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著名作家，一九四九年生于哈爾濱，祖籍山東榮城。主要作品有《今夜有暴風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親》《雪城》《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曾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等多種獎項。多部作品被譯介到國外。現為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為什么我們對“平凡的人生”深懷恐懼？
“如果在三十歲以前，最遲在三十五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么我就自殺。”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體說來。”
“就是，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樣的房？要有什么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
“這，我還沒認真想過……”
以上，是我和一個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去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么回答的。然此后我常思考一個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卻是真的。
按《新華字典》的解釋，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華字典》特別在括號內加注——泛指區別于貴族和特權階層的人。
做一個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喪么？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寧三十五歲以前自殺么？
我明白那個大一男生的話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往高處走”的愿望，雖說得鄭重，其實聽的人倒是不必太認真的。
但我既思考了，于是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著的種種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只處于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階段，在普遍的中國人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貼畫了，這種宣揚尤其廣告兜售幾乎隨處可見。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在如此這般的文化那兒，差不多又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著什么樣的房子，開著什么樣的車子，有著多少資產，于是社會給以怎樣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傾向，體現于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擺脫平凡了。同樣年代的西方文化，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文化傾向。區別乃是，在他們的文化那兒，是花邊，是文化的副產品；而在我們這兒，在八九十年后的今天，卻仿佛漸成文化的主流。這一種文化理念的反復宣揚，折射著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于擺脫平凡了，誰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著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誰是狗熊。并且，每有儼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別“與時俱進”似的知識分子，話里話外地幫襯著造勢，暗示出更其傷害平凡人的一種邏輯，那就是——一個時勢造英雄的時代已然到來，多好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不是已經爭先恐后地不平凡起來了么？你居然還平凡著，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一點兒也不夸大其詞地說，此種文化傾向，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和尼采的所謂“超人哲學”的瘋話一樣，是漠視甚至鄙視和辱謾平凡人之社會地位以及人生意義的文化傾向。是反眾生的，是與文化的最基本社會作用相悖的，是對于社會和時代的人文成分結構具有破壞性的。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他們普遍認為最遠三十五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類社會的一個真相是，而且必然永遠是牢固地將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確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許任何意識之形態動搖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許它的第一位置被顛覆，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場，像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樣神圣。當然，這里所指的，是那種極其清醒的、冷靜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能夠在任何時代都“鎖定”人類社會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嫌貧愛富的、每被金錢的作用左右得暈頭轉向的文化。那種文化只不過是文化的泡沫，像制糖廠的糖漿池里泛起的糖漿沫。造假的人往往將其收集了澆在模子里，于是“生產”出以假亂真的“野蜂窩”。
文化的“野蜂窩”比街頭巷尾地攤兒上賣的“野蜂窩”更是對人有害的東西。后者只不過使人腹瀉，而前者紊亂社會的神經。
平凡的人們，那普通的人們，即古羅馬階段劃分中的平民。在平民之下，只有奴隸。平民的社會地位之上，是僧侶、騎士、貴族。
但是，即使在古羅馬，那個封建的強大帝國的大腦，也從未敢漠視社會地位僅僅高于奴隸的平民。作為它的最精英的思想的傳播者，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雖然一致不屑地視奴隸為“會說話的工具”，卻不敢輕佻地發表任何懷疑平民之社會地位的言論。恰恰相反，對于平民，他們的思想中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共同點——平民是城邦的主體，平民是國家的主體。沒有平民的作用，便沒有羅馬成為強大帝國的前提。
愷撒被謀殺了，布魯諾斯要到廣場上去向平民們解釋自己參與了的行為——“我愛愷撒，但更愛羅馬。”
為什么呢？因為那行為若不能得到平民的理解，就不能成為正確的行為。安東尼奧順利接替了愷撒，因為他利用了平民的不滿，覺得那是他的機會。屋大維招兵募將，從安東尼奧手中奪去了攝政權，因為他調查了解到，平民將支持他。
古羅馬帝國一度稱雄于世，靠的是平民中蘊藏著的改朝換代的偉力。它的衰亡，也首先是由于平民拋棄了它。僧侶加上騎士加上貴族，構不成羅馬帝國，因為他們的總數只不過是平民的千萬分之幾。
中國古代，稱平凡的人們亦即普通的人們為“元元”，佛教形容為“蕓蕓眾生”，在文人那兒叫“蒼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對于憲法叫“公民”。沒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們的承認，任何一國的任何憲法都沒有任何意義。“公民”一詞將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為荒誕可笑之詞。
中國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們，關注著體恤“元元”們的記載枚不勝舉。比如《詩經？大雅？民勞》中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應該努力使他們過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書？五子之歌》中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意思是如果不解決好“元元”們的生存現狀，國將不國。而孟子干脆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而《三國志？吳書》中進一步強調：“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
民者——百姓也；“蕓蕓”也，“蒼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是也。
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在平民的某些下一代那兒，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由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另類”同行的交談。
我問他，是怎么走上文學道路的？
答曰：“為了出人頭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們不平凡那么一點點，而文學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徑。”
見我愣怔，又說：“在中國，當普通百姓實在太難。”
屈指算來，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十幾年前，我認為，正像他說的那樣，平凡的中國人平凡是平凡著，卻十之七八平凡又迷惘著。
這乃是平民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癥結。
于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美國朋友的交談。
她問我：“近年到中國，一次比一次更加感覺到，你們中國人心里好像都暗怕著什么。那是什么？”
我說：“也許大家心里都在怕著一種平凡的東西。”
她追問：“究竟是什么？”
我說：“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
她驚訝地說：“太不可理解了，我們大多數美國人可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過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們中國人真的認為平凡不好到應該與可怕的東西歸在一起么？”
我不禁長嘆了一口氣。
我告訴她，國情不同，故所謂平凡之人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不能同日而語。我說你是出身于幾代的中產階級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當然是中產階級人士。中產階級在你們那兒是多數，平民反而是少數。美國這架國家機器，一向特別在乎你們中產階級，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們的感覺。我說你們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車的生活。而一個人只要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過上那樣的生活并不特別難。居然不能，倒是不怎么平凡的現象了。而在我們中國，那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征。對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態度，是兩國的平均生活水平所決定的。正如中國的知識化了的青年做夢都想到美國去，自己和別人以為將會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實際上，即使躋身美國的中產階級了，也只不過是追求到了一種美國的平凡之人的人生罷了……
當時聯想到了本文開篇那名學子的話，不禁替平凡著、普通著的中國人心生種種的悲涼。想那學子，必也寒門出身；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斷不至于對平凡那么地惶恐。
也聯想到了十幾年前我伴兩位老作家出訪法國，通過翻譯與馬賽市一名五十余歲的清潔工的交談。
我問他，算是法國的哪一種人？
他說，他自然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我問他，羨慕那些資產階級么？
他奇怪地反問，為什么？
是啊，他的奇怪一點兒也不奇怪。他有一幢漂亮的帶花園的兩層小房子；他有兩輛車，一輛是環境部門配給他的小卡車，一輛是他自己的小臥車；他的工作性質在別人眼里并不低下，每天給城市各處的鮮花澆水和換下電線桿上那些枯萎的花而已；他受到應有的尊敬，人們叫他“馬賽的美容師”。
所以，他才既平凡著，又滿足著。甚而，簡直還可以說活得不無幸福感。
我也聯想到了德國某市那位每周定時為市民掃煙囪的市長。不知德國究竟有幾位市長兼干那一種活計，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因為有另一位同樣干那一種活計的市長到過中國，還訪問過我。因為他除了給市民掃煙囪，還是作家。他會幾句中國話，向我聳著肩誠實地說：市長的薪水并不高，所以需要為家庭多掙一筆錢。說這話時，一點兒也不覺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馬賽的一名清潔工，你能說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么？德國的一位市長，你能說他極其普通么？然而在這兩種人之間，平凡與不平凡的差異縮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謂社會地位上，接近著實質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們那兒不怎么會成為一個困擾人心的問題。
當社會還無法滿足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基本擁有愿望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應時時刻刻提醒著社會來關注此點，而不是反過來用所謂不平凡的人們的種種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當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人生能動性，在社會轉型期受到慣力的嚴重甩擲，失去重心而處于茫然狀態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錯誤地認為他們已經不再是地位處于社會第一位置的人們了。
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平凡而普通的人們，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任何一個國家存在的意義，都首先是以他們的存在為存在的先決條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平凡的人之間。這一點對于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同樣的。因而平凡的人們的心理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成為不平凡的人們的心理基因。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們其實是失敗的人們，這的確能使某些平凡的人通過各種方式變成較為“不平凡”的人；而從廣大的心理健康的、樂觀的、豁達的、平凡的人們的階層中，也能自然而然地產生較為“不平凡”的人們。
后一種“不平凡”的人們，綜合素質將比前一種“不平凡”的人們方方面面都優良許多。因為他們之所以“不平凡”起來，并非由于害怕平凡。所以他們“不平凡”起來以后，也仍會覺得自己其實很平凡。
而一個由不平凡的人們都覺得自己其實很平凡的人們組成的國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無量的。反之，若一個國家里有太多這樣的人——只不過將在別國極平凡的人生的狀態，當成在本國證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樣板，那么這個國家是患著虛熱癥的。好比一個人臉色紅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結核暈。
我們的文化，近年以各種方式向我們介紹了太多太多的所謂“不平凡”的人士，而且，最終往往地，對他們的“不平凡”的評價總是會落在他們的資產和身價上，這是一種窮怕了的國家經歷的文化方面的后遺癥。以致某些呼風喚雨于一時的“不平凡”的人，轉眼就變成了一些行徑茍且的、欺世盜名的甚至罪狀重疊的人。
一個許許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會，必層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們第一位置的社會地位，盡管他們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么，這樣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遺余力地去為“不平凡”起來的人們大唱贊歌了，并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面與他們聯系在一起，于是眼睜睜不見他們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這乃是中國包括傳媒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在內的思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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