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終于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于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愿而死。這樣的一個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許多部詳細傳記的。——胡適
為地方興教養諸業，繼起有人，豈惟孝子慈孫，尤屬望南通后進；以文學鳴光宣兩朝，日記若在，用裨征文考獻，當不讓常熟遺編。——蔡元培
南通是我們全國公認第一個先進的城市，南通教育會和各團體是我國教育界中之先進者，他們價值之高，影響之大，國人共知。——梁啟超
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很難發現另外一個人在另外一個縣辦成這么多事業，產生這么深遠的影響。張謇熱愛南通，南通懷念張謇，張謇與南通這兩個名字已經緊緊聯在一起。——章開沅
“一個人”成就“一座城”
張謇“半生文章、半生事業”，地方自治是伴隨“半生事業”的主線。其政治主張幾經變化，但對地方自治的執著卻從未改變，他說自己一切活動“最后的目的，則尤在純粹自治”。蘇北小城南通，為何能借助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在全國上千個州縣中脫穎而出，成為享譽中外的“模范城”；與同時期各種地方自治的理念和探索相比，張謇的實踐有著怎樣別具一格的特點？
無疑，張謇是南通地方自治的總設計師。他憑借其個人聲望與影響，以地方自治之名，在家鄉進行早期現代化的綜合性試驗。1915 年，《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績》出版，標志著張謇地方自治思想走向成熟，其實踐初具規模。前一年的 6 月，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向擔任農商總長的張謇詳細了解南通的自治事業。張謇與張詧等人商議，委托得意門生江謙領銜，組織編寫《南通地方自治之成績》，進而示范全國。全書由實業、教育、慈善和自治等章節構成，對每項事業的歷史緣起、運作系統、預算等細節，都作詳盡說明。張謇頻繁與張詧、江謙和地方官員通信，對書的結構框架、內容風格和寫作進度，具體提出要求，強調條理須明而不繁、簡而不漏，要用邏輯方式來表達事物的重要性—例如工廠的利潤是如何為學校的建立提供資金來源，師范學校是如何帶動小學和中學的發展，勘測的需要是如何導致了師范學校中測繪科目的建立。他建議，書中不僅包括已完成的工程，而且也要包括正在實施和將要施行的項目，還主張引用比文字更能有效表達的地圖、表格、專欄和統計數據。此書原名《南通地方自治之成績》，正式出版時被張謇改為《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績》。所謂“十九年”，張謇認為其地方自治始于籌辦大生紗廠的 1895 年。該書第一次全面記錄了南通地方自治的歷程，充分反映了張謇地方自治理念，無疑對地方自治在南通及其他地區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昭示和引領作用。
張謇地方自治思想的發展，從自在自發到自覺自為，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一）濫觴（1886—1894）
張謇地方自治思想的萌發，最早可以追溯到甲午戰爭前。其振興實業的責任在士大夫的觀念，最早是在 1886 年第一次會試落第后萌生的。那時張謇除為科舉備考外，作為鄉紳的他“盡力鄉事”。比如，謀求通海花布減捐，倡導改良和發展蠶桑業，主動參與地方教育文化事業，向學部為當地爭取擴大拔貢名額，主持贛榆、崇明等書院，編修東臺等縣志。再如，積極從事慈善公益及其他社會事務，設立具有賑災平糶功能的義倉，恢復慈善機構溥善堂，一度受調任開封知府的孫云錦之邀，協助治理黃河，賑救災民。另外，還籌辦民間自衛組織“濱海漁團”。在經營鄉里的過程中，張謇對百姓疾苦和社會實情有了進一步認識，積累起治理鄉務的經驗，這也可看作是他地方治理的最初嘗試。更重要的是張謇由此開始思考依靠實業、教育、慈善推行自治的最初方向。不難看出，他所擁有的“窮則兼濟一方”的士子初心，超越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書生觀念。
（二）孕育（1895—1905）
張謇的地方自治思想，產生于他實業和教育救國的實踐。巨大的民族危機和清政府腐敗無能的雙重刺激，是促使張謇走上自治之路的重要原因。甲午戰敗成為張謇人生的拐點。面對外侮紛擾、內政腐敗和黎民疾苦，張謇毅然把救亡圖存的理想付諸實施，先是創辦了大生紗廠、通海墾牧公司等實業，后來又開辦了通州師范、南通博物苑等教育文化事業。張謇還創立了一些自治機構，如 1904 年成立南通總商會。與此同時，張謇對地方自治的認識更為深入，在此期間他提出了一些改良和立憲政治主張，如 1895 年《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1901 年《變法平議》，就涉及地方自治內容。1903 年，張謇對日本進行考察，日本市町村實行的地方自治做法，對他啟發很大。
伴隨著清政府預備立憲，張謇地方自治思想逐漸成形。1906 年，清政府開始預備立憲，地方自治成為預備立憲的重要內容。張謇認為“立憲基礎，首在地方自治”。此后，清政府頒布《九年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清單》和《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規定自治范圍包括學務、衛生、道路工程、農工商務、善舉、公共事業、籌集款項等八項。在此前后，張謇開始使用地方自治一詞，公開亮出地方自治的旗號。如在 1906 年《請撥給捐款補助通州中學公呈》中，他就提及地方自治，“今國家方宏普及教育之仁，父老亦將有地方自治之望”。張謇對照清廷地方自治章程，對南通“原已舉辦者”“甫經創辦者”“尚待籌辦者”“不能強辦者”仔細研究，詳加規劃，他后來的實踐遠遠超出清政府所規定的自治范圍。1908 年，通州地方自治會成立，張謇擔任議長。1912 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有關普及教育、公共衛生、興辦實業、發展慈善四個方面的主張，對張謇觸動很大，并在已有成效基礎上，對南通地方自治進一步規劃，逐步加以提升。
（四）成熟（1915—1926）
張謇在人生最后十年，大力總結、宣傳和展示南通的地方自治。1915 年，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而憤然辭職的張謇，從此“遁居江海，自營己事”“盱衡世界潮流之趨向，斟酌地方事業之適宜”，推動南通地方自治取得更大的成效。1915 年張謇不無得意地評價說：“南通自治為全國先，歷十余載……南通自治，似亦足備全國模范之雛形。”海內外慕名而來參觀者絡繹不絕。他對地方自治認識也上升到民族存亡的新高度，認為，“國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亡”“國亡而自治精神不變，雖亡猶不亡”。1922 年，張謇擬舉辦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報告會，籌備中的分類展覽場館有：實業，包括農、墾、鹽、工、商等方面物品的陳列；教育，包括初高小學、中學、男女師范、幼稚園、盲啞學校和農、商、紡織、醫諸校辦學業績的展覽；慈善，包括育嬰、養老、貧民工場、游民習藝、
殘廢、濟民、棲流等情況介紹；公益，包括水利所建各堤閘、涵洞、河渠、橋梁和交通設施建設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從《南通地方自治之成績》出版到籌備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報告會，不難看出，在張謇的經營下，南通不僅是推行地方自治起步最早的地方，同時也是成效最為突出的城市。20 世紀 20 年代初，榮德生、盧作孚等實業家紛紛來通考察，效仿張謇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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