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來昆是一個公認的死不了的人。他一出生就被狗叼走了, 又落入雞窩飽受雞啄, 他竟大難不死。九歲時遇上泥石流, 獨自騎著一棵大樹漂了三十里地, 所有人都認為他這次死定了, 他也沒死。憑著天生的聰明和智慧, 他沒怎么念過書, 卻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吹口琴, 寫詩, 演話劇。這樣一個聰明又富有生命力的人, 應該是順風順水的。但是, 正當他準備大展拳腳有一番作為時, 厄運卻找上門來。他承包了果園, 卻一年年沒有收成; 養兔子, 養蝎子, 養土鱉, 沒有一次成功過。他跌倒了爬起來, 屢敗屢戰, 在養種驢失敗后, 他終于放棄了向命運的挑戰, 最后醉醺醺地被叉死在煤廠的鐵門上, 以一種離奇的死法告別了。一個公認的死不了的人就這樣被艱難的生存重壓壓死了。
這是一個公認的死不了的李來昆如何死掉的故事。
著名作家劉恒經典之作，首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
每個不起眼的小人物，都有驚濤駭浪的故事。
說不盡的劉恒
興 安
認識劉恒快三十年了，作為曾經的同事和他小說的責任編輯，我只寫過他一篇文章，還是在二十多年前。有時候特別熟悉的人反而不知道從何寫起，因為一想起往事，各種記憶像開閘的水一樣涌滿眼前，讓人很難落筆。1985年我大學畢業，來到《北京文學》雜志社小說組工作，劉恒也在這里當編輯。那時候他還沒有戒煙，瘦高，經常是窩在一只老式的沙發里看稿子，手里掐著煙頭，嘴里不時噴云吐霧。據說，那個沙發老舍、楊沫、汪曾祺、王蒙等前輩作家都坐過，我相信劉恒是沾過他們的仙氣，因為他們都在這里做過文學編輯。
假如劉恒沒成為著名的作家，那他肯定也是個非常優秀的文學編輯，不少作家和作品是經過他的手而為人所知的。一個編輯幫作者改稿子，并且他的修改能讓作者有所感悟，由此走上一個新的臺階，這樣的編輯才是真正的好編輯。我也是受到過他鼓勵和幫助的一個作者，當時我寫一些小說，經常請他看，他每次都非常認真地閱讀。記得我寫過一篇模仿美國后現代作家納博科夫敘述風格的小說《做賊》，其中用了很多解釋性的括號，他覺得這種表達挺有意思，并對標點在括號中的使用與我探討，讓我受益匪淺，后來這篇小說發表在了《青年文學》上。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的兩部小說《黑的雪》《伏羲伏羲》已經分別被導演謝飛和張藝謀拍成了電影《本命年》和《菊豆》，短篇小說《狗日的糧食》也獲得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他已經是個很有名的作家和編劇了。我接了一部電視連續劇的寫作。頭一次寫劇本真是無從下手，我拿著寫好的草稿請他幫忙。第二天，他竟然幫我修改了近半集的戲，有的部分幾乎是他重新寫過。這種言傳身教的幫助讓我對戲劇有了非常深刻的領悟，使我順利完成了這部劇本的寫作。他不僅在工作和寫作上幫過我，并且在生活中也是如此。記得有一次我搬家，他聽說后主動來幫忙。我家里有個衣柜很高，電梯裝不下，只好從樓梯往上一點一點扛，他和我的姐夫一起愣是將衣柜扛到了十二層。后，還是他將樓下剩余的一些小雜物，裝到一個兜子里送上來，替我做了搬家的收尾工作。
或許是從小家境比較貧寒，他養成了非常勤儉的習慣，甚至到了在我看來對自己吝嗇苛刻的程度，不光不亂花錢，兜里也幾乎從不揣錢。當時我們倆經常一起騎著自行車下班，經過菜市場，他總會從我這里借幾塊錢買菜回家。直到他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掙了不少稿費后，有一次，我倆像往常一樣騎車回家，突然，他叫住我，說：“今天我請你吃雪糕。”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我確實吃到了他買的雪糕，而且是貴的“和路雪”那種。我相信那是我們倆吃得香的一次雪糕，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成名后的他依然是不忘本色，幾乎沒打過出租，即使是參加重要的活動，他也是坐地鐵或者騎著他那輛老舊的“二八”自行車，為此他還經歷了一次險情。他與我相約去“文采閣”參加一個文學策劃會，我本想打車過去，可他偏不肯，只好一起騎車前往。中途他感覺車前叉有點不對勁，就找了個修車鋪檢查，修車的嚇了一跳，說：幸虧你來得及時，不然前叉斷了會出人命的。現在想來都有些后怕，如果那天真出了事，我們還會看到他后來給我們貢獻的著名的小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以及電影《秋菊打官司》《集結號》和《金陵十三釵》嗎？
在中國文壇混跡這么多年，我也算是一個親歷者。我看過太多作家成名或者當官后的變化，有些嘴臉甚至讓人陌生和躲之不及。劉恒當然也有變化，但是他是變化少的一個。因為我了解他早在寫《狗日的糧食》開始就是一個冷靜的或者說是悲觀的寫作者。他對人的本性之善惡早就有所準備和警惕。而這種冷靜悲哀的世界觀在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說《伏羲伏羲》中被發揮得淋漓盡致。或許在他看來，人性本質是黑暗的、陰冷的，它可能潛存在人類意識的深處，一旦有機會，它就會釋放出來。而短篇小說《拳圣》則是他寫人性惡的極致。相反，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卻多數是可愛的，或者是讓人憐惜的，即使是她們的反叛和憤怒，也是源自她們的人性之善。比如《狗日的糧食》中的癭袋，《伏羲伏羲》中的菊豆，還有《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李云芳，等等。在現實中也是如此，他對女人充滿了尊重，與女孩子說話，總是態度謙和，微笑面對，絕不會出口惡俗的玩笑和露骨的言辭。不少讀者因為看了他很多涉及性愛的小說，對他的私生活充滿好奇，也有人向我探聽過這個問題。我告訴他：真正坦然寫性的作家，在個人生活中往往是保守和有節制的，他把他對性的想象和理解轉化成了藝術，而那些在寫作中不敢坦然面對性的人，在個人生活中，可能往往很難經受住誘惑。中國古代梁簡文帝蕭綱的《誡當陽公大心書》有說：“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我深信這個道理。況且對性的理解也分不同的檔次，又如《易經》所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所以，我敢說，劉恒是國內少有的沒有緋聞的作家之一，因為他早已參透了性與愛的本質。
1996年，我出任《北京文學》雜志的副主編，他成了北京作家協會的駐會作家。他的家就在我辦公室的樓上，我經常會去他家里聊天。他也會把寫好的小說給我看。當時約他小說的雜志很多，所以，我常以我是他小說的第二個讀者而感到竊喜，因為他的個讀者永遠是他的夫人。他給我稿子的時候總要希望我提些意見，讓我覺得滿意才可拿去發表。那個時候，很多作家都開始用電腦寫作了，而他始終用傳統的墨水鋼筆寫作，一筆一畫，蠅頭小字，如有修改的地方，他都會重新謄寫一遍，所以他的稿子永遠是干干凈凈，散發著墨水的香氣。幾年里，我親自當責任編輯發表了他的三篇小說《天知地知》《拳圣》和《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其中，《天知地知》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獲得首屆北京市文學藝術獎，并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成為當時受老百姓歡迎的電視劇。
2003年，劉恒被推舉為北京作家協會主席，后又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并當了北京政協委員。他的電影劇本寫作也達到了狀態。先后寫了電影《云水謠》《集結號》《張思德》《鐵人》《漂亮媽媽》《金陵十三釵》及話劇《窩頭會館》等劇本，獲得過國內和國際的無數獎項，被譽為“國內成功的電影編劇”。多次與劉恒合作的導演張藝謀對他的評價是：“劉恒是當今中國好、認真的編劇。”成了大腕，除了創作，事務性的工作也多起來，但是他依然保持低調，保持自己的個人時間與空間。這些年我與他見面的機會并不多，但每次見面我們彼此都非常高興，而且肯定要聊一些家常。一開始我還有些不自然，因為我對發跡或當了官的人總是敬而遠之。可是他的真實的微笑和熱情的問候打消了我的顧慮。我知道他是個不忘記舊情的人，更不是個用虛假的應付對待朋友的人。我們都老了，他已接近花甲，我也已經過了知天命的年齡，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回到那個一起騎著自行車吃雪糕的歲月。
去年，他做得讓我感慨的一件事是他倡議并親自主編了“老編輯文叢”，這套書選編了曾在《北京文學》雜志工作過的十一位老編輯的作品，這些人都是他和我當編輯時候的前輩同事和老師，其中六位已經離開人世。在序言《夢想者的痕跡》中，劉恒寫道：“作為編輯，躲到鮮花的后面去，躲到掌聲的后面去，躲到一切浮華與喧囂的后面去，是這個職業與生俱來的宿命，在他們早已是司空見慣的處境了。他們樸素的文字與他們平凡的人生相呼應，一并成了默默的耕耘者的寫照。我期待用心的讀者聚此一閱，對這些文章和文章背后的仁者保持真誠的敬意。”作為一個編輯出身的作家，他深知編輯的辛苦和寂寞，更牢記了編輯給予他的幫助。他寫道：“我有幸與他們共事多年，并以此為傲。我不是一個稱職的參與者，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受益者和見證者。他們的勤勉和謙遜，淡泊與寬容，敏銳和通達，以及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不懈勞作，滋養了《北京文學》這塊陣地，滋養了無數有名或無名的作者與作品，也滋養了我。他們在潮濕的屋子里伏案苦讀的背影，在狹小的辦公室聚首暢議稿件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歷歷在目，鄙人將沒齒不忘。我斗膽呼喚讀者來親近這套不起眼的書籍，卻并非出自私利與私情，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領略一種淡淡的仁慈、拙樸、堅韌和夢想，并從中吸收于人生有益的養料。那些深愛文學的人，必定會在前行者的足跡中領悟到職業的真諦乃至人生的真諦，并像我一樣受益終身。”我不惜筆墨引述他的文字，是因為他的表達也是我的表達。我做了三十年的編輯，也做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文學評論者，如果在我退休或者死去的時候，有人這樣回憶和評價我和我的工作，我不能說含笑九泉，至少會死而無憾。
回首劉恒與我這么多年的亦師亦友的交情，我感覺他竟然扮演了那么多的角色：編輯、小說家、編劇、作協領導、政協委員，當然還有我沒寫到的好父親、好丈夫的角色等等。他的每一個角色都扮演得非常成功，得體、自然、親切、磊落，因為他不需要演技，他是個本色本真的人。而在我的心目中，他永遠是一個兄長，一個可以信賴，讓我受益終身、無法說盡的兄長。
劉 恒，1954年生，北京人。中國文聯副主席，北京作家協會主席，北京老舍文學院院長，《北京文學》主編。著有長篇小說《黑的雪》《逍遙頌》《蒼河白日夢》，中篇小說《伏羲伏羲》，短篇小說《狗日的糧食》《小石磨》等。編劇作品有電影《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云水謠》《集結號》《金陵十三釵》，電視劇《大路朝天》《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少年天子》，話劇《窩頭會館》，歌劇《夏日彩虹》等。獲魯迅文學獎、北京市文學藝術獎、老舍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金鷹獎編劇獎、飛天獎優秀編劇獎、金雞獎編劇獎、華表獎優秀編劇獎、第35屆瓦亞多里德國際電影節金穗獎、第63屆奧斯卡金像獎外語片獎提名等。
去年清明節，我一個人回鄉下掃墓。父親脫不開身，就用廢紙剪了一大堆紙錢兒，讓我帶上。妻子覺得可笑，把紙錢兒從書包里掏出來，換了蘋果、香蕉和橘子。當然不是祭品，是給我帶著路上吃的。我說何必呢，你不跟著去倒也罷了。我吃了一個蘋果三根香蕉，把紙錢兒塞回去，攥著半個剝好的橘子就上路了。世上有許多讓人喜歡的事情，逛公園、聽音樂、打麻將、吃冰激凌，但掃墓不算，給誰掃墓都不算。開往山區的長途汽車烏煙瘴氣，吱吱嘎嘎，塞了可能有一百人。它在盤山公路上晃來晃去，給人一種頑強地迫不及待地奔向地獄的感覺。我的祖先在墳墓里向我招手。掃墓變成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了。
這時候有人叫我的小名。多年不聽了，猛一聽倍感庸俗，讓人不好意思答應。也許是叫另外一個人吧，正這么想著，叫我的人已經咋咋呼呼地擠到跟前。全車廂的人都在看我們，也許都在看我。小名已經夠難聽了，他又叫我作家！他對我蜷在這里表示驚奇，大聲追問為什么不讓轎車送我，仿佛我真有這個資格，只是太艱苦樸素了似的。他那么真誠，我就不認為他的話是多么了不起的侮辱了。這是一位遠房表兄。我們在血緣上有一些久遠的瓜葛。總之，葡萄架上結滿了葡萄，我是其中一顆，他是另外一顆。我壓低了聲音向他問候，他卻加大了嗓門兒，提起我的作品來了。
“那些搞破鞋的事兒是你瞎編的吧？”
我一下子亂了方寸。我們都沒有座位，像兩根胡蘿卜一樣擠在一起，四周一股家禽的味道，車輪顛了幾下，又漾出山羊的味道來了。我不打算往他嘴里吐唾沫，但我必須阻止他的賣弄。扒褲子可以，光屁股不行！我也抬高了嗓音，像粗人一樣嘎嘎笑著，問他張三好嗎，李四好嗎，王五好嗎？我不想讓他喘氣。他說張三發了大財，李四沒發財，王五發了筆小財，可是老婆跟人跑了。表兄喘氣均勻，順利繞了回來，用殷切的目光看著我。
“那個破鞋！你真該寫寫她！”
我是堵不上他的嘴了。一個很饞或很餓的人盯上了一塊肉，誰也別指望阻止他。隨他去吧。我順便問到了一個人，懶洋洋地等著他說點什么，卻聽不到聲音了。我又問，來昆好嗎？表兄瞇著眼，下巴越耷拉越長，二百五一樣瞪著我。
“哪個來昆？”
“李來昆。”
“哪個李來昆？”
“槐樹堡的，黑臉兒，凸眼睛！”
“說的誰呀？我也是黑臉兒。”
“吹口琴的，想想！”
“嗨！”他拍了一下腦門，“是大昆吧？”
“對，是他。”
“是牽著公驢滿世界找母馬的大昆吧？”
“就是他。”
“嗨！”他又拍一下腦門，“我比他白多了！”
“他好嗎？”
“好，好個屁！”
“怎么了？”
“他死啦！”
“嗯？”
“死了好幾年了，你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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