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鏡像》是一部匯編作品，內含61篇作者曾經發表過的文章，講述了中國古代廉吏斷案的61個真實歷史事例。作者在講述故事中，談了自己的理解和分析。這些深藏于中華典籍中的古代廉吏斷案故事個個都很經典，而且富含哲理，啟人心智，又影響久遠，它們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進程中司法與法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智慧往往是超越時代的。時至今日，廉吏斷案故事，對司法工作與法治建設也有著重要的參考和借鑒作用。作者通過對廉吏斷案細節的描寫，揭示了廉吏之所以能辦好案件的關鍵所在。
左連璧，男，漢族，1951年12月12日生于遼寧省阜新市，曾任沈陽軍區軍事法院院長、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一級高級法官。曾在人民法院岀版社出版《三國原來也是道德高地》（2015年12月），在遼寧人民岀版社出版《讀史思廉》（2018年9月）。
曹彬是北宋的開國元勛，史書對其評價甚高：“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曹）彬為宋良將第一。”《宋史·曹彬傳》記載的一件小事，更讓人對曹彬心生敬意：“為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后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說的是曹彬為帥征戰時曾任徐州地方官，他手下有一個官吏犯了罪，且已經查實結案，可過了一年以后才對這個官吏實施杖刑，人們都不知道其中的緣故。曹彬解釋說：“一年前我聽說這個人剛娶媳婦，如果杖打他，他的父母必定認為是新媳婦不吉利克夫，而朝夕鞭打辱罵這個媳婦，使其不能正常生存下去。所以我延緩處罰，然而也沒有枉法。”
曹彬在秉公辦案的前提下，之所以能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決定對犯罪官吏處罰的時機，從史料分析，大體上原因有三：一是仁義厚道的性格使然。他雖數度征戰卻以不濫殺著稱，攻取南唐都城金陵前還與將領們一起焚香立誓，破城后決不傷害一個百姓。他位居高官卻十分謙和，遇事多為民眾著想；在路上遇到士大夫的車子，要讓自己的車馬避路讓行；從不直呼手下官吏的名字，以示對下屬的尊重；每當屬下有稟告事情的，即使是無名小吏，他都要整衣戴冠后才接見。此案中他能盡量為當事人著想，為當事人的新媳婦著想，絕不是偶然的。二是對部屬的情況了如指掌。他不僅清楚部屬的“活”干得怎么樣，有無違法犯罪行為，還清楚部屬家庭的變化情況，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對部屬有全天候的了解。三是洞悉民俗民風民情。他考慮到當時人們的風俗習慣，既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觀念，又受天人感應思想的嚴重束縛，如官吏新婚就被杖罰，家人必然會一股腦地怪罪到新媳婦頭上，在夫妻、婆媳之間無端地惹起紛爭，導致家庭不和睦，使本來就地位低下的新媳婦日子更加不好過。
當然，曹彬對那名官吏的“溫情執法”，是不是有違法典，若是討論起來，肯定會見仁見智，照搬到今天的刑事案件上也顯然不妥。但曹彬細心替當事人著想的精神和做法，無疑是值得法官們去學習和借鑒的，尤其是在調解和審理民事糾紛案件中，在辦理執行案件中，都應該盡力地像曹彬那樣替當事人想得細些再細些。這就要求法官們，首先要牢固樹立“人民法官為人民”“司法為民”的思想觀念，善于換位思考，將心比心，理解當事人的合理訴求和實際困難，切實在立案、調解、審理、判決和執行的所有環節上，盡可能地為當事人提供便利和服務。從法院領導層面上看，要采取管用措施，大力鞏固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和“整治四風”的可喜成果，堅決杜絕“以權謀私”“以案謀私”和“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讓這些丑惡現象早日在法院無處安身，讓公平正義成為主旋律，讓“司法為民”成為實實在在的行動。其次是要吃透案情，把案件事實查得清清楚楚，證據搞得扎扎實實，弄清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想法，應該適用的法條一個不落地都列出來，并搞清楚案件可能在當地造成的影響，就是說把工作的基礎夯得結結實實的，形成鐵案。在這種情況下，再為當事人想得更為細致一些，就有了事實和證據的堅實基礎，不至于使案件走偏失衡。第三是要在法律允許的框架之下，大膽探索勇于創新，從大的方面說，還是以“三個有利于”為根據，找到于法于理于情均不相悖、解決問題的突破口，接地氣解民憂促和諧，最終讓當事人感到合適與認可，在此基礎上形成最佳解決方案，做到案結事了。當然讓各方當事人都滿意很難做到，但要盡可能朝著這個方向去爭取。不能以“反正大家都滿意是不可能的”為借口，輕易就放棄耐心細致的艱苦努力，這樣才算是替當事人想得細些再細些了。能夠這樣做的法官越多，人大代表和廣大民眾對法院的滿意度自然就會越高。這也是黨和社會所熱切期盼的，法官們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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