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美國大學為研究對象，講述了多位美國大學生向上流動的故事，考察大學生在這一過程中面臨的經濟負擔、情感抉擇和個人身份認同的困境。這里的“向上流動”是指人們通過高等教育體驗更優質的學習和社會資源的過程。這些學生可能因為在外求學而與親人和朋友疏離，進入陌生學習環境后面臨種種不適應，畢業后要靠自己選擇職業機會等。作者關注到他們在進入人生新階段時做出的個人妥協，以冷靜客觀的視角闡述了美國高等教育背后的倫理敘事，再現了美國社會流動中學生的情感缺失。
1.從“小鎮做題家”到“寒門貴子”,我們掙扎著求學，卻也被原生家庭牢牢牽絆！
2.通過真實的深度訪談，深刻揭示求學之路的焦慮，掙扎和同輩差距。
3.“向上流動”指人們通過高等教育體驗更優質的學習和社會資源的過程。本書考察大學生在這一過程中面臨的經濟負擔、情感抉擇和個人身份認同的困境，再現了美國社會流動中學生的情感缺失。
[美]珍妮弗·M. 莫頓(Jennifer M. Morton)，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的哲學副教授，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倫理與教育中心的高級研究員。
緒言 教育升級
寒門學子
倫理成本
視角轉換
方法論
第一章 向上流動的倫理成本
托德與亨利的向上流動之路
認識倫理價值
無法割舍的原生家庭
置換倫理價值
高倫理成本
選擇的代價
第二章 具體背景下的倫理成本
杰隆的故事：螃蟹效應
離家遠走
卡洛斯的故事：選擇留下
顧全家庭
瑞安諾的故事：缺乏“郵件禮儀”
文化斡旋
向上流動的倫理成本究竟由誰來承擔？
第三章 身份演變
為何需要語碼轉換？
加布麗拉的故事：學會融入
自我分割
自我偽裝
語碼轉換的危害
種族與性別
露西的故事：美國農村的種族問題
清醒的語碼轉換
第四章 不與階級合謀
樓梯的故事
從學生到教師
寒門學子的獨特處境
金柏莉的故事：哈佛學歷又如何？
擁護社會公正
適時反思
第五章 構建倫理敘事
卡拉的故事：為了一個本科學歷，值得嗎？
倫理敘事的基本結構
共同構建倫理敘事
希望與絕望之間
結語 情感代價
倫理成本最小化
尋找平衡點
寒門內外
注釋
參考文獻
緒 言 教育升級
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有一個特定的初始位置，這一位置的高低取決于每個人出生的時空、父母的社會經濟與受教育水平、種族、性別等因素。社會學學者通過大量研究，已經證實這些因素至關重要，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前景。例如，在美國，如果一個孩子于 1980 年至 1982 年出生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市，且家庭收入處于全市倒數 20%，其日后薪資水平能躋身前 20% 的概率為4.4%；但同等家庭水平的孩子如果出生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圣何塞市，這一概率將是前者的3倍。
如今，如果一名白人孩子出生于收入水平處于美國倒數 10%的家庭，其成年后工資依舊很低的概率是 17%；但若是同等家庭的黑人孩子，這一概率將高達 42%。又如，在過去的 35年間，女性進入高等院校并順利畢業的概率要高于男性，尤其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女性。這類數據非常煩瑣，且極度復雜。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過去 20 年間，美國貧困非裔或拉丁裔家庭的孩子如果生長在一個經濟與種族相對閉塞的社群，那么這個孩子很有可能一輩子都無法走出原生成長環境，他們的子女也是如此。這也就驗證了俗話說的“有其父必有其子”。
未來的機會與資源在出生時就被隨機分配好了，這一觀點與美國夢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馳。美國夢倡導的是機遇平等，作為一個社會整體，我們一向將教育資源作為平衡弱勢群體出身劣勢的工具。樂觀主義者認為，教育可以改變生活前景，認為我們應該專注培養更多的弱勢兒童上大學，因為高等教育有能力幫助他們步入中產階級。而悲觀主義者則認為，學校教育對于不公平的經濟、社會、政治現象影響有限，因為社區閉塞、醫保難求、種族主義以及貧困等現象早已滲透進整個社會，處處都是問題。他們認為，許多來自弱勢群體的孩子根本上不了大學，即便能夠入學也將面臨諸多挑戰。樂觀主義者常說教育改變命運，悲觀主義者則指出，成功事例僅僅是幸存者偏差，絕非常態。
教育確實改變了我的命運。我出生在秘魯利馬的一個工薪階層社區，那里到處都是冒著濃煙的工廠，那兒的人不是從事服務業的，就是開出租車的。我外婆的老家在阿雷基帕（Arequipa），是秘魯山區的一個小城市。她搬來利馬之后，年紀輕輕就懷孕了，婚后很快又離了婚，一邊帶著兩個孩子，一邊在一家電影院當全職服務員。我媽媽還未成年就懷孕了，我外婆對此非常失望。在我媽媽立足謀生的過程中，是外婆在全家人的幫助下把我帶大的。雖然面臨著很多困難，但是我們在秘魯的相對社會地位其實介于工薪階層與中產階層之間。正如我外婆常說的，我們從未挨過餓，但很多秘魯人就沒有這么幸運了。一般來說，我大概率也會走上類似的道路，在勉強從高中畢業后早早生育，然后在接下來的 50 年里努力工作，艱難維生。但是，我很幸運。我媽媽和姨媽一起移民去了歐洲，姨媽在那里遇到了慷慨且富裕的姨夫。他們在婚后承擔了我很大一部分的教育費用。由于他們的幫助，我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都就讀于秘魯最好的國際學校。但是 20 世紀 80 年代，利馬經濟蕭條，恐怖主義時刻威脅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我的學校有武裝警衛護衛，車輛在進入時都要接受炸彈排查。從我記事起，外婆就告訴我，要想過上更好、更安全的生活，就必須出國。盡管她也不知道到底該如何實現，但好在學校負責升學的老師知道。高三時，老師把我叫到了辦公室，告訴我，以我的成績，我可以獲得豐厚的獎學金，去美國上大學。于是，我也踏上了追求更好生活的移民道路，成了家里第一位大學畢業生，在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學士學位之后，又獲取了斯坦福大學的博士學位。我現在是一名哲學教授，在高校工作，衣食無憂，非常罕見地跨越了自己的原生階層。
我很清楚自己的經歷只是個例。我們所處的社會與經濟結構往往會給出身貧困的學生帶去更多的挑戰，為了讓更多弱勢群體出身的學生能有機會在教育及其他方面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先消除現有的阻礙。但是，我們也可以在少數成功案例中探究向上流動的道路。我發現，就我自身以及其他擁有相似經歷的人而言，向上流動的成本極其昂貴。這種成本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們所珍視的親友關系、社群聯結以及身份認同。我把這些稱為向上流動的倫理成本，本書的目的就是去解答這些成本是什么，價值是什么，以及該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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