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是行為科學奠基人，他的理論主題是人類社會的協調與平衡。書中他開宗明義就強調：工業文明的根本問題，是工業的飛速發展導致產生了社會的反常狀態。近代國家都很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卻忽視了更為本質的社會和人類問題。
“以人為本”是梅奧人際關系理論的核心思想。從梅奧開始，管理注重人的因素超越了設備的因素。盡管時代已步入21世紀，但人際關系學說仍然有著深遠的指導意義。
序
這是埃爾頓·梅奧教授準備撰寫的三本系列叢書的第二本。這三本書將有選擇性地從幾個側面來為我們展示25年來工業現場研究的狀況。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要努力獲得對人與人的關系——這個題目遭到最嚴重的忽視——更好且更根本的理解，并設法去改善這種關系。在開始研究工業里的男女工人前，梅奧已經具有了長期的自我訓練和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對待人與事的現場經驗，這三本書就是據此所進行的成熟思考。由于其早期的研究工作，當他將注意力轉向工業時，即為其研究帶來了三點優勢：“一是對事物親密無間、習以為常和發自直覺的熟悉感；二是對事物擁有系統的知識；三是卓有成效的思考事物的方法。”已故的勞倫斯·J·亨德森認為，這些是在新領域從事客觀的現場研究工作的必備條件。
梅奧是在哈佛大學商學院工業研究部任職約20年的資深教授。由梅奧本人和他在工業界和商學院的同事們所從事的該研究部的這項研究，一直都是對具體的工業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和現場的研究。這個項目為期20年的歷史，是一部真知灼見不斷積聚的研究發展史。
在其首部關于該工業研究的綜合報告中（《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1933年出版，1946年再版），梅奧在研究并確保對個別工人與他們從事的工業工作的關系有更深刻理解的方法方面，在促進工人們安于自己所從事工作幸福感的途徑方面，都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此后，在梅奧和他的同事的指導與合作下，西部電氣公司所進行的五年研究計劃的更詳細的報告隨之得以發表。所有這些報告都承認，社會集團、工作團隊和個別工人都很重要。懷特黑德的研究，即根據對西部電氣保存的獨一無二的試驗記錄進行的嚴謹的統計學分析，有力地說明了影響這個參與試驗的群體的社會因素的意義。羅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的著作也說明了社會因素的重要性。可是，這三份報告對于關注此問題的讀者來說，最終的結果就是強調個人因素，包括強調生活在社會環境中的個體的重要性。
在出版了前一部著作12年后，梅奧在目前的這個報告中強調的重點發生了變化：并未排除個體，但重點講到群體的重要意義和理解群體行為的方法。這些群體既包括組織起來并為管理部門所認可的正式組織，也包括自發的、非正式組織。后者的意義乃至其存在的事實，都常常為行政管理所忽略，甚至工人們自己也忽略了此事。這份報告提出了在基本工業活動層面如何確保群體合作的重要意義。報告也指出，快速的技術進步和工人們工作過程中人事關系的頻繁變化使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不斷增加。原有的處理技術的能力不斷遭到破壞，而行政管理部門卻未給予足夠的關注。當然，鄰里生活不斷遭到破壞，而在我們周圍，梅奧所謂的定型社會的穩定性作用在不斷松弛，這些都加劇了困難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困難又是實用科學對生活在工業里的人們的沖擊，以及汽車等重大發展對人們非工作時間生活的沖擊的結果。
在這里，梅奧也給我們舉了些例子，說明有些地方的行政管理者已經成功地使得工廠群體在其群體合作的態度上獲得如此的穩定性，以至于群體中的成員明確承認，對他們而言，工廠儼然成了尋求美好生活的穩定力量。這種成就是在工廠內技術變革和工廠外群體生活混亂不堪的情形下取得的。這樣，梅奧首次以特定實例的形式向我們展現出，在工業內部本身，工業行政管理者在其能力范圍內便可以創造出一個能夠部分有效替代舊有鄰里的穩定影響的方法。如果就業穩定，就有可能使工業成為一種謀生的手段，同時也是一種在社會方面令人滿意的生活方式。
這種看法似乎與勞工和行政管理層之間的斗爭以及困擾我們的日益加深的仇視和偏見相去甚遠。然而，除非我們能夠在紛繁復雜的工業文明中重新恢復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由于個體差異的存在而須具有的某種類似相互理解的能力，除非我們能夠學會如何使我們的文明與不斷的變革相適應，否則我們在國內事務方面無法維持必要的穩定狀態，同樣也無法在國際領域成為維護和平的有效力量。的確，我們國內目前的狀況并不能使斯大林先生得到這樣一種印象，即我們將成為維護海外和平的持久力量。很少有跡象可以表明，我們已經解決了具有適應力的文明的問題，以應對持續不斷的技術和社會變革。
梅奧還有一項研究和解釋的工作要做。我們需要他更完整地完成他那部引人入勝又令人充滿期待的大作——《一個“具有適應力的”工業：我們的政治問題》。當這部著作問世時，我希望它不僅解決了民主國家及其內部有效合作的問題，而且更多地關注聚集龐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大規模工業生產中同樣存在著的確保合作的問題。在這種大規模的生產中，高技術效率經常同不斷增長的存在于工業內部和外部的社會分化發生著沖突。
在工業內部和我們的各級學校里都有一種基本工作要做。在這方面，梅奧本人及其在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同事們，在他的領導下已經做了很多。這表明，取得重要成就是可能的。
華萊士·B·多納姆
喬治·埃爾頓·梅奧（1880—1949），美國管理學家，原籍澳大利亞，早期的行為科學——人際關系學說的創始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他出生在澳大利亞的阿得雷德，20歲時在澳大利亞阿得雷德大學取得邏輯學和哲學碩士學位，應聘至昆士蘭大學講授邏輯學、倫理學和哲學。后赴蘇格蘭愛丁堡研究精神病理學，對精神上的不正常現象進行分析，從而成為澳大利亞心理療法的創始人。代表作有《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
張愛民，歷史學博士后，管理學博士，現為廣西民族大學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曾經先后兩次赴美從事專門學術研究。主要作品：The Origins of African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2001年美國紐約出版）《美國多遠文化主義起源研究》《從林肯到奧巴馬時代》《美國總統全傳》（合作主編），譯作有《企業管理中人的因素》《爐邊談話》《羅斯福自述：走出危機》《向前看?在路上》《意志力》（臺灣冠橙出版公司）等。
唐曉華，經濟師、管理學碩士，現為廣西民族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主要從事行政管理和教育管理研究。
第一篇 科學與社會
第一章 進步的陰暗面
第二章 烏合之眾的假設及其必然推論，國家絕對
第二篇 現場研究
第三章 初步調查
第四章 霍桑和西部電氣公司：對訪談實驗做進一步評論
第五章 缺勤和轉業
第六章 "愛國主義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摒棄對人的仇恨與不滿"
附錄
哈佛大學商業管理研究所工業研究部1926年到1945年的研究工作
第一章 進步的陰暗面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對于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信心滿滿——認為他們的成就對于人類來說是真實可信且有裨益的。19世紀9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為《十九世紀》的小冊子，這是一個“學生讀本”。它自豪地講述了一個世紀里人類征服環境的成就，并暗示人類終于要成為命運的主人了。而50年后，為我們呈現的結果卻具備了希臘悲劇的全部特征，其規模之大史無前例。人類在微不足道的成就的刺激下產生的狂躁已經招致眾神的憤怒。其良苦的用心、崇高的計劃在這30年間已然演變為一場混亂，摩天大樓毀滅成一堆瓦礫。這一切都是拜人類自己所賜；本來應該帶給人類的完美的科學上的進步，最終卻變成了毀滅、荒蕪與悲壯。
但是，當代有些人認為，同樣是這種成就卻有著其反面——暗淡的一面。藝術家多次進行抗議，但大部分時間遭到漠視。H·G·韋爾斯先生在《新馬基雅維利》一書中發出了最強有力的聲音。在描述1910年這種成就給布朗姆斯特德村——可能是肯特郡的布朗萊——帶來的變化時，他說：我記憶中的和上次所看到的——這是一年前的事情——整個布朗姆斯特德村經歷了一場呆滯、無用而混亂的人類活動，這是一長串數量眾多卻無效的人類行為。這些活動像從前一樣沒有完成，建筑工人們修的路還是延展開去，并照老樣子在曠野的中間地帶戛然而止；各種各樣的企業摻雜在同樣沒有希望的矛盾里，或許是事情變得更加糟糕，自命不凡的別墅推搡著貧民窟，而洗涮贓物的窟窿奔鐵路而去，院子里掛滿了洗好的臟衣物，卻不知害羞；在鐵路兩側，每次我走過時似乎都有公告牌在增加，充斥著丸藥、腌菜、滋補品和香料等的廣告，向那些身體已經不再健康、食欲全無的人們揮手致意。
他對于一個安詳的農村演變成一個貧民窟這場混亂的行為特征是這樣描述的：
我想人們可以勸說自己，這一切不過是一個由新秩序替代古老的安詳或者至少是一種古老的平衡過程。只是從我的視角看來，父親那銳利的眼光告訴我，從來就沒有什么秩序可言。這就是一大串互不相干的鮮活的開端，一次比一次沖擊的面更大，毀壞力更強，沒有哪一次達到了成熟且令人滿意的圓滿程度。每一次開端都留下一堆遺骸：房屋，或者其他種種。這是一種驟然發生的進步，這是一種失控的變革，它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行著，卻毫無意義。
當一個人乘坐火車前往匹茲堡或者費城時，途徑層巒疊嶂的巍巍山巒，流水夾道的莽莽林野，很容易激發出與上述類似的遐想。而且，出現在火車上和旅館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這個偉大的國家，除了在火車上和旅館里，其他地方是絕對不會見到這些人物的——嘴角叼著香煙，言必稱美元，這種感想一定會愈加深刻。在藝術家們看來，在這真真切切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成就里，一定有某種東西被歪曲了；而這些東西卻一直持續存在到今天。這就好比人本身并未期望什么進步，只是他周圍的物質環境和他的身體享受在期待進步；而物價飄忽不定、混亂不堪，乃至最終相互仇殺的戰爭卻成了主宰一切的眾神。
另外一位藝術家，也是英國的首相，幾乎就是在預言：
……在藝術遭到遺忘，商業消失，文學成了碎片，人口下降的氛圍中，歐洲人卻在討論進步，因為奇妙地應用了某些科學成就，他得以建設一種錯把安逸享樂誤認為文明的社會。本杰明·迪斯累利，比康菲爾伯爵所著《坦克雷德》，轉引自菲吉斯：《文明在十字路口》，紐約，朗曼斯·格林公司，1912年版，第17頁。
但是，觀察到文明黯淡面的不限于藝術家。在近代史上，每隔20年總會涌現出一位卓越的觀察家來告誡我們關于人的研究又遭遇敗績；要求我們思考所有這種進步對人類產生的影響。對于這樣一些像是卡桑德拉的警示，居然無人問津。只有巨大的悲劇——其實就是一場災難——才能使我們去關注人類所處的現實場景。
例如，勒普萊是法國的一位工程師。19世紀初期，他的職業令其走遍歐洲的各個角落。早在1829年，他就開始懷疑技術和工業的飛速發展對于他所供職的各類歐洲社團是否有好處。他帶著這個問題，用了25年的時間來細心觀察與其有聯系的眾多不同工人群體的基本生活狀況。其所觀察的地區從東歐的草原到法國的大西洋海濱。他將其觀察所得全部記錄下來，共計六卷，于1855—1879年相繼出版。這部皇皇巨著至今沒有翻譯成英文，這足以表明我們長期以來對人類和社會問題的忽視到了何種嚴重的程度。只有為數不多的研究社會的學究們可能知道這部著作的存在，而這些學者又對其實際的重要性缺乏了解。
勒普萊的基本發現是：在更為簡單的社團里，人們的主要職業是從事農業生產、打魚或者某些原始活動，這樣的社會秩序穩定，而這種穩定的社會秩序已經不再是高度發達的工業中心所具有的特征。在這樣的社團里，每個人都了解各種不同的經濟活動和社會功能，而且不同程度地參與到這些經濟活動和社會功能當中來。家庭和親屬關系的紐帶（真實存在的或者臆測的）將每個人和每個社會場合聯系起來，有效合作的能力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不僅有力地控制著個人；相反地，社會規則和個體的愿望出于所有實際目的的需要是一致的。群體中的每個成員都參與社會活動，因為這樣做正是成員的主要愿望。
勒普萊所發現的現代的和具有工業特征的社團的情形完全相反。他發現，在這樣的社團里存在著廣泛的社會混亂因素：人們對社會規范的權威性置若罔聞，親屬關系的紐帶也不再奏效，維持和平與安定的能力明顯在銷蝕。他指出，在這些社團中，個人是不快樂的；渴望變革——“新鮮感”——幾乎已經成為充滿感情的人生理想，而正是這種理想導致了更嚴重的混亂。的確，勒普萊認為工業社團的突出特征是，它成為某種社會無序狀態下廣泛存在的場合，此間個體和群體之間的有效溝通已經蕩然無存，而自發和有效合作的能力也隨之消失。上述這些觀察出自一位訓練有素的工程師，而其本人則是位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他自己的國家法國，以及其他工業社會，在此問題上對于他提出的警告渾然不覺。
19世紀末期，社會學中法國學派的創始人埃米爾·杜爾克姆在法國進行了驚人相似的考察。他在1897年出版的關于自殺的研究中指出，在法國，那些技術工業發展迅猛的地方出現了危險的社會分化，所有個人和群體合作的希望日趨渺茫。他認為，現代技術發達的中心同單一的秩序井然的社團之間的差異是，在小社團內，個人利益是服從群體利益的：而且杜爾克姆本人也熱切地希望如此。在這種原始的社會里，個體成員在幼年和成年時期就能夠很明確地預知，在其長大成人后將會為這個群體盡哪些職責。這種期待規約著其成長過程中的活動與思想，并在其完全成人之后引導自己接受一個社會職位，來達到一種滿足感。他知道自己的活動是社會所需要的，是在這個社會繼續生存所必需的。個體成員的整個一生都和群體休戚與共，密不可分。
在19世紀，科學和工業的快速發展終結了個體與其群體的一致感，以及對工作的滿足感。杜爾克姆詳細地說明了這點：個人對其所生活的地方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不再有難以割舍且休戚相關的情感。離開家庭去接受學校教育，這是否是地理意義上的移動已經無關緊要，而有著重要意義的現代變革是，家庭紐帶遭到削弱，沒有新的或者成長中的群體關系去接替這種變革已經是種常態而非偶然現象。普通教育水平的提高當然是件完全值得稱道的成就，但若以犧牲個體和群體關系為代價來提高到如此水平，是否值得還是令人質疑的。
杜爾克姆接著指出，經歷了個人與家庭關系的紐帶瓦解后，又常常會出現另一種情形：個體為了找到工作被迫再次割裂其與處于成長期的群體之間的聯系。雖然不一定立即就會如愿以償地找到工作，但是社會瓦解程度卻加劇了。極端情況下，我們可能會發現那些完全喪失了社會關系感或者責任感的人——抑郁者、自殺者、“孤獨的狼”或犯罪分子。即便是那些最終還是成功地找到了群體關系的人——幸運的是，這樣的人還是占多數的，雖然數量在日益減少——他們對于這種社會關系的本質，缺乏可以直接了解的經驗。同他們原來所在的社團相比，目前所在的這個群體的團結性和為共同目標承擔責任的水平都處于較低的層次。
據此我們發現，在現代工業社會里存在兩個使社會瓦解的征兆：
第一，不快樂的人數量增加了。沒有直接的或者真正的社會責任，自己的事情自己處理，個人變成了不愉快的、難以割舍的私人偏見的祭品。很久以前，巴特勒主教就說：“……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可以擁有所有自愛，但同時這個人也是很悲慘的。”
第二，在現代工業社會里，另一個預示社會瓦解的征兆則與我曾經提到過的情形有關——比較單一的社會的群體組織的水平要高于當前這個社會的群體組織水平。不幸的是，我們所了解到的正是工業社會的全部特征：各式各樣群體組成后并不渴望同其他群體進行全心全意的合作。相反，他們的態度通常是戒備或者敵視。一個社會正是沿著這條路走向了一種郁滯的狀態。如同卡森所言，那些壓力集團和權貴集團的傾軋與斗爭是進入災難的使者。《進步與災難》，紐約，哈珀兄弟出版社，1937年版。
在杜爾克姆這本著作的最后一部分中，他承認，較小的經濟單位不斷合并成為較大的經濟單位，能夠使現代文明給予其公民更加舒適的物質享受。但是，他重申了勒普萊所堅持的意見，認為為此付出的代價過高。隨著我們的經濟不斷地取得進步，大部分公民活著的個人意義也將逐步遭到毀滅。“事實上，我們的進步所具有的特點是，所有已建立起來的社會網絡不斷遭到破壞，它們一個接一個地被時間腐蝕掉，或者為暴力革命所驅除；而這種破壞和驅除是任何已經發展起來的事物所無法替代的。”埃米爾·杜爾克姆：《自殺論》，巴黎，費利克斯·艾爾坎書店，1930年版，第446頁。這是對現代文明世界正面臨的問題的清晰表述。這個問題即是快速的、工業的、機械的、理化的進步，其進步速度如此之快，直至將歷史上形成的所有社會的和私人的關系都破壞掉了。補償性的組織還沒有發展起來，甚至缺乏對實際的、社會的以及私人的關系問題的研究，這種組織和研究能夠使我們以理解和鎮定自若的姿態去面對這種急劇的變革。杜爾克姆的觀點是：法國革命將其所謂的社會次級組織的最后一部分遺存也摧毀殆盡。也就是說，歷史上的社會所賴以存在的那些有效的日常合作，比任何政治結構都有更強的維持力量。他指出，在法國社會中，只有一種逃過破壞浩劫的集體組織因素，那就是政治性的國家。他說，從事物的本質屬性而言，由于社會生活必須以某種方式將自身組織起來，國家就表現出一種傾向，將全部具有社會屬性的組織活動都吸納到其本身中來。但是，國家依舊無法將其公民私密的日常生活有效地組織起來。從地理意義上講，它和大多數公民相距遙遠，其活動必須局限于某些具有普遍規律屬性的事物上。人與人之間積極的、親密無間的合作這樣鮮活的現實情況必須永遠處于政治控制的范圍之外。其結果就是，現代工業社會的運動方向往往是無效的國家權力面對“一盤散沙般的個人”。我在第二章還會講到這個問題。埃米爾·杜爾克姆：《自殺論》，巴黎，費利克斯·艾爾坎書店，1930年版，第4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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