教在唐代的發揚光大做出了積極貢獻；內供奉僧還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
下編“隋唐佛教社會文化史事谫論”，收錄論文10篇，以佛教社會文化事象為主題，重點詮釋了隋唐長安佛教義林與義學風尚、隋唐時期的宗教消費、佛教與中古中外交通等隋唐佛教社會文化事象。
隋唐王朝定都長安，作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首都長安也是全國的佛教文化中心。隋唐長安翕然盛集高僧大德和碩學名流，釋門義僧持誦講習佛教經典，如火如荼，蔚然成風。下編《隋唐長安佛教義林與義學風尚》一文認為，隋唐長安佛教義學盛況空前，異常發達，呈現兩大特點：一是義學名僧雖研精一部，而橫洞諸家，并兼講授；二是義學名僧雖則具揚諸部佛經，而以《涅槃》《攝論》最為繁富。該文強調指出，隋唐長安釋門義僧圍繞“涅槃佛性”、“三論”、《攝大乘論》、《唯識論》、《十地經論》、《法華經》、《華嚴經》等佛教經論從不同角度發表個人見解，闡發佛經要義，作出中國化的詮釋，高度繁榮的隋唐長安佛教義學為形成富于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正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六大宗派形成于隋唐長安。《隋唐關中佛教傳播史事鉤沉》一文則結合僧傳和史籍，具體闡述了隋唐佛教各大宗派在長安以及關中地區傳播的基本狀況。
由于統治者的提倡，佛教、道教等宗教在隋唐時期都得到了充分發展，各種宗教活動風起云涌，空前活躍。任何宗教的傳播和發展，都離不開一定的經濟條件。隋唐時期各種宗教的蓬勃發展建立在強盛的經濟基礎之上，而空前活躍的宗教活動本身又是一種經濟消費行為。宗教消費不僅是隋唐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還影響到隋唐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但是，隋唐時期的宗教消費問題尚未引起學者們足夠的關注。下編《論隋唐時期的宗教消費》一文指出，宗教消費是隋唐社會生活中一項獨特的重大消費，興建寺觀、開窟造像、法會齋醮、煉丹服餌以及僧道衣食等，靡費無度。這篇文章強調，隋唐宗教消費是一種非生產性消費，具有很強的寄生性，主要依賴于官方供給、信徒布施和寺觀田產等；侈靡豪奢的宗教消費，在財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給隋唐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損害；不過，隋唐宗教消費畢竟是文化意義上的消費，以消費性財富銳減為代價的宗教活動客觀上豐富了隋唐文化的內容，尤其是刺激了隋唐藝術的發展。
《武則天與法藏》《武則天時期的佛經翻譯》《從〈多寶塔碑〉看唐玄宗與佛教》《略論姚崇反佛》4篇文章探討了武則天、唐玄宗、姚崇三位政治人物與佛教的關系。從中可知，唐代政治人物崇佛或排佛，固然與個人信仰不無關系，但終究脫不開政治上的羈絆。特別是唐代帝王，他們崇佛，是政治上的需要；他們排佛，同樣是政治上的需要。歸根結底，只不過是一個問題（即政治需要）的兩個方面而已。
《佛教與中古中外交通》《中古西北佛教譯經文化區域考論》《中古西北佛教戒律學考述》3篇文章的內容雖然在時間段上往往上溯到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但仍以隋唐時期的內容居多。《佛教與中古中外交通》一文強調，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佛教在古代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中外交通的因素含蘊其中。中國古代對外交通有陸路和海路兩途，兩種交通路線的形成和發展與東、西方通商貿易的關系固不俟言，同時也與佛教文化交流的關系至為密切，特別是在中古時期。中古時期，佛教僧侶西行求法，東來傳教，或陸路，或海路，往返于中國本土與域外諸國之間，是古代東、西方交通往來的重要內容。中外僧侶東來西往主觀上是為了弘揚佛法，他們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著其先鞭，導夫先路，客觀上促進了中古中國對外交通路線的開拓和發展。中古中外交通路線的承前啟后，繼往開來，論其功績，除了商人，無出緇流沙門之右者。《中古西北佛教譯經文化區域考論》一文指出，漢譯佛典的絕大部分完成于中古西北地區，中古西北地區形成了西域、河西、關中三大譯經文化區。《中古西北佛教戒律學考述》一文根據《高僧傳》《續高僧傳》《宋高僧傳》闡述了佛教戒律學在中古西北地區弘持和傳布的情況及特點。
書稿編集既竟，率然爰述梗概，庶幾使大家稍知崖略。本書中的論文，或對前人關注較少的一些問題探幽發微，或就前賢時彥的某些觀點略陳己見。筆者才學庸淺，綆短汲深，書中紕漏疏誤，在所難免，尚冀方家通人教正。
介永強2019年2月1日
介永強，1969年12月生，陜西彬縣人，歷史學博士。現任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唐史學會副秘書長、西安唐代文化史學會會長、西安歷史地理學會理事。主要從事隋唐史、中國文化史暨歷史文化地理的教學和研究，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著有《西北佛教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榮獲陜西省第九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先后主持并完成陜西省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各1項。
上編 隋唐佛教寺院建置興廢探賾
《隋大興城佛寺考》拾遺
《唐長安佛寺考》匡誤
《唐長安佛寺考》補苴
唐詩中的長安大興善寺影像
唐長安大莊嚴寺與西安市木塔寺公園
唐都長安佛教寺院建筑風貌一瞥
唐長安佛寺書法文化尋繹
論武則天與感業寺的幾個問題
——與氣賀澤保規先生商榷
中編 隋唐佛教高僧生平事跡索隱
隋唐高僧與儒學
隋唐高僧與語言文字學
隋唐高僧與中國書法
《唐侍書僧崇簡墓志》跋
《唐智該法師碑》關聯問題新考
《唐崇福寺故僧錄靈晏墓志》考釋
《唐東都洛陽福先寺廣宣律師墓志》發覆
唐高僧乘如生平事跡稽補
唐代胡僧僧伽生平事跡考索
唐代胡僧考論
論唐代的內供奉僧
日本僧人圓珍入唐求法活動摭談
——讀《行歷抄校注》
下編 隋唐佛教社會文化史事谫論
隋唐長安佛教義林與義學風尚
隋唐關中佛教傳播史事鉤沉
論隋唐時期的宗教消費
武則天與法藏
武則天時期的佛經翻譯
從《多寶塔碑》看唐玄宗與佛教
略論姚崇反佛
佛教與中古中外交通
中古西北佛教譯經文化區域考論
中古西北佛教戒律學考述
——以梁、唐、宋《高僧傳》為中心
圖版說明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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