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一部民國時期邊疆研究學術史的著作，但與一般介紹學術發展脈絡、評論人物學術成就和思想的著述不同，作者有意識地將人作為主體，強調學人所處的時代、人生經歷與學術成就之間的關系，將學人的知識生產與思想傳播融入人生的喜怒哀樂之中，通過解讀日記、書信、個人自傳、未刊檔案、學人著述等，帶領讀者走進學人的內心世界，體驗他們的人生，品味學人文字的真意，文章不乏可讀感人之處。書稿分七章。第一、二兩章縱論抗戰期間，面對民族危亡，邊疆危機，中國邊疆人類學學人砥礪奮發，重新厘清邊疆觀念，提出建設邊疆主張，努力構建中國邊疆研究學科，服務民族團結。第三至六章，分別講述顧頡剛、李安宅與于式玉、徐益棠、張廷休等在民國邊疆學研究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學人的人生經歷與學術脈絡，通過解讀日記、書信、個人自傳、檔案、著述等材料，走進他們內心世界，體驗他們的學術人生。第七章，總結1980年代以來學界有關中國邊疆學構筑的努力，并對新時代中國邊疆學構筑路徑與前瞻提出自己的觀點。(章節和樣張見附件)
2020年5月，疫情宅家，埋首撰寫“大正走邊書系”之《探秘邊內外》，收到汪洪亮教授寄贈新著《抗戰建國與邊疆學術：華西壩教會五大學的邊疆研究》，還有準備出版的又一新著《知人論學：民國時期的邊疆學人與學術》，并懇望為之作序。
民國時期的邊疆研究是中國邊疆研究史（也可稱之為中國邊疆學術史）的重要內容。我曾在《當代中國邊疆研究者的歷史使命》一文中指出：中國邊疆研究源遠流長，但中國邊疆研究的興盛，則是近代以降的事。鴉片戰爭之后，曾出現過兩次邊疆研究高潮。第一次是在鴉片戰爭后，資本主義列強用鴉片和大炮敲開了閉鎖的清帝國大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導致西北、東北、西南邊疆相繼出現嚴重危機，以魏源、何秋濤、夏燮、梁廷楠、曹廷杰等為代表的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地主階級學者深感大清帝國國運日落，為捍御外侮，鞏固邊防，乃發憤潛心于邊疆研究。他們的著作，至今仍不失為警世之作。這一研究發展的勢頭至清末而不衰。第二次，時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一批接受資產階級史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中國學者，痛心于深重的民族危機，希冀通過邊疆問題研究，抒發國人之愛國熱誠。他們孜孜耕耘，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果。那時學人輩出，學術團體和刊物如雨后春筍，用群星燦爛形容其研究發展盛況，并不為過。
中國邊疆研究史的演進歷程是曲折、復雜的。20世紀50年代以降，中國邊疆研究受到種種因素的制約，尤其是大批判與繼承學術遺產上的簡單化傾向，造成當時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邊政研究采取否定、摒棄的態度，加之上半葉有相當一批中國邊疆研究者都有舊政權性質不同的政治背景，這就造成這一時期的中國邊疆研究在學術研究中鮮被提及，大量邊疆研究成果或因其作者的政治身份，或因其學科的資產階級理論體系，不是被批判，就是不再為研究者提及。迄于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界對時處民國時期的中國邊疆研究第二次高潮的研究尚顯沉寂，有關論著鮮見。
20世紀90年代以降，民國時期的中國邊疆研究漸次引起學界關注。進入新世紀后，一批“70后”的年青才俊脫穎而出，相關研究成果迭出，一時間民國時期的中國邊疆研究成為中國邊疆研究史的熱點內容之一。洪亮小友（容我這么稱呼）是“70后”研究者中的翹楚。他的成果多而精，并已形成自己的特色風格。近些年對洪亮小友的論文我時有關注，收益多多。基于此，對索序之囑，我也欣然同意，試試！
伏案細讀《知人論學：民國時期的邊疆學人與學術》，又覽閱了他的另兩部大著《民國時期的邊政與邊政學》和《抗戰建國與邊疆學術：華西壩教會五大學的邊疆研究》，形成了些許感悟，權充序以應命。
所謂感，即讀后之感，可歸之有三：
一是，研究視角獨特。
從機構、論著、期刊、學科的角度對民國時期中國邊疆研究進行綜合和分析固然十分必要，但研究中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將對學人的研判置于從屬的地位。須知“學人既是知識和思想的生產者，也是知識和思想的傳播者，還是各類學術機構和傳播平臺的創立者和運營者，他們組織了知識生產和思想傳播的全過程。所以他們的經歷與思想，與他們所奉獻出來的精神產品，具有最為直接的關聯。如果不能知其人，論其世，我們也很難設想，我們是否能真正體會其創制的知識及表達的思想，是否能體察其字內真意和言外之意，是否能走人其內心世界并看到其所處時代很多人的內心世界”（“緒論”第7頁）。誠如錢穆所言：“歷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非有人生，何來人事？”洪亮小友將書名定為“知人論學”，即是此意也。研究視角的獨特，所論之學術與學人的人生經歷緊密相連，枯燥的學理注入了學人的喜怒哀樂，所述所論不僅可信，甚至還有諸多感人可讀之處。
二是，謀篇布局新穎。
基于“知人論學”總目標，全書除“緒論”“后記”外，設七章，第一章“民國學人的邊疆觀念和邊政主張”，第二章“民國學人對中國邊疆研究學科構筑的努力”，是面的縱論；而第三至六章分論了顧頡剛、李安宅與于式玉、徐益棠、張廷休的邊疆學術實踐，實乃點的深論。第七章“余論”則歷數了1980年代以來學界有關中國邊疆學構筑的努力，并對新時代中國邊疆學構筑的分歧統合與路徑前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樣的新穎布局為獨特視角研究的展開提供了極好平臺。
三是，資料收集豐碩且有個性化特色。
資料乃是研究賴以開展與深化的基礎。中國邊疆研究史的研究者都深知，民國時期有關邊疆研究史的資料是一多、二雜、三分散，搜集十分困難。僅以20世紀20-40年代出版的各種期刊言，搜集就難，研讀更是難上加難。從本書所附之參考書目可見作者搜集資料所下之功力。除此之外，作者搜集資料還有一個特點，即得近水樓臺之便，利用了不少李安宅與于式玉的個人未刊檔案文獻，當是十分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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