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的釋名資料是儒家正名的產物，多以聲訓的方式呈現。先秦經典中保留了大量的聲訓材料，其中的語言學聲訓符合語言規律，揭示了大量的語言事實；而其中的義理聲訓和民俗聲訓雖然大都不符合語源學原理，但它們以聲音為手段，闡述義理和民俗，內容涉及典章制度、社會生活、倫理道德等等，客觀上反映了一個社會時段的文化。本書對先秦兩漢除《釋名》之外的釋名資料加以系統整理與疏證，并以新的觀念重新組織，從而為詞源學、思想史、民俗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
☆古釋名資料的重要價值
中國訓詁學的發展始終與古代學術思想息息相關。先秦時期，名與實的問題成為思想家關注的焦點，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提出的正名思想除了在政治學、邏輯學層面具有重大意義外，也推動了訓詁的濫觴。所謂正名，就是要使得名（語言文字）與實（客觀世界）相符，要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對名進行充分的解釋與闡發，這一過程就是釋名。先秦兩漢經典中保存著大量的釋名資料，這些資料多以聲訓的形式，傳達出音義必然相關的觀念，從而成為詞源學的起點。
☆聲訓是對語言規律和社會風俗的反映
聲訓是一種訓詁方式，通過聲同或聲近來解釋詞語，考究命名的所以然，它體現的是古人對聲義關系的探求。先秦兩漢的聲訓中，既有符合語言客觀規律的語言聲訓，也有以聲音為手段闡釋義理和民俗的義理聲訓、民俗聲訓；前者揭示了大量語言事實，具有詞源學上的重要意義；后者雖然具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但也在客觀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俗。更重要的是，聲訓中所蘊含的因聲求義的訓詁方法和音近義通的語言規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揭示了語言引申孳乳過程中的理據性，指導了后世尤其是清代乾嘉時期的訓詁實踐。
☆先秦兩漢釋名材料的首次全面梳理
除了流傳下來的《釋名》《白虎通》外，先秦兩漢的釋名資料皆散落在各種典籍中。本書輯錄了大量散見于先秦兩漢文獻匯中的釋名資料，并進行重新組織和疏證，為我們提供了豐富而現成的研究資料。我們從中不僅可以見到古人在語言學方面的積極探索，拓寬詞源研究的范圍，也可以分析當時人的思想，反映當時的社會風俗。
先秦兩漢的釋名資料是儒家正名的產物，多以聲訓的方式呈現，盡管其語義指向大多是社會政治領域而并非語言學，但作為經典中大量存在的既成事實，也是語言學應該面對的問題。從語言學角度看，這些材料零散不成系統，且符合語言規律的結論不多。但它的價值在于以聲訓的方式傳達出音義關系必然性的觀念，從而成為詞源學的起點。如果說任意性是語言原初階段音義結合的總規律，音近義通（理據性）則是語言發展到某一階段的局部規律。音近義通是語言引申孳乳造成的必然結果，是詞源學存在的理論基礎。但隨著語音的發展演變，音義結合的規律性逐漸被掩蓋。漢代以后，聲訓逐漸衰微，因聲求義的觀念逐漸淡化。直到清代，古音學大明，音近義通的規律才重新被認識。
不可否認，先秦兩漢聲訓具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因聲求義的訓詁方法和音近義通的語言規律的失誤。明清以來，就有人以聲訓結論的失誤來反對聲訓方法，但作為乾嘉樸學中堅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等人卻沒有這樣做，因為他們看到了先秦兩漢聲訓對音義關系的探求，其理論意義遠遠大于其具體結論的價值。自從1916年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提出任意性的觀點以來，音義關系的任意性被看作是語言的基本特征之一，并且成為語言研究的基本假設。加上20 世紀中后期，受政治思潮的影響，音義關系必然性的觀念被貼上唯心主義的標簽，以《白虎通》《釋名》為代表的聲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但隨著認知科學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語言符號在發生學的層面存在一定的任意性，但在以后的引申成詞過程中表現出明顯的理據性，從而對語言任意性的原則是否具有普遍性表示懷疑。實際上，語言符號與意義的任意性與理據性是語言發展中的不同階段的問題，并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關系，片面地強調一點而否定另一面，都是有失偏頗的。對音義關系的再次重視，說明語言研究在不斷調整自己的視域。
王寧先生將先秦兩漢的聲訓分為三部分：義理聲訓、民俗聲訓、語言聲訓，從內部厘清了聲訓的類別，避免了片面的否定和夸大。語言聲訓具有詞源學上的重要意義，義理聲訓與民俗聲訓雖不符合詞源學原理，但以聲音為手段，闡述典章制度、社會生活、倫理道德等各個方面，具有思想、民俗學上的價值。上古釋名資料除了對單音詞用聲訓探源或以確定義位的方式釋名，還對雙音詞甚至多音詞進行名源的探討，或解釋其語法結構，或對其中某一個多義語素的義位進行確定。這些方法反映了學問方式由耳治到目治的變化，是漢代學術由口耳相傳發展到書于竹帛的必經階段。同一個聲音可以對應多個不同的文字，同一個文字可以記錄不同的詞，同一個詞具備不同的義位，師法不同，解釋也不盡相同。一旦寫定，便會由文字而詞義，由詞義而義理，生發為一家之學。這些從聲音出發對意義的探討，有對史實的判定，有對義理的揣測，也不乏對時下政治形勢的附會，客觀上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風俗。
從文字角度看，先秦兩漢釋名大概有三個方法：一是利用經典或日常用字的假借關系構成聲訓，二是利用聲符相同的字做聲訓，三是同字為訓，包括字形的選擇、單音詞義位的認定、雙音詞或短語內部結構的分析。這些方法，在當時學者如杜子春、鄭眾、鄭玄、孫炎、李巡、宋均等人的訓詁實踐中屢見不鮮，但隨文釋義的特點導致他們留下的成果零散而無系統。直到劉熙將這個方法抽繹出來，系統地運用于《釋名》的創作。由于詞義引申常常伴隨著文字孳乳，形成大量的形聲字，這為以字為單位尋求詞源提供了可操作性。
《釋名》成書之后，此前的釋名資料因零散而被忽視。清畢沅《釋名疏證》（1789）、王先謙《釋名疏證補》（1896）均附類書、字書所引《釋名》及韋昭《辨釋名》材料若干。嘉慶間張金吾將《釋名》之外探討詞源的材料輯為《廣釋名》二卷二十七類（1816）。20 世紀中期臺灣學者李云光《三禮鄭氏學發凡》（1966）將鄭玄的釋名材料加以系統整理，輯得389 條，在《釋名》二十七類之外增《釋官職》一類。在今天，無論在材料還是認知方面，較之前代，都有了巨大的提高。本書是《釋名》之外先秦兩漢釋名資料的匯編，在前人的基礎上，旁搜博討，更加抉擇，并以新的觀念將這些材料重新組織，以期拓寬詞源研究的范圍。將《釋名》之前的名源資料捉置一處，加以疏證，一來可以看到古人在語言學方面的積極探索，二來通過這些材料，可以分析當時人的思想所在。如此，這些零散的訓詁資料庶可被綴合為有意義的語言現象。
須要說明的是，這些釋名材料中的聲訓，包括先儒舊說（古音），也有漢人造作（今音），甚至為了攀附某一政治觀念，不惜以方音來附會。因此這些材料反映的語音狀況是雜糅的，不是某一個時期真實的語音狀況，在研究中應當審慎去取。
在書稿編輯過程中，徐少娜、魏雪、張瑩瑩、馮元昭幾位同學嘗協助校勘，特此致謝。
劉青松，男，漢族，河北獻縣人，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從事中國語言文字學的教學與科研。在《中國文字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中國經學》《河北大學學報》等刊物發表論文若干。主持項目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白虎通〉義理聲訓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白虎通義〉校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釋名〉箋疏》。著有《〈白虎通〉義理聲訓研究》，輯校有《坳堂詩文集》《河間七子詩文征》《新輯泊居剩稿》等。
前言
凡例
卷一
釋天（上）
釋天（下）
釋地第二
釋山第三
釋水第四
釋草木第五
釋禽蟲第六
釋形體第七
卷二
釋親屬第八
釋長幼第九
釋飲食第十
釋用器第十一
釋言語第十二
釋衣服第十三
釋首飾第十四
釋宮室第十五
卷三
釋道路第十六
釋州國第十七
釋爵秩第十八
釋律呂第十九
釋樂器第二十
釋詔令第二十一
釋兵戈第二十二
釋車旗第二十三
卷四
釋禮教第二十四
釋書契第二十五
釋典藝第二十六
釋古史第二十七
釋喪制第二十八
釋祭祀第二十九
參考文獻
筆畫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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