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孫潔的最新散文集，共四十篇文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對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大學生活的追憶和緬懷，通過對老師和同學的回憶，展現了一段生機勃勃的青春少年路。第二部分文章皆為對老舍及其作品的研讀和感悟，作者作為國內研究老舍的專家，自有其眼光獨到之處。第三部分是作者對其他文藝作品的感想和見解，包括最新的圖書、戲劇和電影等形式。
哭舒乙師
人生偶爾會遇到一些被“點亮”的時刻。一點亮，就是一生，可遇而不可求。我自己，就在混沌中備戰高考的某一天，被一封“從天而降”的書信點亮了前方的路。
20世紀80年代，買書的渠道沒有現在這么多，除了去書店等書、淘書、偶遇書，再有一個購書的渠道就是匯款到出版社的郵購部買書。有時候，你寄去的錢多了，或者你想買的書出版社也沒有了，就會退錢給你。那時我自己沒錢，我要的書大多是讓我爸買。我爸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編輯，他對匯款買書這種事熟門熟路。我就覺得他天經地義能給我買來任何我想看的書。
但是，我爸遇到了難題：我要的好幾本老舍的書，出版社也沒有，退錢給他了。那時候，他是我要星星決不摘月亮給我的。怎么辦呢？他腦子一熱，就給舒乙老師寫了封信，問他有沒有。
有的有，有的沒有！有的幾本，很快就寄來了！就這樣，我收到了來自舒乙老師的第一封信。
就這樣，舒老師寄來的第一封信，把我從懵懂中喚醒，我飛快地確立了人生目標：學文學！從那一天起，有好幾年，我一直在和他通信，直到最后一次，十年后，我得到他密密麻麻仔細填寫后寄來的博士論文評閱書。現在，他的這些信，有好幾十封，都在我手邊，我卻不大敢打開，生怕驚擾了珍藏在里面的歲月的魂靈。
最初的通聯，都是一些幼稚的提問，但每每能換得他不厭其煩的解答，和親自復印的資料。終于有一天，我跟他說，考上復旦大學中文系了。他的回信也很愉悅，這句話我一直能背誦，他說：“幾乎能肯定，又多了一位研究老舍的學者。”
就是這樣，這十年從入門到做出來一篇還算像樣的論文，這句話，我不能忘，不敢忘，也不會忘。我也一直不認為幾乎只研究一位作家是一件不對的事情。人生太短暫，意外太多，如果能做好一件事情，便是上天極大的恩賜。而這鼓舞我前行，溫暖我人生，決定我職業選擇的第一句話，就在那封北京來信里。
第一次見面是1994年。
那年我大學畢業。拿了篇本科畢業論文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去長春參加學術會議了。一路上，就像娃娃那首歌唱的，“為了這次相聚/我連見面時的呼吸/都曾反復練習”。而真的見到舒老師，卻一點也沒有緊張，也容不得我緊張。他這個人——多年以后我也一直這么認為——就像個永遠放射著光芒的小太陽，特別能聊天，特別自來熟，說話特別有感染力。那第一頓好客的東北晚餐，聽他講了很多好玩的、可嘆的北京人藝的典故；那最后一頓隆重的閉幕午宴，他用純正的俄語、渾厚的男中音演唱蘇聯歌曲《小路》。這么多年過去了，會開的什么內容早就忘記了，舒老師講的故事和動聽的歌聲卻時時回響在耳畔。
會議結束后，我和我爸在北京匯合，逛遍了在地圖上游覽過無數次的北京的大街小巷，又隨同去的學長鄭重地捧了鮮花，登臨中國現代文學館，去拜訪舒乙老師。
那天我和伍學長一起，就像貴賓一樣坐在文學館的大會客室里，和舒老師天南海北地聊天。現代文學館那時候還在萬壽寺。那曾經是慈禧太后的一座行宮，當時給文學館用，珍藏各種作家的手稿、文物，不對外展示。舒老師那時是副館長。聊了一會兒天，他就站起來，帶我們一間一間地參觀。他每推開一扇厚重的大門，我就聽到來自歲月深處的一聲“吱呀”的回響。就這樣，一間又一間，他認認真真地帶我們看完了整個文學館，絲毫不把我們當成兩個少不更事的大學生看。他對那些文物滿懷敬畏，如數家珍。當時的感覺，也是之后長久的感覺：這是一位真正的用全身心熱愛著文物的管理者。
見到舒乙師之前，我已經讀過很多他的文章。在認真閱讀他寫的各種散文和論文的時候，他最早帶給我的“老舍之子”的定義會漸漸地很稀薄。在我的閱讀經驗里，他就是一個散文家，偶爾會寫一些關于他父親的，或者深情，或者充滿趣味的文字而已。當時，我讀過他寫的《悼楊犁》（好像是叫這個題目）和《哭任寶賢》，都是登在《文藝報》上的，從那些深情懷念摯友的文字里，我讀到了悲天憫人，讀到了風趣睿智，讀到了惺惺相惜，也讀到了人以群分。
就在那天，帶著我們參觀完文學館之后，他又請我們在文學館門口的小飯館里吃了簡單的午飯。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苦瓜。吃飯的時候，我把讀《哭任寶賢》的感受復述給他聽，問他一些他在文章里沒有完全吐露的事情，他都一一告訴我了。因1988年北京人藝到上海演出，我爸帶我看了任寶賢的好幾個戲，對他印象特別深刻。不料不久以后看到的一篇關于他的文章竟是舒老師寫的悼文，而任寶賢也是跟我終身仰慕的老舍、邱岳峰、董行佶一樣自殺而死，實在是非常震驚。《哭任寶賢》和舒乙師的其他文章一樣，清通流暢、真情流露，卻因為懷著克制的深情記述而令人讀時淚灑衣襟。
午飯后就到了分別的時刻。我們問他坐一個什么公交車怎么走，這時，在飯館兒門口，舒老師跟所有的北京人一樣大大咧咧地一指：“往前一百米就到！”
我們走了一個多小時還沒走到。
再后來我慢慢地正式步入老舍研究的行列，和他見面也變得規律起來，一般是每過兩三年在開學術討論會的時候會見面。因為我覺得他越來越有名，也越來越忙，聊天就不再那么深入了，寫信也漸漸地少了，慢慢地發展到只是過年通一張賀卡。但有幾次舒老師到上海開畫展的時候，會把請帖發到我和史承鈞老師家里，我們就會去參觀他的畫展，順便和他閑聊幾句。
2012年11月，在福建漳州開老舍會。剛報到完不久，吃午飯的時候，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我回頭一看，是舒乙老師。他把一本書塞到我手里，說：“這是新寫的，送給你。”這本書是寫北京和承德的藏文石碑和藏式建筑的，叫《見證親密》。我知道他這些年一直在為保護北京的古建筑較勁，想來這書也是成果之一吧，就高興地收下了。展卷一看，名已經簽好了，落款日期是10月15日，原來是10月份就簽好了帶來的，又特地拿到餐廳來尋我。
再后來的一次會議是2014年很多老先生一起到俄羅斯開會，舒乙老師因為在蘇聯留學過，聽說又當導游又當翻譯，玩得很盡興。但那時因我已經遠赴澳大利亞陪教，所以沒有去俄羅斯，也就錯過了最后一次和他老人家盤桓的機會。
人生就是這樣，以為一直還會再有的事情，突然就中斷了，再也沒有了。以為不久又會見面的人，以為錯過這次還有下次，卻突然就沒有下次，再也不見了。
我剛讀了一篇馬未都先生寫的悼念舒老師的文章。他說，舒乙腦溢血之后，在床上躺了八年，這幾乎是他人生的十分之一的時間。雖然舒老師在床上并沒有躺這么多年，但，沒有八年，也有六年。想想就難過，這是一段多么難熬的歲月！不知道這近六年的漫漫長夜他是怎么過的。不知道在這漫長的看不見星光，看不見五彩，看不見他熱愛的北京城的時光里，會不會有那么一個瞬間，他會想到過我。
202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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