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我們時代的塑膠跑道
遲子建
哈爾濱對于我來說，是一座埋藏著父輩眼淚的城。
埋藏著父輩眼淚的城，在后輩的寫作者眼里，可以是一只血腳印，也可以是一顆露珠。
我十七歲前的行跡，就在連綿的大興安嶺山脈。山脈像長長的看不見的線，日月之光是閃亮的針，把我結結實實縫在它的懷抱中。初春的風認識我，我總是小鎮那個早早摘掉圍脖和手套的女孩，所以我的手總是比別的孩子要皴。夏日的溪流認得我，我常去那洗衣裳刷鞋子，將它們晾曬在溪畔草叢，交由太陽這個大功率烘干機，奔向樹林采摘野果。可惡的樹枝總是掛破我的衣裳，所以我身上的補丁也比別的女孩多。秋天時凝結在水洼上的薄冰認得我，它們瑩白的肌膚上有著妖嬈的紋路，被晨曦映照得像一面鑲嵌著花枝的銅鏡，我愛穿著水靴，把它們一個個踩爛，聽著冰的碎裂聲，感覺自己在用腳放爆竹，十分暢快，完全不理會冰的疼痛。冬天生產隊的牛馬認得我，那時上學除了交學費，還得交糞肥，只要發現公家的牛馬出來拉腳，我就提著糞筐尾隨著。可有時你跟了半里地，它們一個糞球都不賞，我便賭氣地團了雪球打牛馬，這時總會遭到車老板的叱罵。所以開學之前，因為糞肥不夠秤，我和鄰居小伙伴曾去牲口棚偷過馬糞。
我少年時代的生活世界就是這樣，在大自然的圍場里，我是它的一個小小生物，與牛馬豬羊、樹木花鳥一樣，感受這世界的風霜雨雪。無邊無際的森林，炊煙裊裊的村落，繁花似錦的原野，縱橫交織的溪流，是城市孩子在電影或畫冊中看到的情景，可它們卻是我的日常生活圖卷。
我對哈爾濱最早的認知，是從父親的回憶中。童年的我懵懂無知，曾鬧出不少笑話。比如看完京劇《沙家浜》，我認定有的地方的人是唱著說話的。比如父親提到城市的公園時，我自作聰明地以為，這是男人才能進的園子。因為我們小鎮的男人談及女人生孩子，不說生男生女，而說生公生母，很自然地把人歸于動物的行列。父親童年不幸，我奶奶去世早，爺爺便把父親從帽兒山，送到哈爾濱的四弟家，而他四弟是在兆麟公園看門的，多子多女，生活拮據。父親在哈爾濱讀中學時寄宿，他常在酒醉時講他去食堂買飯，不止一次遭遇因家長沒有給他續上伙食費，而被停伙的情景。貧窮和饑餓的滋味，被父親過早地嘗到了。父親說他功課不錯，小提琴拉得也好，但因家里沒錢供他繼續求學，中學畢業后，他沒跟任何人商量，獨自報名來參加大興安嶺的開發建設。爺爺的四弟得知這個消息時，父親已在火車站了。父親這一去，直到1986年因病辭世，近三十年沒回過哈爾濱。而他留給我的哈爾濱故事，多半浸透著眼淚。
父親去世后，1990年我從大興安嶺師范學校，調轉到哈爾濱工作。每次去兆麟公園，我都會憂傷滿懷，想著這曾是父親留下足跡的地方啊，誰能讓他的腳印復活呢。
初來哈爾濱，我的寫作與這座城市少有關聯，雖是它的居民，但更像個過客，還是傾情寫我心心念念的故鄉。直到上世紀末我打造《偽滿洲國》，哈爾濱作為這個歷史舞臺的主場景之一，我無法回避，所以開始讀城史，在作品中嘗試建構它。但它始終沒有以強悍的主體風貌，在我作品中獨立呈現過。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我在哈爾濱生活日久，了解愈深，自然而然將筆伸向這座城，于是有了《黃雞白酒》《起舞》《白雪烏鴉》《晚安玫瑰》等作品。
熟悉我的讀者朋友知道，我的長篇小說節奏，通常是四到五年一部。其實寫完《群山之巔》，這部關于哈爾濱的長篇，就列入我的創作計劃中。無論是素材積累的厚度，還是在情感濃度上，我與哈爾濱已難解難分，很想對它進行一次酣暢淋漓的文學表達。完成《候鳥的勇敢》《燉馬靴》等中短篇小說后，2019年4月，我開始了《煙火漫卷》的寫作。上部與下部的標題，也是從一開始就確定了的——《誰來署名的早晨》與《誰來落幕的夜晚》。寫完上部第二章，我隨中國作協代表團訪歐，雖然旅途中沒有續寫，但筆下的人物和故事，一路跟著我漂洋過海，始終在腦海沉浮升騰，歷經了另一番風雨的考驗。
我們首站去的是我2000年到訪過的挪威，因為卑爾根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當年歸國后我還寫了個短篇《格里格海的細雨黃昏》。而此次到卑爾根，最令我吃驚的是，這座城市少有變化，幾乎每個標志性建筑物和街道，還都是我記憶中的模樣，甚至是城中心廣場的拼花地磚，一如從前。而在中國，如果你相隔近二十年再去一座城市，熟悉感會蕩然無存，它既說明了中國的飛速發展，也說明我們缺乏城市靈魂。而有老靈魂的城市，一磚一瓦、一木一石都是有情的。在卑爾根海岸，我眼前浮現的是“榆櫻院”的影子，這座小說中的院落，在現實的哈爾濱道外區不止一處，它們是中華巴洛克風格的老建筑，歷經百年，其貌蒼蒼，深藏在現代高樓下，看上去破敗不堪，但每扇窗子和每道回廊，都有故事。它們不像中央大街黃金地段的各式老建筑，被政府全力保護和利用起來。這種半土半洋的建筑，身處百年前哈爾濱大鼠疫發生地，與這個區的新聞電影院一樣，是引車賣漿者的樂園，夜夜上演地方戲，演繹著平民的悲喜劇。從這些遺留的歷史建筑上，能看到它固守傳統，又不甘于落伍的鮮明痕跡。這種藝術的掙扎，是城市的掙扎，也是生之掙扎吧。
從卑爾根我看到了“榆櫻院”這類建筑褶皺深處的光華，到了塞爾維亞，我則仿佛相遇了《煙火漫卷》中那些傷痛的人——傷痛又何時分過語言和膚色呢！在塞爾維亞的幾日少見晴天，與塞爾維亞作家的兩場交流活動，也就在陰雨中進行。其中幾位前南老作家，令我肅然起敬。他們樸素得像農夫，好像每個人都剛參加完葬禮，臉上彌漫著一股說不出的哀傷。對，是哀傷不是憂傷。憂傷是黎明前的短暫黑暗，哀傷則是夕陽西下后漫長的黑暗。他們對文學的虔敬，對民族命運的憂慮，使得他們的發言惜字如金，但說出的每句話，又都帶著可貴的文學溫度，那是血淚。這是我參加的各類國際文學論壇中，唯一沒有誰用調侃和玩世不恭語氣說話、唯一沒有笑聲發出的座談。窗里的座談氛圍與窗外的冷雨，形成一體。苦難和尊嚴，是文學的富礦和好品質，一點不假，安德里奇的《德里納河上的橋》誕生在這片土地，不足為奇。塞爾維亞作家腦海中抹不去對戰爭廢墟的記憶，而我們也抹不掉對這片土地一堆廢墟的記憶。盡管穿城而過的多瑙河在霧雨中，不言不語地向前，但傷痛的記憶依然回流，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上。
五月初歸國后，回到書桌前的我，總覺在陰雨中，雖說外面春花爛漫。作家在心靈世界應該置身的，就是這樣的天氣吧。我一邊寫長篇，一邊忙公務。因為籌建黑龍江文學館，館陳內容由我牽頭負責，所以幾乎每周都要主持一次會議，和各門類專家梳理從古至今的黑龍江文學史。半年時間，召開了近二十場會，展陳大綱數易其稿。但無論多累，回到家里，我不忘墾殖這塊長篇園地，它帶給我創作的愉悅和心靈的安寧。
寫累了，我會停頓一兩天，乘公交車或是地鐵，在城區之間穿行。我起大早去觀察醫院門診掛號處排隊的人們，到凌晨的哈達果蔬批發市場去看交易情況，去夜市吃小吃，到花市看花，去舊貨市場了解哪些老器物受歡迎，到天主堂看教徒怎樣做禮拜。當然，我還去新聞電影院看二人轉，到老會堂音樂廳欣賞演出，尋味道外風味小吃。凡是我作品涉及到的地方，哪怕只是一筆帶過，都要去觸摸一下它的門，或是感受一下它的聲音或氣息。最觸動我的，是在醫大二院地鐵站看到的情景。從那里上來的乘客，多是看病的或是看護病患者的，他們有的提著裝有醫學影像片子的白色塑料袋，有的拎著飯盒，大都面色灰黃，無精打采。有的上了地鐵找到座位，立刻就歪頭打盹。在一個與病相關的站點，感覺是站在命運的交叉口，多少生命就此被病魔吞噬，又有多少生命經過救治重獲新生。這個站點的每一盞燈，都像神燈。能夠照耀病患者的燈，必是慈悲的。
長篇寫到三分之二處，我遭遇到一個網上惡帖的攻擊，選擇報案后，雖然心情受到影響，但并未因此停筆。文學確實是晦暗時刻的閃電，有一股穿透陰霾的力量。與此同時，我和同事又馬不停蹄地籌備作協換屆。但無論多忙，我每天都要把長篇打開，即便一字不寫，也要感受一下它的氣息。
2019年歲末，長篇初稿終于如愿完成了。記得寫完最后一行字時，是午后三點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絨服，去了小說中寫到的群力外灘公園。春夏秋季時，來這里跑步和散步的人很多。那時只要天氣好，我會在黃昏時去塑膠跑道，慢跑兩千米。但冬季以后，天寒地凍，灘地風大，我只得在小區院子散步了。十二月的哈爾濱，太陽落得很早。何況天陰著，落日是沒得看了。公園不見行人，一派荒涼。候鳥遷徙了，但留鳥仍在，尋常的麻雀在光禿禿的樹間飛起落下。它們小小個頭，卻不懼風吹雪打，該有著怎樣強大的心臟啊。
我沿著外灘公園猩紅的塑膠跑道，朝陽明灘大橋方向走去。
這條由一家商業銀行鋪設的公益跑道，全長近四公里。最初鋪設完工后，短短兩三年時間，跑道多處破損，前年不得不鏟掉重鋪。因為塑膠材料有刺鼻的氣味，所以施工那段日子，來此散步的人銳減。為了防止人們踏入未干透的跑道，施工方用馬扎鐵和繩子將跑道區域攔起來。可是六月中旬的一個傍晚，我去散步時，在塑膠跑道發現一只死去的燕子。燕子的嗅覺難道與人類不一樣，把刺鼻的氣味當成了芳香劑？它落入塑膠泥潭，翅膀攤開，還是飛翔的姿態，好像要在大地給自己做個美麗標本。而與它相距不遠，則是一只凝然不動的大老鼠——沒想到灘地的老鼠如此肥碩。這家伙看來不甘心死去，劇烈掙扎過，將身下那塊塑膠，攪起大大的旋渦，像是用毛筆畫出的一個逗號，雖說它的結局是句號。而我一路走過，還看見跑道上落著煙頭、塑料袋、一次性口罩、糖紙、房屋小廣告等，當然更多是樹葉。本不是落葉時節，但那兩日風大，綠的葉子被風劫走，命差的的就落在塑膠跑道上，徹底毀了容顏。
無論死去的是燕子還是老鼠，無論它們是天上的精靈還是地上的竊賊，我為每個無辜逝去的生靈痛惜。
我們在保護人不踏入跑道時，沒有想到保護大自然中與我們同生共息的生靈，這一直是人類最大的悲哀。
如今的塑膠跑道早已修復，我迎著冷風走到記憶中燕子和老鼠葬身之地時，哪還看得到一點疤痕？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韌性的肌理，承載著人們的腳步。去冬雪大，跑道邊緣處有被風刮過來的雪，像是給火焰般的跑道鑲嵌的一道白流蘇。完成一部長篇，多想在冷風中看到一輪金紅的落日啊，可天空把它的果實早早收走了，留給我的是陰郁的云。
2020新年之后，開過作協換屆會，極度疲憊的我立刻重感冒了，堅持著再開完省政協會，是年關了，我一路咳嗽著奔回故鄉。每年臘月盡頭，我都要去白雪籠罩的山上給父親上墳，和他說說心里話。那天我一邊給他灑酒和燒紙，一邊告訴他我完成了一部關于哈爾濱的長篇小說，還告訴他去年是我過得最累的一年，但我挺過來了。父親離開我們三十多年了，但我有了委屈，還是會說給他聽。我總想另一世的父親，一定還在疼著他的女兒。
還記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長篇寫到四分之三時，我從大連參加完東北學會議，乘坐高鐵列車回哈爾濱。透過車窗望著茫茫夜，第一次感覺黑暗是滾滾而來的。一個人的內心得多強大，才能抵抗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斷見證的人性黑暗啊。列車經過一個小城時，不知什么人在放煙火，沖天而起的斑斕光束，把一個蕭瑟的小城點亮了。但車速太快，煙火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綿延的黑暗。這不期而至的煙花，催下了我心底的淚水。而在列車上流淚，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2002年初春，愛人車禍罹難，我從哈爾濱乘夜行列車北上奔喪，眼淚流了一路。而這一次，卻仿佛不是因為悲傷和絕望，而是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看到了仿佛地層深處噴涌而出的如花絢麗。這種從綻放就宣告結束的美好，攝人心魄。所以回到哈爾濱后，我給小說中的一個歷經創痛的主人公，放了這樣一場煙火。
我的長篇通常修改兩遍，年后從故鄉回到哈爾濱，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哈爾濱與大多數省會城市一樣，采取了限制出行措施。我與同事一邊和《黑龍江日報》共同策劃組織“抗疫”專號文章，一邊修改長篇。每日黃昏，站在陽臺暖融融的微光中，望著空蕩蕩的街市，有一種活在虛構中的感覺。與此同時，大量讀書，網上觀影。波拉尼奧的《2666》是這期間我讀到的最復雜的一部書，小說中的每個人似乎都是現代社會“病毒”的潛在攜帶者，充滿了不安、焦慮與恐懼，波拉尼奧對人性的書寫深入骨髓。我唯一不喜歡的地方，是他把罪惡的爆發點集中在墨西哥，就像中國古典小說寫到情愛悲劇，往往離不開“后花園”一樣。如果人類存在著犯罪的淵藪，那它一定是從心靈世界開始的。
二月改過一稿，放了一個月，四月再改二稿，這部長篇如今要離開我，走向讀者了。在小說家的世界中，總是發生著一場又一場的告別，那是與筆下人物無聲的告別。在告別之際，我要衷心感謝《煙火漫卷》中的每個人物，每個生靈，是他們伴我度過又一個嚴冬。
我在哈爾濱生活了三十年，關于這座城市的文學書寫，現當代都涌現了許多優秀作家，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參與者。任何一塊地理概念的區域，無論它是城市還是鄉村，都是所有文學寫作者的共同資源。這點作家不能像某些低等動物那樣，以野蠻的撒尿方式圈占文學領地，因為沒有任何一塊文學領地是私人的。無論是黑龍江還是哈爾濱，它的文學與它的經濟一樣，是所有樂于來此書寫和開拓的人們的共同財富。
在埋藏著父輩眼淚的城市，我發現的是一顆露珠。
我對小說中寫到的經營“愛心護送”車的人，做過艱難采訪，因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是拒絕的。當然也有我在現實中尋不到影子，但在我對這座城市歷史的回溯中，追蹤到的人物。像猶太人謝普蓮娜，俄裔工程師伊格納維奇，日本戰俘，民間畫師等等，他們是百年前這片土地的青春面孔，如今他們的后輩，無論猶太后裔、戰爭遺孤還是退休獄警，與小鎮棄尸者、孤獨的老人、傷痛的少年、懷揣夢想的異鄉人甚至城郊的趕馬人等等，在哈爾濱共同迎來早晨、送別夜晚。當我告別這些人物時，感覺他們似乎還有沒說完的話。還有作品中葬身塑膠泥潭的雀鷹，當我給這部書畫上句號時，又看見了它那仿佛沾著鮮血的羽翼，什么樣的天空和大地，才能讓它獲得詩意的棲居呢？這讓我想起四年前到群力新居的次日，是新年的早晨，我走向北陽臺時，迎接我的除了新年的陽光，還有一只站在窗外的鷹！這森林草原的動物為何出現在城市？它是迷路了、受傷了還是因為饑餓？它有話要說與一個孤獨的房屋主人嗎？我有無窮的疑問。當我返身取相機，想拍下它的那刻，機警孤傲的它張開翅膀，朝著天空飛去。一個浪跡天涯的精靈，一定有著一肚子的故事。這只鷹和我在塑膠跑道遇見的死去的燕子，合二為一，成了小說中雀鷹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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