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程朝翔
《英格蘭文學》這本大家寫的小書既分別論述了什么是英國/英格蘭和什么是文學，又勾勒出了英國/英格蘭文學的全貌英格蘭文學是英國文學的發端和核心，它以極強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使后來的英國文學成為熔爐，融入多種成分，呈現出多元、多樣、多彩的風貌。
首先，什么是英國/英格蘭？這一問題關系到國家、民族、公民身份等等，都是歷史上和當今世界上最復雜、最富爭議、最能引發沖突（甚至流血沖突）的一些概念。從語言上看，英國這一概念就不簡單，翻譯起來麻煩很大。作為名詞，英國對應的并非是英格蘭（England）這一地區概念英格蘭只是英國的一個部分，當然從歷史、文化、政治上來說都是最重要的部分。在不同時代，英國對應的是不同的國家概念，而這是在有了英國這個國家之后。在有英國之前，英國歷史上有凱爾特人和他們的定居點（鐵器時代），有羅馬人的入侵（公元前55年），有盎格魯 撒克遜人和他們的王國（大約公元450年），有諾曼人的征服（1066）等等。在英國之前，英格蘭長期只是歐洲天主教文化的一部分，直到宗教改革（15171648）使英國徹底獨立于羅馬的天主教廷。
作為名詞也作為一個民族國家，英國最早對應的是英格蘭聯邦和自由邦（The Commonwealth and Free State of England, 1649），這是一個松散的聯邦，包括英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后來改稱大不列顛聯邦（The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1654）。1707年，蘇格蘭成為英國的一部分，于是有了大不列顛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1801年，愛爾蘭正式并入，于是有了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聯合王國；1922年，因為有了獨立的愛爾蘭共和國，所以就剩下了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并一直延續至今。今天的英國所對應的名詞只有一個，但歷史上的英國所對應的名詞卻要復
雜得多。
與此同時，英國的這一形容詞也并不簡單。英國學者（如本書作者）喜歡English，而美國學者則喜歡British。美國學者、《英國文學百科全書》的編者戴維·
斯科特· 卡斯坦（David Scott Kastan）認為，English一詞有時太局限，往往只是指英格蘭；但有時又太寬泛，指的是所有使用英語的人。所以，他選擇使用British。作為美國人，應該自認也是English，自然不愿意English只是指英格蘭人或者英國人，而寧愿用British來專指英國人，有時還會用British來和American（美國人）相對應。English雖然有時也指英格蘭人，但在歷史上卻指定居在不列顛（Britain）的所有日耳曼民族，包括撒克遜、朱特、盎格魯（Angles，這便是English的詞源，雖然English已與這一詞源不再有直接聯系）等民族；也許正是因為民族關系，美國人更愿意認同English。而British往往更有地理上的意義，指的是不列顛群
島上的人。
本書作者、英國學者喬納森·
貝特（Jonathan Bate）選擇了English這個詞，或許也有一些民族感情的因素。當然，他強調的是歷史原因：在有不列顛之前，已經有了英格蘭，因此不列顛（British）文學無疑和英國/英格蘭（English）文學并不對等。莎士比亞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讓我們看到這兩者之間的分界：在伊麗莎白時代，他認為自己是英國人/英格蘭人（English），并創作了以英格蘭歷史為主題的劇作；但在詹姆斯時代，他卻創作了以不列顛為主題的劇作，例如《李爾王》和《辛白林》。如果說莎士比亞是一位不列顛（British）作家，就不能準確地概括他最重要的創作了。
此外，貝特還強調了潛藏在英國和英國民族等概念中各種復雜、糾葛的關系：民族關系（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威爾士，凱爾特、盎格魯、撒克遜、朱特，羅馬人、諾曼人等）、國家關系（英國與法國、英國與歐洲、英國與美國等）、帝國與殖民地的關系（大英帝國與各殖民地和英聯邦成員）、人民之間的關系（各個時代的原住民與移民）等等。
這些復雜、糾葛的關系是歷史形成的，但又決定著當下，影響著未來。這些關系的形成過程充滿了血與火、戰爭與殺戮，但各種故事、各種敘事也建構出國家和民族身份。按照貝特的描述，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既然民族和國家由復雜、糾葛的關系構成，就絕不能將其簡單化和純潔化，而必須容納各種外來、異己、混雜的成分，必須向外敞開大門，張開雙臂歡迎自己的鄰居。這種國家和民族的概念更像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過，由于國家和民族，特別是英國這種國家和民族（中國和中華民族更是如此），是以無數代人的鮮血、忍耐、艱辛為代價而形成，尤其需要捍衛其完整性，既包括政治和領土的完整性，也包括各種故事、各種敘事的完整性，也就是文學的完整性。如果人為地撕裂國家和民族敘事的完整性，而實際上又不可能人為地創造一個新的敘事，那么國家和民族身份
的根基就會被動搖，社會就會動蕩、衰敗。
按照貝特的觀點，構建國家和民族身份的一個重要行為就是講故事也就是創作文學作品。那么故事是怎么講的，文學作品是如何創作的呢？我按自己的理解畫出兩個重點：1） 文學作品與寓言、布道詞、倫理學著述不同，主要是因為文學能將邪惡、不道德描寫得十分有趣。就連兒童文學也是如此：兒童文學充滿著女巫、妖怪、惡魔、狼人，以及拿了他們一袋糖就會讓你倒霉的成年人這些背離了我們道德準則的人物和怪物在文學作品里卻十分生動有趣。其實，所謂邪惡和不道德往往是他者（the other）的特征，也就是他者的他性（otherness）。他者與我們截然不同的思想、行為、做派、風格，使我們感到受到威脅，特別是威脅到我們自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使我們感到邪惡和不道德。在最偉大的文學作品里，自己和他者是可以轉化的。再以莎士比亞為例，在《奧賽羅》里，奧賽羅因其出身而是他者，但他卻希望被周圍的人所愛，成為自己人；伊阿古按出身是威尼斯的自己人，但他卻并不想被愛，他是獨行者和邪惡的夢想家，完全是一個威尼斯的他者。文學這種讓他者和他性（甚至是邪惡和不道德）變得有趣的特點恰恰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世界的復雜和糾葛，不讓我們陷入自以為是的、簡單化的道德偏執。偉大的文學給了我們最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讓我們直面、正視、容納他者，而不是無視、敵視、消解他者包括以倫理道德來消解他者。2） 文學具有極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沒有獨特性：每個民族的文學都是獨一無二的，具有獨特性。按照貝特的說法，英格蘭文學誕生于《圣經》翻譯成英語之時。文學如同《圣經》，賦予生活以意義；通過敘事（narrative）將生活組織得有條有理，有頭有中間有尾（亞里士多德如是說），將各種細節和事件都容納進一個整體在這個意義上，《圣經》是文學，文學是《圣經》。文學像《圣經》一樣（或者《圣經》像文學一樣），是神話、歷史、諷喻的混雜，包含有格言、書信、預言和贊美詩。其實，德里達（Derrida）也持有相同觀點，認為（西方）文學源自《圣經》中亞伯拉罕（Abraham）的故事。亞伯拉罕服從上帝之命，殺兒子以撒（Isaac）獻祭。這一事件原本只是上帝和亞伯拉罕之間的秘密；這一秘密一旦泄露，故事便成為文學。同時，上帝為何要求亞伯拉罕殺子獻祭，亞伯拉罕也并不明白。他的服從是無條件的，這也超出了道德之外上帝完全是他無法理解的他者。這也是（西方）文學的主要特點：文學具有公共性（人物秘密外泄給讀者，甚至連人物本身也蒙在鼓里）、宗教性（有關人生的意義，但在終極意義的層面，又超出一般人類道德之外）、敘事性（以故事來組織人生、組織社會關系、組織終極世界）等。在西方，文學闡釋學也來自圣經闡釋學；文學與《圣經》一樣，需要一個龐大的闡釋系統來不斷地建構本書便是一次極好的闡釋實踐。
國家/民族和文學密不可分，兩者在同一過程中形成和演變；兩者擁有不少共性（有理想狀態的共性，也有自殺性的共性），例如開放性、包容性、不純潔性、獨特性、不兼容性、排他性。
其中的關系如果處理不好，就會產生沖突，就會導致衰落，甚至滅亡；后者按德里達的說法，源于自殺性的自我免疫系統。在復雜的世界里，理想固然重要，現實更加骨感。理想中，世界文學把所有文學都當成自家人，但沒有他者的系統，看似和諧，實際上可能更不包容。具體說來，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有不同的來源，屬于不同的闡釋系統，二者互為他者。自己與他者如何溝通，是現代社會的一大問題。
以上是我給本書所畫的重點，摻雜著我自己的闡釋，所以可能跑題。好在本書不光靠一兩個重點，而是由大量的、豐富的、生動的、深邃的細節所構成，需要讀者自己品味。這套叢書被稱為通識讀本。所謂通識，應該是獲取普遍需要的知識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思考的結果。獲取知識并不容易，沒有知識就無法思考，但是有了知識照樣可能不會思考。所以獲取通識并不容易，讀這本小書也并不容易。不過，這本關于英格蘭文學的小書，值得花工夫閱讀。作者以提綱挈領的方式，將大量知識濃縮在這一本小冊子里，使之成為打開英國/英格蘭文學殿堂的一把鑰匙。無論是對專業研究者，還是對業余讀者，這本《英格蘭文學》都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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