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霧了。公路旁的高壓電線，不時被汽車前燈照亮。
夜里并未下過雨，但黎明時分的地面沾上了露水，禁行的信號燈一亮，潮濕的柏油路面上就映出一個模糊的紅色光斑。集中營的氣息許多公里之外就能感受到。電線、公路、鐵軌，都朝著集中營匯聚，越來越密集。這是一個由直線構成的空間，大地、秋空、薄霧被一條條直線割裂成無數個長方形和平行四邊形。
遠處傳來悠長而低沉的汽笛聲。
公路緊挨著鐵路，一長串卡車滿載紙袋包裝的水泥，與一列似乎沒有盡頭的貨運列車平行前進，有時速度幾乎一樣。身穿軍大衣的卡車司機對并排行駛的貨運列車不屑一顧，對車廂里那些蒼白、模糊的面孔，也毫無興趣。
霧靄中，逐漸顯現出集中營的圍欄——拉在一列列鋼筋混凝土樁上的一排排電線。集中營棚屋一路排下去，形成寬闊的長街。單看棚屋千篇一律的形狀，就知道別想指望這座龐大的集中營有什么人性。
在上百萬座俄羅斯鄉村木屋中，絕對沒有也不可能有兩座完全相同的。任何生命物都是不可重復的。難以想象，兩個人或兩朵野薔薇，竟然會一模一樣……如果用暴力扼殺生命的個性和獨特性，生命本身就會消亡。
頭發斑白的火車司機既隨意又留神地看著一掠而過的一根根混凝土柱子、安裝著旋轉探照燈的高高的塔架、帶玻璃圓頂的混凝土崗樓。玻璃圓頂里面，能看到手握機槍的衛兵。司機向副司機遞了個眼色，機車隨即鳴起汽笛。燈火通明的崗亭、停在條狀攔木前的卡車、紅色的信號燈一閃而過。
遠處傳來迎面駛來的列車的汽笛聲。司機對副司機說：
“來的是楚克爾，聽他那牛氣沖天的汽笛聲就知道了。他卸完了貨，正開空車回慕尼黑呢。”
空車與開往集中營的貨運列車交錯而過，轟鳴聲震耳欲聾。空氣被撕裂開來，車廂之間閃過一片片灰色空隙。片刻之后，廣闊的空間和秋日的晨曦又融匯在一起，撕裂的碎片化為律動的畫布。
副司機掏出一面口袋鏡，照了照自己臟兮兮的臉頰。司機打了個手勢跟他借鏡子用。
“老實說，阿普菲爾同志，”副司機憤憤地說，“要不是給車廂消什么毒，我們晚飯前就能到家，哪會像現在這樣，累得要命，不到凌晨四點是別想回去了。難道在咱們樞紐站就消不了毒？”
老司機不耐煩再聽他沒完沒了地拿消毒說事兒。
“長拉一聲汽笛，”他說，“咱們不進備用站臺，直接去卸貨總站。”
2
在這座德國集中營里，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外語知識真正派上了用場，這可是自打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以來頭一回。戰前他住在列寧格勒，很少有機會與外國人交談。現在他回想起僑居倫敦和瑞士的歲月，那些日子里，革命同志經常聚在一起，用好多種歐洲語言交談、辯論、唱歌。
鄰床的意大利神父加迪告訴莫斯托夫斯科伊，集中營里關押的囚犯來自五十六個民族。
命運，面色，穿著，沙沙的腳步聲，一成不變、用大頭菜和俄羅斯人稱為“魚眼”的人造西米熬的湯——對于集中營各個棚屋中數以萬計的居民而言，這些全都一樣。
集中營當局憑編號和縫在人們外衣上的布條顏色來區分囚犯：紅布條是政治犯，黑布條是怠工者，綠布條是小偷和殺人犯。
因語言不通而無法相互理解的人，被共同的命運維系在了一起。聲名卓著的分子物理學家和古文獻專家，與目不識丁的意大利農民和克羅地亞牧羊人睡在相鄰的硬板床上。當年慣常吩咐廚師第二天早上準備何種早餐、不時抱怨胃口不好而弄得女管家提心吊膽的人，如今跟吃了一輩子腌鱈魚的人一起上工，木頭鞋底同樣敲在地面上咔嗒作響，一起眼巴巴地張望：送飯的人怎么還沒來？
就集中營囚犯的遭際而言，相似之處正由彼此的差異而生。回憶過往，無論想起的是塵土飛揚的意大利馬路旁的小花園，北海的陰沉喧囂，還是博布魯伊斯克郊區領導干部住宅中的橘黃色紙燈罩——所有囚犯，無一例外，從前過的日子都美著呢。
一個人關進集中營前的生活越艱難，他為美化往日生活而撒的謊就越離譜。撒這種謊其實沒什么實用目的，只是為了贊美自由而已：集中營外面的生活，怎可能不幸福？
戰前，這個集中營是一座專門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
國家社會主義創造了一種新型的政治罪犯：不曾犯罪的罪犯。
許多囚犯被關到這座集中營，只是因為在與朋友交談時批評了希特勒政權，或者說了個政治笑話。他們既沒有散發傳單，也沒有加入地下黨派；加在他們身上的罪名是：這一切他們都有可能干。
將戰俘關押在政治犯集中營是法西斯主義的另一項創新。在這里，除了在德國上空被擊落的英、美飛行員之外，還有蓋世太保特別感興趣的紅軍指揮員和政委。蓋世太保逼迫他們提供情報，與德方合作、出謀劃策，或者在想得出來的種種聲明上簽字。
集中營里還有“怠工者”：試圖擅自離開軍工廠或建筑工地的人。將出工不出力的人關到集中營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又一項創新。
外衣上縫著淡紫色布條的囚犯是從法西斯德國出逃的移民。這也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一項創新：任何離棄德國的人，無論在國外表現得多么忠于德國，都是政治上的敵人。
外衣上縫著綠色布條的人是小偷和竊賊，他們是這座政治犯集中營里的特權階層，當局依靠他們來監督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來管制政治犯，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又一項創新。
有些人的際遇如此奇特，當局竟然想不出該用什么顏色的布條來代表其過往。他們當中有一個耍蛇的印度人，一個從德黑蘭來學習德國繪畫的波斯人，一個來自中國的物理系學生。不管有沒有布條、布條什么顏色，國家社會主義反正都為他們準備好了一個床位、一飯盒的湯和沼澤地上一天十二小時的苦力活兒。
日日夜夜，一火車一火車的人陸續來到死亡營和集中營。空氣中充斥著車輪的隆隆聲、機車的呼嘯聲和數十萬囚犯前往工作場所的腳步聲。每個囚犯的衣服上都縫著一個五位數的藍色數字。集中營不斷成長，不斷擴張，儼然成了新歐洲的新城市——街道和廣場，醫院和跳蚤市場，火葬場和體育場，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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