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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紹興人。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于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領土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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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經典全集：散文詩歌集
朝花夕拾
小引
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么離奇，心里是這么蕪雜。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中國的做文章有軌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幾天我離開中山大學的時候，便想起四個月以前的離開廈門大學；聽到飛機在頭上鳴叫，竟記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繞的飛機。我那時還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覺》。現在是，連這“一覺”也沒有了。
廣州的天氣熱得真早，夕陽從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強穿一件單衣。書桌上的一盆“水橫枝”水橫枝：梔子所制的一種盆景，多見于南方溫暖地帶。取其一段插于水中，可長出綠葉，供觀賞之用。，是我先前沒有見過的：就是一段樹，只要浸在水中，枝葉便青蔥得可愛。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事。做著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
前天，已將《野草》編定了；這回便輪到陸續載在《莽原》上的《舊事重提》，我還替他改了一個名稱：《朝花夕拾》。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離奇和蕪雜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時，會在我的眼前一閃爍罷。
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文體大概很雜亂，因為是或作或輟，經了九個月之多。環境也不一：前兩篇寫于北京寓所的東壁下；中三篇是流離中流離中：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爆發，作者發表一系列文章抗議北洋政府的暴行，并稱三月十八日為“民國以來*黑暗的一天”，為此遭北洋政府通緝。此后作者顛沛流離，多處避居。“流離中”即指此段時間。所作，地方是醫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卻在廈門大學的圖書館的樓上，已經是被學者們學者們：指歷史學家顧頡剛等人，當時均在廈門大學任教。擠出集團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魯迅于廣州白云樓記。*本篇*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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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經典全集：雜文集
墳
我之節烈觀
“世道澆漓，人心日下，國將不國”這一類話，本是中國歷來的嘆聲。不過時代不同，則所謂“日下”的事情，也有遷變：從前指的是甲事，現在嘆的或是乙事。除了“進呈御覽”的東西不敢妄說外，其余的文章議論里，一向就帶這口吻。因為如此嘆息，不但針砭世人，還可以從“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對慨嘆，連殺人放火嫖妓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惡余暇，搖著頭說道，“他們人心日下了。”
世風人心這件事，不但鼓吹壞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觀，只是賞玩，只是嘆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來，居然也有幾個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嘆息一番之后，還要想法子來挽救。**個是康有為，指手畫腳的說“虛君共和”才好，陳獨秀便斥他不興；其次是一班靈學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極古奧的思想，要請“孟圣矣乎”的鬼來畫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胡說。
這幾篇駁論，都是《新青年》里*可寒心的文章。時候已是二十世紀了；人類眼前，早已閃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別人辯地球方圓的文字，讀者見了，怕一定要發怔。然而現今所辯，正和說地體不方相差無幾。將時代和事實，對照起來，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來虛君共和是不提了，靈學似乎還在那里搗鬼，此時卻又有一群人，不能滿足；仍然搖頭說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種挽救的方法；他們叫作“表彰節烈”！
這類妙法，自從君政復古時代以來，上上下下，已經提倡多年；此刻不過是豎起旗幟的時候。文章議論里，也照例時常出現，都嚷道“表彰節烈”！要不說這件事，也不能將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卻是專指女子，并無男子在內。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著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污辱他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議論。萬一幸而遇著寬厚的道德家，有時也可以略跡原情，許他一個烈字。可是文人學士，已經不甚愿意替他作傳；就令勉強動筆，臨了也不免加上幾個“惜夫惜夫”了。
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贊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為借重皇帝的虛名，靈學家全靠著鬼話。這表彰節烈，卻是全權都在人民，大有漸進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幾個疑問，須得提出。還要據我的意見，給他解答。我又認定這節烈救世說，是多數國民的意思；主張的人，只是喉舌。雖然是他發聲，卻和四支五官神經內臟，都有關系。所以我這疑問和解答，便是提出于這群多數國民之前。
首先的疑問是：不節烈（中國稱不守節作“失節”，不烈卻并無成語，所以只能合稱他“不節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照現在的情形，“國將不國”，自不消說：喪盡良心的事故，層出不窮；刀兵盜賊水旱饑荒，又接連而起。但此等現象，只是不講新道德新學問的緣故，行為思想，全鈔舊帳；所以種種黑暗，竟和古代的亂世仿佛，況且政界軍界學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無不節烈的女子夾雜在內。也未必是有權力的男子，因為受了他們蠱惑，這才喪了良心，放手作惡。至于水旱饑荒，便是專拜龍神，迎大王，濫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禍祟，沒有新知識的結果；更與女子無關。只有刀兵盜賊，往往造出許多不節烈的婦女。但也是兵盜在先，不節烈在后，并非因為他們不節烈了，才將刀兵盜賊招來。
其次的疑問是：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照著舊派說起來，女子是“陰類”，是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然則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全仗外子，偏勞主體。決不能將一個絕大題目，都閣在陰類肩上。倘依新說，則男女平等，義務略同。縱令該擔責任，也只得分擔。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該各盡義務。不特須除去強暴，還應發揮他自己的美德。不能專靠懲勸女子，便算盡了天職。
其次的疑問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據節烈為本，將所有活著的女子，分類起來，大約不外三種：一種是已經守節，應該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種是不節烈的人；一種是尚未出嫁，或丈夫還在，又未遇見強暴，節烈與否未可知的人。**種已經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說了。第二種已經不好，中國從來不許懺悔，女子做事一錯，補過無及，只好任其羞殺，也不值得說了。*要緊的，只在第三種，現在一經感化，他們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將來丈夫死了，決不再嫁；遇著強暴，趕緊自裁！”試問如此立意，與中國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關系？這個緣故，已在上文說明。更有附帶的疑問是：節烈的人，既經表彰，自是品格**。但圣賢雖人人可學，此事卻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種的人，雖然立志極高，萬一丈夫長壽，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飲恨吞聲，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單依舊日的常識，略加研究，便已發見了許多矛盾。若略帶二十世紀氣息，便又有兩層：
一問節烈是否道德？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現在所謂節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體都遇著這名譽的機會。所以決不能認為道德，當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貞操論》《貞操論》：日本女作家與謝野晶子（1878—1942）的文章。里，已經說過理由。不過貞是丈夫還在，節是男子已死的區別，道理卻可類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為奇怪，還須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節烈分類法看來，烈的**種，其實也只是守節，不過生死不同。因為道德家分類，根據全在死活，所以歸入烈類。性質全異的，便是第二種。這類人不過一個弱者（現在的情形，女子還是弱者），突然遇著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鄰右舍也不幫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終于沒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鄰舍，夾著文人學士以及道德家，便漸漸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無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懲辦，只是七口八嘴，議論他死了沒有？受污沒有？死了如何好，活著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許多光榮的烈女，和許多被人口誅筆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覺不像人間應有的事情，何況說是道德。
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說話，一定是理應表彰。因為凡是男子，便有點與眾不同，社會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著陰陽內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現在，人類的眼里，不免見到光明，曉得陰陽內外之說，荒謬絕倫；就令如此，也證不出陽比陰尊貴，外比內崇高的道理。況且社會國家，又非單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若是買賣欺騙貢獻的婚姻，則要求生時的貞操，尚且毫無理由。何況多妻主義的男子，來表彰女子的節烈。
以上，疑問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離，何以直到現今，居然還能存在？要對付這問題，須先看節烈這事，何以發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緣故。
古代的社會，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后來殉葬的風氣，漸漸改了，守節便也漸漸發生。但大抵因為寡婦是鬼妻，亡魂跟著，所以無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這樣風俗，現在的蠻人社會里還有。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詳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并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無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脫離了這宗習俗，為日已久。由漢至唐也并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歷史上“重適”“重適”：再嫁。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出于真心，還是故意，現在卻無從推測。其時也正是“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全國士民，多不像樣。或者“業儒”的人，想借女人守節的話，來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側擊，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難分明，后來因此多了幾個節婦，雖未可知，然而吏民將卒，卻仍然無所感動。于是“開化*早，道德**”的中國終于歸了“生長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的什么“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是元代白話文，“上天眷命”之義；“薛禪”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稱號，“聰明天縱”之義；“完澤篤”是元成宗鐵穆耳的稱號，“有壽”之義；“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稱號，“杰出”之義。了。此后皇帝換過了幾家，守節思想倒反發達。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見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道，“這是什么事！你竟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假使這唐人還活著，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風俗”了。
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守節盛了；烈女也從此著重。因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該嫁人，自己活著，自然更不許被奪。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國民，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反抗了，只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或者妻女極多的闊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離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無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女；變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來，稱贊幾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經地義，別討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雙烈合傳”“雙烈合傳”，合敘兩個烈女事跡的傳記。“七姬墓志”，元末明初張士誠的女婿潘元紹被徐達打敗，怕他的七個妾被奪，即逼令她們一齊自縊，死后合葬，明代張羽為其作墓志。，“七姬墓志”，甚而至于錢謙益的集中，也布滿了“趙節婦”“錢烈女”的傳記和歌頌。
只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男子卻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無異言呢？原來“婦者服也”，理應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體質一樣，成了畸形。所以對于這畸形道德，實在無甚意見。就令有了異議，也沒有發表的機會。做幾首“閨中望月”“園里看花”的詩，尚且怕男子罵他懷春，何況竟敢破壞這“天地間的正氣”？只有說部書上，記載過幾個女人，因為境遇上不愿守節，據做書的人說：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獄；或者世人個個唾罵，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于慘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張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漢朝以后，言論的機關，都被“業儒”的壟斷了。宋元以來，尤其利害。我們幾乎看不見一部非業儒的書，聽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話。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說話的以外，其余“異端”的聲音，決不能出他臥房一步。況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響；不述而作，*為犯忌。即使有人見到，也不肯用性命來換真理。即如失節一事，豈不知道必須男女兩性，才能實現。他卻專責女性；至于破人節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過去。男子究竟較女性難惹，懲罰也比表彰為難。其間雖有過幾個男人，實覺于心不安，說些室女室女：未嫁的女子。不應守志殉死的平和話，可是社會不聽；再說下去，便要不容，與失節的女人一樣看待。他便也只好變了“柔也”，不再開口了。所以節烈這事，到現在不生變革。
（此時，我應聲明：現在鼓吹節烈派的里面，我頗有知道的人。敢說確有好人在內，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對，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為他是好人，便竟能從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轉身來。）
其次還有疑問：
節烈難么？答道，很難。男子都知道極難，所以要表彰他。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為貞淫與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卻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死了，便是烈；甲男并無惡名，社會可算淳古〔ｃｈúｎ ɡǔ，淳厚古樸〕。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節；甲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別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歷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擔全體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負責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誘惑；文人著作，反將他傳為美談。所以女子身旁，幾乎布滿了危險。除卻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帶點誘惑的鬼氣。所以我說很難。
節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說了。節婦還要活著。精神上的慘苦，也姑且弗論。單是生活一層，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計已能獨立，社會也知道互助，一人還可勉強生存。不幸中國情形，卻正相反。所以有錢尚可，貧人便只能餓死。直到餓死以后，間或得了旌表，還要寫入志書。所以各府各縣志書傳記類的末尾，也總有幾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兩人，趙錢孫李，可是從來無人翻讀。就是一生崇拜節烈的道德大家，若問他貴縣志書里烈女門的前十名是誰？也怕不能說出。其實他是生前死后，竟與社會漠不相關的。所以我說很苦。
照這樣說，不節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里，是容不住的。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里，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里。不過他死后間有一回表彰，寫入志書。不節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隨便什么人的唾罵，無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說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節烈么？答道，不愿。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說是本人愿意，實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著少年女人，誠心祝贊他將來節烈，一定發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著。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他竟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說不愿。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于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臨了還有一層疑問：
節烈這事，現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說：還有哀悼的價值。他們是可憐人；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愿：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愿：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愿：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本篇*初發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號，署名唐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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吶喊
自序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后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并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后，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Ｎ進Ｋ學堂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于到Ｎ去進了Ｋ學堂了，在這學堂里，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并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后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里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余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于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后，**步當然是出雜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后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并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斗的，獨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并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于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愿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Ｓ會館里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里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里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么用。”
“那么，你鈔他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后，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并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于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至于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于自己，卻也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著小說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僥幸的事，但僥幸雖使我不安于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為《吶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魯迅記于北京。*本篇曾發表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北京《晨報·文學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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