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中國近代化為線索，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從洋務運動到百日維新，從曾國藩到康有為，從李鴻章到孫中山，沒有枯燥的考據，沒有史料的堆砌，憑著一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良心，深刻地闡述了中國近代的歷史變遷和民族滄桑。是近代中國史研究的開山之作。
天朝的鏡像呂思勉說三國國學概論國史綱要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山，學界公認的傳世經典與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三足鼎立迥異于王國維、陳寅恪的治史路徑，代表了現代學術的發展方向不理解近代史中轉型的得失，就無法真正理解當今的中國最受歡迎的中國近代史！李敖、張鳴、張宏杰、任志強微博熱議新增附錄“南京的機會”一章，為理解研究該段歷史提供了參考
蔣廷黻（1895~1965）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哥倫比亞大學博士，1923年回國任南開大學第一任歷史系主任，與梁啟超成為南開大學史學的奠基者。1925年調入清華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之職。1925年棄學從政，1965年病逝于紐約。
蔣廷黻先生研究歷史反對“治史而非史學”的傳統方法，采用“重綜合、重分析、重整體把握”的新史學方法，并將其引入當時尚屬荒漠的近代史領域，從而獲得極大的成就，被稱作“拓荒者”。
目錄
總論001
第一章?剿夷與撫夷005
一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006
二英國人做鴉片買賣011
三東西對打014
四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019
五不平等條約開始022
六剿夷派又抬頭025
七剿夷派崩潰030
第二章?洪秀全與曾國藩035
一舊社會走循環套036 目錄
總論001
第一章?剿夷與撫夷005
一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006
二英國人做鴉片買賣011
三東西對打014
四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019
五不平等條約開始022
六剿夷派又抬頭025
七剿夷派崩潰030
第二章?洪秀全與曾國藩035
一舊社會走循環套036
二洪秀全企圖建新朝040
三曾國藩刷新舊社會044
四洪秀全失敗048
第三章?自強及其失敗053
一內外合作以求自強054
二步步向前進059
三前進遇著阻礙062
四士大夫輕舉妄動068
五中日初次決戰076
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復興087
一李鴻章引狼入室088
二康有為輔助光緒變法092
三頑固勢力總動員096
四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100
五民族掃除復興的障礙106
六軍閥割據十五年112
七貫徹總理的遺教116
附錄一?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119
一中西方關系發生變化121
二歐洲人的蠶食124
三葡萄牙設法通商128
四國外殖民勢力更替135
五康熙帝的外交140
六外交策略不進反退143
七馬戛爾尼來華148
八?英國輸入鴉片155
九?鴉片戰爭前后160
十?“撫夷”的難題164
十一“剿夷”外交的代價167
十二俄羅斯侵吞國土171
十三自強運動的興起與失敗172
十四尾?言174
附錄二?南京的機會與日本的“和平”175
一?小?序176
二?“九一八”的責任問題179
三?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185
四?南京的機會192
五?熱河失守以后197
六?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及國際203
七?這一次的華府會議210
八?我們目前對于中央最要的希望216
九?“九一八”——兩年以后220
十?國際現勢的分析226
十一論“日本和平”232
十二經過“滿洲國”238
十三民族復興的一個條件246
十四中國近代化的問題250
附錄三?琦善與鴉片戰爭255
一引?言256
二琦善與鴉片戰爭的軍事關系260
三琦善與鴉片戰爭的外交關系272
總?論
中華民族到了十九世紀就到了一個特殊時期。在此以前，華族雖與外族久已有了關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較低的民族。縱使他們入主中原，他們不過利用華族一時的內亂而把政權暫時奪過去。到了十九世紀，這個局勢就大不同了，因為在這個時候到東亞來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匈奴、鮮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來人類的發展可分兩個世界，一個是東方的亞洲，一個是西方的歐美。兩個世界雖然在十九世紀以前曾有過關系，但是那種關系是時有時無的，而且是可有可無的。在東方這個世界里，中國是領袖，是老大哥，我們以大哥自居，他國連日本在內，也承認我們的優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紀，來和我們找麻煩的不是我們東方世界里的小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
嘉慶、道光年間的中國人當然不認識那個西方世界。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敢說我們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過有幾點我們是可以斷定的。第一，中華民族的本質可以與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相比。中國人的聰明不在任何別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國的物產雖不及俄、美兩國的豐厚，然總在一般國家水平線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廢封建為郡縣及漢、唐兩朝的偉大帝國，足證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論人論地，中國本可大有作為。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我民族何以遇著空前的難關呢？第一，是因為我們的科學不及人。人與人的競爭，民族與民族的競爭，最足以決勝負的，莫過于知識的高低。科學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比賽，好像汽車與人力車的比賽。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了，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里做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紀中葉起始用機器生財打仗，而我們的工業、農業、運輸、軍事，仍保存唐、宋以來的模樣。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國的春秋時代，文藝復興以后的局面很像我們的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著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的國家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國家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總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的近代文化，而東方的世界則仍滯留于中古，我們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個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過相當中國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幾乎全是隋、唐以來自中國學去的。近四十年以來，日本居然能在國際上做一個頭等的國家，就是因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們還可以把俄國做個例子。俄國在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十七世紀也是個落伍的國家，所以那時在西洋的大舞臺上，幾乎沒有俄國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紀末年，正當我們的康熙年間，俄國幸而出了一個大彼得，他以專制皇帝的至尊，變名改姓，微服到西歐去學造船，學煉鋼。后來他又請了許多西歐的技術家到俄國去，幫助他搞維新。那時許多的俄國人反對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國粹黨。他不顧一切，奮斗到底，甚至遷都到一個偏僻的、但是濱海的涅瓦河旁，因為他想靠海就容易與近代文化發源地的西歐往來。俄國的近代化基礎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羅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連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運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國家富強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紀初年，土耳其帝國的土地跨歐、亞、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戰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百年之內，別國的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有一日千里的長進，土耳其則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歐洲列強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數青年覺悟了非維新不可，但是他們遇著極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國王，如中國的清朝一樣，并無改革的誠意。第二，因為官場的腐敗，創造新事業的經費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費了。國家沒有受到新事業的益處，人民增加了許多的苛捐雜稅，似乎國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窮。關于這一點，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國的近代史。第三，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以致有一個人提倡維新，就有十個人反對。總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紀末年的維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徹底的，無整個計劃的。其結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國家幾致于滅亡。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后一致團結起來，擁護民族領袖凱末爾，于是始得復興。凱末爾一心一意為國家服務，不知有他。他認識了時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國非徹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學工業，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為土耳其的舊文字太難，兒童費在文字上的時間和腦力太多，能費在實學上的必致減少。現在土耳其立國的基礎算打穩了。
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了近代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于是復興了，富強了。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
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中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
第一章剿夷與撫夷
一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國去。此中的緣故是很復雜的。第一，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國來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伊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需三個月。因此商業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絲茶及別的奢侈品。我們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時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有很大的出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緣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來，我們總把他們當做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并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絡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么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做買賣，借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家分派別，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
那時的通商制度也特別，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寧波、定海各處。后來一則因為事實的不方便，二則因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謂一口通商制度。在廣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買賣完了，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冬。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與外國人做買賣的。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吏很通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進廣州。“夷婦”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第一個耶穌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中文教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隨帶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表示他是去買鞋子的，而不是去教書的，毒藥是預備萬一官府查出，可以自盡。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的百分之二十。中國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絕守秘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于法權并不看重。在中國境內，外國人與外國人的民刑案件，中國官吏不愿過問，那就是說，自動地放棄境內的法權。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一個法國人在廣州殺了一個英國人，廣州的府縣最初勸他們自己調解，后因英國堅決要求，官廳始理問。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民事案件總是由雙方設法和解，因為雙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國人殺了外國人，官廳絕不偏袒，總是殺人者抵死，所以外國人很滿意。只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案子麻煩，中國人要求外人交兇抵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則拒絕交兇，拒絕接受中國官廳的審理，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刑罰太重，審判手續太不高明。
外國人最初對于我們的通商制度雖不滿意，然而覺得既是中國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紀末年（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外國人的態度就慢慢地變了。這時中國的海外貿易大部分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手里。在廣州的外國人之中，英國已占領了領袖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地變為機械制造。海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中國對通商的限制，英國認為最不利于英國的商業發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戰勝了法國，印度半島全入了英國的掌握。以后再往亞東發展也就更容易了，因為有了印度作為發展的根據地。
當時歐洲人把乾隆皇帝作為一個模范的開明君主看。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著的困難都是廣州地方官吏做出來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是乾隆帝滿八十歲的那年，如果英國趁機派使來賀壽，那就能得到一個交涉和促進中、英友誼的機會。廣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虛榮心，竭力慫恿英國派使祝壽。于是英國乃派馬戛爾尼（LordMacartney）為全權特使于一七九二年來華。
馬戛爾尼使節的預備是很費苦心的。特使乘坐頭等兵船，并帶衛隊。送乾隆的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家。英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唯必須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幾個：第一，英國愿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愿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廷必以最優之禮款待之。第二，英國希望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第三，英國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第四，英國希望中國給他一個小島，可以供英國商人居住及貯貨，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興迎接英國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當做一個藩屬的貢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最初不答應，后來有條件地答應。他的條件是：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向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向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也就拒絕行跪拜禮。乾隆帝很不快樂，接見以后，就要他離京回國。至于馬戛爾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國都拒絕了。那次英國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敗了。
十八世紀末年和十九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等到戰事完了，英國遂第二次派使節來華，其目的大致與第一次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并且私人對中國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了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關系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紀，我們只能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歷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地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人并駕齊驅的人力物力，只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十九世紀的大世界上得到更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近代史，必須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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