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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美國的女性和男性來說，這些日子堪稱革命性的時代。最近涌現的大量舉證已經表明，我們這個社會世世代代都在包庇一種性暴力和性騷擾的文化。太多太多的女性一直被當作物品，僅僅是為了滿足男性的愉悅和方便——她們的尊嚴遭到踐踏，她們的內在體驗被忽視。正是這個老問題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進入公眾視野并占據了突出的位置，呼吁所有的美國人關注（盡管是遲到的關注）女性長期以來遭到忽視的、對于正義和同等尊重的要求。而我們這個社會的體面和基本的正義尚未得到真正的伸張。
2017 年開始的 #MeToo 運動所披露的種種信息其實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五十多年來，為了替所有女性伸張正義，美國女性一直在訴說著她們所經歷的性暴力和工作場所的騷擾，很多富有創造性的、內心堅定的律師和政策制訂者也一直在努力修訂刑法和民法，以期能夠更充分地處理性侵犯（刑事犯罪）和性騷擾（按照美國 1964 年的《民權法案》第七條被界定為性別歧視的民事違法行為）案件。本書的一個目標就在于講述那些經常被人忽略的故事，這樣我們就能明白，美國通往正義的道路始終漫長，很多不知名的人都為此付出了努力——對此做出貢獻的不光是最近站出來的各位名人，那些默默無聞的人長期以來的付出也是極為寶貴的。
多年以來，美國在性別平等方面進行的革命雖然還未完成，但已經取得了進展，#MeToo 運動則推動了更大的進步。不過，在全面問責的方面還存在重要障礙。本書的第二個主要目標就在于明確地標明這些障礙重重的領域，并且分析它們抵制變革的原因。我將通過論證表明，貪婪是主要的障礙：那些看起來舉足輕重、能夠為他人賺取巨額錢財的男性——尤其是在體育、藝術和傳媒領域的男性——依然有可能躲開全面問責，掩蓋他們的罪行。聯邦法院則是另一個難以攻克的領域，其中那些有權勢的人物對于他們所服務的人來說常常顯得不可或缺，他們也同樣可以逃避問責——至少直到最近，該領域的改革力度還遠遠不夠。這些源于貪婪的、問責方面的缺陷要求我們給出制度性、結構性的解決方案，我會針對每個領域提出若干建議。
首先，我要論證說，有一種如今依然極為常見的傾向與傲慢（pride）這種惡習有關，這就是將女性僅僅當作物品，拒絕給予她們同等的尊重和完全的自主權。后面我會對傲慢進行界定，將它定義為一種包含以下想法的惡（vice）：你凌駕于他人之上，其他人都不是完全真實的。我們的國民生活中存在一些最深層的問題，包括種族優越感和特權，以及基于階層所產生的冷漠和鄙視等，在這些問題的根源當中，我們都可以發現這種惡。還有一個領域肯定是一直受傲慢支配的，這就是兩性關系。居于主導地位的男性拒不承認女性是完全的、平等的人，他們抵制法律的革新，因為后者賦予女性權利去捍衛自己身體的完整性并維護自己的能動性。不過，即使人們想方設法地革新了法律，很多男性還是抵制受其管束，反而建造起可以逃避問責的法外之地，建造起傲慢的堡壘。
就像任何一場重大的社會政治變革一樣，我們的這場變革也是“最好的時代”，意思就是這樣一個時代初步顯露出實現完全正義的希望。不過它也是“最壞的時代”，是一個充滿痛苦與動蕩的時代，因為已經確立的模式遭到了挑戰，而人們完全不確定要如何才能邁步前行，同時還常常充滿怨恨——既怨恨以往的種種不正義，也怨恨這些變化所造成的巨大影響。當查爾斯·狄更斯用這兩種措辭來刻畫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他心中的一個想法就是，推動人們尋求正義會導致一種報復性情感的爆發，而這種情感對于正義的實現并沒有好處，而且實際上還阻礙了人類進步。我們的時代也存在類似的危險，在兩性問題上尤其如此。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女性清晰而自豪地發聲、要求正義與尊重的時代。它同時也是一個某些男性對此感到恐懼和憤怒、怨恨自己喪失了特權并將女性主義作為導致這種不滿的原因而加以妖魔化的時代。而且，遺憾的是，它還是一個某些女性不僅要求同等的尊重，而且似乎以報復為樂的時代。這些女性更喜歡的不是昭示即將到來的正義和反抗，而是像末日審判那樣推翻此前的壓迫者，而這種愿景還冒充正義招搖過市。
不是的。正義完全不是這樣：它要求細致的區分、甄別以及具有前瞻性的戰略，以推動沖突的各方實現和平。我將要論證，在這個問題上，就像對于其他很多問題一樣，報復性的情感沒有任何幫助。我們都需要用某種方式向前走，走向一個所有人——包括女性和男性——共同擁有的未來，而且我們需要從現在就開始構建未來，而不是把目光集中于過往的痛苦所帶來的折磨。這并不是說，制度性的解決方案不涉及對犯罪者的懲罰。懲罰是有用的，通常來說也是必需的，因為這樣可以威懾罪犯，可以防止其他人犯罪，可以申明最重要的社會規范，也可以對整個社會進行教育，令人們懂得良好舉止的重要性。但是懲罰只有滿足以下條件時才能實現其正當的目標：它必須有法律根據、公平且注重細節上的準確，能夠根據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而加以校正。我們的 #MeToo 運動已經出現了一些例子，其中所施與的懲罰并沒有顧及具體的區分或加以校正，而是以大規模的羞辱取代了程序正義。它還引發了一些敘事，在這些敘事中，人們不再尋求和解，而是追求報復性的勝利快感。
以伊麗莎白·凱蒂·斯坦頓和馬丁·路德·金為榜樣，我也要呼喚一場革命，充分承認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人類尊嚴，并且向前邁進，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就像馬丁·路德·金所說的那樣，“男人和女人可以共同生活”——不過，我們要說的是“女人和男人”，因為對于美國人而言，這個時代就是要去改變我們思維當中的慣常秩序。簡言之，這是一本關于正義的書，但是這種正義所要尋求的是和解，以及一個所有人共同擁有的未來。

第一章
性暴力并不僅僅是那些孤立的“病態”個體的問題，是美國社會的普遍特征滋生了這個問題。美國（以及幾乎所有的人類社會）長期以來培育出一種確立男性特權的文化，這種男性特權將女性界定為從屬性的，認為她們與男性并不具有同等的價值。但這還不是最糟的。后面我將論證，這種背景文化——即使表面上看來都是表示尊重和喜愛的說法（其中很多可能是真誠的）——拒絕承認女性具有充分而平等的人性所具備的關鍵特征，并在某些方面將她們看作貨品或是供男性使用的物品。
無論是我們的主流宗教信仰，還是人們普遍接受的世俗文化，長期以來都正確地教導我們說，一個完整的人具有兩個核心特質：一是自主性（autonomy），二是主體性（subjectivity）。換言之，人是選擇的中心，因此也就應該能夠為自己做出某些決定人生的重要選擇，而不是由其他人來決定自己的人生。而且，人也是深層的內在體驗的中心，他們的感受和想法十分重要——對他們自己來說是重要的，而且如果是在一個良性的環境下，對于與之相關的其他人來說也是重要的。在現代民主國家，良好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被認為有職責保護人們的自主性和主體性。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令人們有機會在關鍵領域為自己做出選擇（例如信仰、言說、政治觀點、職業、交往、性與婚姻），由此來保護人們的自主性。同時它認可人們需要空間來形成自己的信念（例如信仰和言說等方面的自由），需要空間來尋獲情感上的滿足（例如交往的自由、結婚與交友的權利，以及至關重要的、對于“性同意”的保護），由此對人們的主體性加以保護。
以上重要規范對于社會生活的很多領域都產生了影響，而在過去，這些領域對于女性來說并不是充分開放的，其中包括投票、教育和婚姻選擇。當我們思考這本書的主題時，它們便格外具有緊迫性。性侵犯與性騷擾深刻地破壞了人們的自主性和主體性。它們往往無視甚或肆意踐踏女性表達同意的能力，或是通過威脅而強行要求女性做出某種“偽同意”（pseudo-consent），它們將女性視作為男性提供滿足的便利物品，認為她們的決定無足輕重。同時，性暴力將女性的情感與想法看成無關緊要的東西，仿佛只有占據支配地位的男性的欲望才是真實的、重要的。更糟的是，有時候這種無視女性思想和感受的態度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以至于女性被灌輸了一種虛假的“主體性”，一種與男性的愿望完美契合的“主體性”，比如，“嘴上說不，心里愿意”（no means yes），這種觀念認為女性其實很喜歡她們所遭受的、強制性的性屈從（sexual submission）。
還有更糟的：有時候，男性對女性的支配采取了一種逐步將后者引向順從的形式。正如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婦女的屈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書 中所說，男性——他稱之為“女性的主人”，以此強調與奴隸制的類比——并不滿足于控制女性的身體。他們想要的是心甘情愿的服從。“因此他們用盡各種方法來奴役女性的心靈”，密爾接著寫道，與此相應，女性從很小的時候就被教導著認為，她們的理想品格是“不要固執己見，不要靠自我控制來自我管理，而是要屈從，要聽從他人的控制”。她們學到的是，只有那些關于自我克制的情感對女人來說才是合適的，唯一能對男人產生性吸引的方式就是培養自己“柔順、依從，放棄所有的個人意志而完全交由男人做主”。女性可能因此而形成了我們會稱之為“反自主”的思維傾向，在某種意義上也形成了一種反主體的主體性，這告訴她們，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并不是真正重要的，申明或堅持表達自己的觀點是不對的。這令反對性別不平等的抗議活動變得更加艱難。有時候，女性甚至會將自身變成商品和令人愉快的物品，成為男性凝視的對象。作為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密爾并沒有探討他的觀點可能對性暴力問題產生的啟發（不過他在接下來的一章中就抨擊了法律對家庭暴力和婚內強奸問題的不作為）。我們將會看到，后來的女性主義者接過了這項挑戰，拓展了密爾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