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史學研究述論 ○馬國鋌 李曉英 / 文
陳寅恪（18901969年），祖籍江西修水。其祖父陳寶箴，光緒時官至湖 南巡撫，倡開民智，推行新政，極力倡導維新運動，頗有政聲，戊戌變法失敗 后，因保舉劉光第等人而被罷免。父親陳三立，光緒十二年（1886年）進士， 授吏部主事，以侍父告歸，協助其父治民視事，后與其父同遭革職，從此自號 神州袖手人，以詩歌名于當世，1937年8月日寇侵入北平后憂憤至極，拒不服藥而亡。
宦學世家為陳寅恪提供了優良的成長及教育條件，自幼打下了堅實的文 史功底。他年幼時在家主要接受傳統的私塾教育，13歲時即東渡日本游學，從 1910年起，更是負笈歐美，先后在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高等 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專攻比較語言學和佛學。他的摯友、國學大師吳宓在 1919年曾經撰文，認為陳寅恪是合中西新舊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 全中國最博學之人〔1〕。1925年受聘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1929年后 改任歷史系、中文系和哲學系合聘教授，后曾經兼任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 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組）主任。
抗日戰爭期間，陳寅恪轉徙于長沙、昆明、香港、桂林、成都等地，在西南聯合大學等高校任教。1945年秋赴英國應牛津大學教職之聘，旋經美國回 國。1946年，陳寅恪重返清華園，1948年南下，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1952年 改任中山大學教授直至逝世。陳寅恪一生著述，由其學生蔣天樞整理編定為 《陳寅恪文集》，其中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和《柳 如是別傳》等。1949年后，陳寅恪雖然一直在廣州任教，但仍然擔任中國科學 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歷史研究》編委會委員，以 及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是近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
陳寅恪的歷史研究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從1926年回國到1932年，主要是利用他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的優勢研究殊 族之文，塞外之史，通過為各種語文文本的單篇或殘卷作跋、考釋人地譯名 和年代世系等，從事佛教義理特別是對華夏文化影響的研究。1925年，北京清 華學校教務長張彭春創議，經外交部批準，停辦留美預備部，創辦國學研究院 并大學部，于當年開始在全國招收第一屆新生。經過多方籌商，聘請王國維、 梁啟超、趙元任及陳寅恪四人為教授。陳寅恪到任后主要研究佛教翻譯文學與 《蒙古源流》，力求從佛經中探求中國小說故事中人物的原型，指出印度佛教 神話寓言對中國古典文學具有一定的影響。如分析《西游記》中唐僧及其三個 徒弟的構思來源，根據敦煌卷軸的經文深入探究中國小說的體裁流變；對于佛 教文化進入中國和流傳，陳寅恪更是有獨到的見解，認為釋迦之教義，無父 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沖突。輸入之后，若久不變 易，則絕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于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 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雖震動一時之人心， 而卒歸于消沉歇絕。他還認為：吸收外來思想，真能有所創獲者，必須一 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改變本來民族之地位。〔1〕這些觀點被 廣大研究者所接受。1928年冬，陳寅恪在故宮博物院發現了《蒙古源流》蒙文 本以及滿文譯本，將其與其他版本進行校證，發現該書作者薩囊徹辰的基本思 想和體裁，都是來自元帝師八思巴為忽必烈長子真金所作的《彰所知論》。在 敘述蒙古族起源問題時，陳寅恪認為民族起源為什么從原來的感生說到《蒙古 源流》中成為印度西藏蒙古汗的傳世次序，這里也存在一個層累向上創造的過源是不足信的。陳寅恪以進化觀點考證史料作出新 的結論，分析了這一不準確來源說的來龍去脈。
1933年到1953年間，陳寅恪主要從事中古史 即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的研究，大致看來，其研究 主要集中于隋唐時
期。在1940年完成的《隋唐制度 淵源略論稿》中，他以深厚的史學修養和卓越的史 識，系統論述了隋唐各種制度的淵源和演變，提出 隋唐制度淵源有三：一是來自北魏、北齊；二是來 梁陳；三是來自西魏、北周。而三者當中，又以北 魏、北齊之源最為重要。因陳寅恪在寫作《隋唐 制度淵源略論稿》時詳論唐代制度，至于政治史 事，以限于體例，未能涉及〔1〕，因此又專門就唐 代政治史作出論析，于1941年寫成了《唐代政治史 述論稿》。此書共分三部分：一是統治階級之氏族 及其升降；二是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三是外族盛 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的關系。全書運用了家族 門第分析、地域集團研究及以種族與文化為切入點 的研究方法，集中分析了統治集團的升降及唐代衰 亡的原因。在陳寅恪看來，唐代政治史大致可分為 三個階段：一是高祖、太宗時期，其特點為繼續實行關中本位政策；二是 武則天時期，關隴集團政治勢力被逐步摧毀，由于科舉制度得到推行，新選拔 的知識分子逐漸取代了舊族勢力的統治地位；三是安史之亂以后，黨派之 爭、藩鎮割據出現，最終導致唐朝滅亡。該書多所發覆，將隋唐史研究提高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關于統治集團的研究可謂新見迭出。他根據唐代社會 的實際情況，將唐代統治集團劃分為關隴集團、李武韋楊婚姻集團、長安集團以及河北集團等概念，并詳加考釋，多方論證，尤其是關隴集團和關中 本位政策兩個論點的提出，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劍橋中國隋唐史》對于 陳寅恪的隋唐歷史研究曾給予高度的評價：解釋這一時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 二個大貢獻是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做出的。在戰爭年代重慶出版的兩部主 要著作和四五十年代發表的許多論文中，他提出的關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個 觀點遠比以往發表的任何觀點扎實、嚴謹和令人信服。
1953年以后，陳寅恪轉而從事明清史的研究，特別是著力于《論再生緣》 和《柳如是別傳》的撰著。兩部作品都以女性命運為題材，后者是作者近十年 心血的凝聚，收集了明清之際各家的詩文，對當時一批名士的所作所為詳加 考釋。全書以柳如是的一生遭遇為線索，實際上也探討了明清之際政治社會 的變遷，涉及諸如明清鼎革的原因，江南經濟的狀況，士大夫的各種心態，幾 社、復社的人事關系，復明運動在江南的醞釀，當時的社會風氣和文風等。其 寫作目的是：以婦女志節，反襯民族劇變之際士子變節，反不如婦妾之 道；同時強調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余英時認為，陳寅恪的明清史 研究，不是為史學而史學，而是通過史學來堅持自己平生所持的堅定文化價 值〔2〕，從而在明清史、風俗史等方面，開創了新的研究領域。
陳寅恪的史學研究涉獵廣泛，開辟了諸多研究領域且成就卓著。其主要者 如蒙古學、突厥學、敦煌學等。在蒙古學方面，20世紀30年代初，陳寅恪相繼 發表了《靈州寧夏榆
林三城譯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吐蕃彝泰贊普 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 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四篇宏文。利用西 方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深入地研究《蒙古源流》一書的流傳情況，解決了許 多以往未能解決的疑難問題。在突厥研究方面，陳寅恪在突厥碑文釋讀、突厥 史研究，特別是唐帝國與突厥汗國政治關系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精深獨到的 成就。他先后發表有《李唐氏族之推測》《李唐氏族之推測后記》《三論李唐氏族問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 代政治史述論稿》《朱延豐突厥通考序》 《論唐高祖稱臣突厥事》《論唐代之蕃將 與府兵》等文章。全面論述了唐王朝與突 厥的關系，對突厥的實力進行了準確的定 位。在敦煌學領域，陳寅恪更是這一領域 的開拓者。1930年，陳寅恪在他撰寫的 《<敦煌劫余錄>序》一文中寫道：敦 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新潮流也。自發見 以來，20余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 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后咸有新 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 學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國 境內，所出經典，又以中文為多……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1〕這是 我國學者首次提出敦煌學這一學術概念，并指出了開展敦煌學研究的重大 意義。陳寅恪先后發表的敦煌學研究論文主要有：《敦煌本十誦比丘尼波羅提 木叉跋》《<敦煌劫余錄>序》《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敦 煌本唐梵翻對字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跋》《斯坦因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殘卷跋》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匯編序》《敦煌本心王頭陀經及法句經跋尾》等文章，在 敦煌學理論及具體研究上均卓有建樹。《韋莊秦婦吟校箋》就是根據敦煌所藏 唐五代寫本之《秦歸吟》作校箋的。敦煌學在今天能成為國際顯學，陳寅恪等 人的發凡之功，實不可沒。
陳寅恪作為一代史學大師，研究領域眾多，方法多樣，成就卓著。實際 上，他對中國史學研究產生更大影響的則是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提出了史學研究必須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學術研究 同政治分開。1929年，陳寅恪在撰寫《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時寫道：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 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 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來世不可知者也，先 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術，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在這里，陳寅恪實 際上是闡釋了自由的意義，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代 代追求的目標。陳寅恪先生強調這種精神的目的，在于倡導學術的獨立性。他 在研究宋史時
認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因此這一時期的文章 最為上乘：其駢儷之文亦無敵于數千年之間矣。若就六朝長篇駢儷之文 言之，當以庾子山《哀江南賦》為第一。若以趙宋四六之文言之，當以汪彥章 《代皇太后告天下手書》為第一。……庾汪兩文之詞藻固甚優美，其不可及之 處，實在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貫徹，而其所以能運用此 感情，融化貫通無所阻滯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靈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 由靈活之人始得為之。……《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 于端生之自由活潑之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也。故無自由之 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舉此一例，可概其余。〔2〕正是宋代社會自由活潑的 思想，才造就了宋代優美的文學及繁榮的學術。
在晚年的著作《柳如是別傳》中，陳寅恪又一次從中國歷史文化的角度 論述說：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士大夫，猶應珍惜引 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3〕可見，陳寅恪所弘揚的獨 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本質是中華民族原本固有的自強不息的精神，是 對中華民族自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渴盼。作為一代學人，他所治學作人，救國 經世，都是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其精神支柱的。1953年12月，陳 寅恪在《對科學院的答復》中提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沒有自 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 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1〕中華 民族自強不息之精神，在《周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 厚德載物。張岱年先生認為，《周 易》中的這兩句話，代表了中國的民 族精神和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陳寅 恪先生倡導并身體力行的獨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實際上是中國傳 統的史學精神的弘揚和再現。史學的 價值就在于在求真求實的事實基礎 上對后人有所啟迪和鞭策，這一點， 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其次，采用以詩證史的方法，拓展了歷史研究的方法。早在明末清 初，黃宗羲就曾說：今日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詩者，但見 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2〕陳寅恪充分 發揮兼通文史之長，別具以詩與小說證史的理論，并親加實踐，形成了一種跨 越文史、亦文亦史的獨特新穎的文化闡釋方式，并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國史籍 一向被稱為汗牛充棟，尤其是歷代官修正史影響極為廣泛，但官方修史者往往 因歷史條件的限制而多隱晦，所以僅僅依靠這些史書的記載還難以明了歷史的 真相。陳寅恪先生認為，治史者必須占有全面、準確的史料，擴充范圍，去偽 存真，善于從人們所忽視的地方揭示歷史的真面目。他極力倡導的以詩文證史的方法，正是這種實踐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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