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他的學生》收錄了胡適與其學生徐芳、羅家倫、楊聯升等人的師生互動，及這些互動在近代中國產生的影響。讀者透過此書可追憶到那個年代的學生是怎樣學習、怎樣生活的，以及那個年代的大師養成經歷。《胡適與他的學生》文筆錦繡，十分值得一讀。
李又寧，出生于南京，抗戰烽火是她的童年教育；青少年時，就學于臺北；成年后，教學于美國，但以華族文化及歷史為永恒的寶藏，時時可與親見、親歷、親聞比較印證。
為什么研究胡適？（代序）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震傅斯年——胡適的學生和諍友
胡適與羅家倫
胡適與羅爾綱
胡適與楊聯陞
胡適與徐芳
徐芳女士訪問記錄
后記
《胡適與他的學生》：
傅斯年與胡適互勉，倦倦學業，期于白首，只是一顆平凡的赤子之心吧。誠然，近代中國社會需要英雄業績，而皓首求知的人，大多未曾走上英雄之路，但蕓蕓眾生畢竟鋪墊著社會生活迂回曲折的道路。一點一滴的成就，固然比不上狂飆的業績，但狂飆的力量也終究有限，它仍然需要一點一滴的鋪墊，才能實現其存在的價值。英雄有時在地上，有時則在天上，曲高則和寡，而腳踏實地者，則業無巨細，終究會在人類生活中留下自己的足跡。
二、組織長才施于學術胡適對傅斯年初期的留學生活有著重大的影響，這從傅斯年留學時的專業選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傅斯年從胡適那里接受了實驗主義之后，便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為刨根問底，便想翻譯“哲姆士”（James）的書。然而，他沒有在美國接受實驗主義課程的根柢，翻譯深感困難。他說：“想翻譯這本實際主義，必須對于實際主義有把握，想對于實際主義有把握，必須先研究造成實際主義的實際方法論——就是實際邏輯。想研究實際邏輯，必須先研究機能行為兩派的心理學。還不止此，想知道實際主義的，是不可不知康德以后各派哲學的得失；想知道實際主義的效用，不可不知實際主義的倫理學——人生哲學。如此說來，一事牽動百事。”這一類對學問追本溯源的想法，對于求知欲極強的年輕學生來說，也在情理之中。但作為師長如此引導學生，則只能把學生誘入學海的迷宮。求學不能貪多務博，學海無涯，人壽幾何。傅斯年的這一思想，很可能就是胡適予以助長了。胡適后來也給青年們開過一個必讀書目的大書單。對此，魯迅曾嘲笑說：“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確也如此，胡適作為實驗主義大師的學生和信徒，并沒有對實驗主義窮本溯源地研究下去，而傅斯年卻不知深淺地踏上了這條路。
傅斯年初到倫敦的時候，按照上述思路，專攻實驗心理學。不過，他原有的自然科學基礎大概不夠用了，所以，又要加學物理、化學和數學。經過四年的學習，他在自然科學領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對弗洛伊德的學說，也有深入的了解。但他在實驗心理學方面并沒有深人研究下去。1923年秋，傅斯年又從英國轉到德國，進柏林大學哲學院研究馬赫的哲學思想。
但是，他在學習期間，受到影響深的學術流派，乃是德國的蘭克派史學和比較語言學。當1926年冬，學成歸國時他已過而立之年，早歲所熱望的美國牌實驗主義，已被他擱置一邊了。
1948年，他到美國，重新搜求詹姆士的著作，但不再是年輕時的那種熱情了。他在書后寫道：“詹姆士說可信否，乃別一事，其文詞與重點之把握至足樂也。”此后，傅斯年的學術方向轉到了中國古代史的領域，在這方面，他在留學前已經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當然，他的學識和思路大大地開闊了，然而，幾經周折的結果，也導致了他博而寡要的學術路數。后來，羅家倫為傅斯年學術成果不豐辯護說：“當時，大家除了有很強的求知欲而外，還有想在學術里求創獲的野心，不甘坐享現成，要想在浩瀚的學海之中，另有會心，‘成一家言’。這種主張里，不無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氣雄心亦不無可嘉之處。”傅斯年回國后，即應中山大學主持校務的朱家驊之聘，出任文科主任，1927年5月，文科改為文史科，傅斯年任文史科主任兼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他憑借博學和組織長才，在學術領域里，著手開拓性的工作。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歐美各種學術流派在中國廣為傳播，但中國仍然缺乏必要的近代學術組織機構，各種學術活動散漫無序，十分落后。胡適以其提倡白話文和實驗主義的方法論，名重一時，贏得了一批追隨者。但胡適長于自己著述，缺乏組織才干。據蔣夢麟的記述，傅斯年在一次演說中，曾將自己和胡適作了對比，“他說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先生，但他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后他笑著批評蔡、胡兩位先生說：‘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
傅斯年正是以其的組織才干，彌補了胡適的不足。傅斯年逝世之后，胡適高度贊揚他說：“孟真是人間一個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強，理解力也強，他能做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能辦事、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當然，這時候的傅斯年，在學術思想上已經成熟，不再是胡適的一個簡單的追隨者了。胡適始終致力于傳播一種“簡式”實驗主義，他曾說：“我這幾年的言論文字，只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面的應用。我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他把這種方法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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