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不是一本研究《達洛維夫人》的學術作品,我也不是伍爾夫研究專家老實說,我甚至沒有讀完她的所有作品。
準確地說,這仍然是一本文學漫談,從《達洛維夫人》開始,進入這部小說的天地,打通小說中無數個洞穴與關隘,將它們串聯在一起,然后將視線投向更遠的地平線。實際上,這也正是五年來我和同學們一直在做的事。2018年,我開了一門選修課,叫作《二十世紀西方文學》,這個題目非常大,哪怕一節課介紹一個作家及作品,也難以對二十世紀西方文學有什么了解。我一向不太喜歡上概論性質的課,走馬觀花往往就意味著浮皮潦草。所以,那時候起我就想選一本代表性的作品認真地讀,讀完之后,至少說起意識流現代主義文學之類的話題,同學們能夠有一些切己的、細節的回答。
選什么書作為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代表,這當然是很主觀的,為了契合一學期18周的課時量與學生的能力(大都是本科低年級的同學),我最后選定的就是《達洛維夫人》。比起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來,《達洛維夫人》并不太長,能夠在一個學期講完,比起福克納等人的意識流作品, 伍爾夫相對來說又更好讀一些;此外,這些年來,隨著女性主義觀念的興起,伍爾夫也更廣為人知,哪怕沒有完整讀過伍爾夫的書,大家可能都聽過一間自己的房間達洛維夫人說她自己去買花之類的金句。實際上,在這些年的文學教育過程中,我發現絕大多數如雷貫耳的世界名著都沒有被年輕學子認真讀過,更不用提用心理解過,對文學名著的接觸往往只停留在對其書名的知曉上。為了讓金句不再只是金句,或者讓名人名言回歸到其生長的文本土壤中,我就想帶領同學們把達洛維夫人說她自己去買花之后的整個故事好好讀一讀。
所以,有了這門課,繼而,有了這本書。
五年來,我們一次次咂摸著小說中的細節,也一次次以這本小說為出發點,聊到了文學與生活中那些更豐富的話題。這本薄薄的小書被讀得越來越厚:最開始我大概半個學期就講完了全書,但現在,我一個學期還講不完半本書書的內容總是包含著閱讀者投入書里的東西,當我們的閱讀經驗變得越來越豐盈,當我們經歷的人生故事變得越來越復雜,書自然也就會隨之變厚。
上課的方式仍然是我一貫的細讀課流程,每位同學都必須帶同一版本的小說來到課堂文本就是我們的經書然后在我講授每一章節之前,需要隨機邀請大家復述情節和細節,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課堂的討論與教學的高效性。至少大家都是熟悉文本的,不單單是帶著耳朵來聽的,我們也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我們這一次讀的是一個連貫的、耗時更長的文本,它具有某種排他性,也會形成一個相對更為封閉的閱讀小圈子。以往,同學們可以隨機地來旁聽《堂吉訶德的眼鏡》里的內容,因為每節課、每個章節都在處理新的文本和新的主題,但在面對《達洛維夫人》時,則需要付出更多的堅持與耐心。
當然,意識流小說和以往我們談論過的絕大部分小說都不同,它的情節很難用線性的方式總結出來,所以我會更期待同學們對細節的領受與把握,以及由文本所激發出的他們各異的生命經驗。文學的閱讀應該是一個動詞,指的是它應該加入我們與自我的對話與詰問中,并參與到構建自我精神史的歷程中。正是有了每一個各異的個體的回應,百年前的文本才會活過來,一部經典原本的價值只有在附加了一個鮮活讀者的價值后,才能被看到。在細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覺得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也都是每當我講完文學相關的內容后,得到的同學們的生命經歷的回饋。我經常感到純粹的、就事論事的純文學批評很干癟,好的純文學批評固然會產生極大的智力或者審美的愉悅,但在回應我們的處境之惑時畢竟會隔,因為它始終是把文學當成一個外在于己的知識或者技術來談論,因而,我讀到的東西究竟和我有什么關系呢這成為我在文學教育和文學批評中最關切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向內而非向外的問題。
我身邊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同學絕大多數都不會走上學術的道路(把文學做成學術可能是最遠離文學的路徑),
他們也并不都是飽讀詩書的專業讀者,很多人在上這門課之前讀過的外國文學作品甚至不過一兩本(如果本書的讀者對外國文學的儲備量也不多,同樣不必擔心)。所以,擺在我面前的任務就是,首先要找到一種有趣的方式讓大家感覺:嘿,外國文學還挺好玩,我愿意花時間讀一讀、想一想;然后,以一部小說為出發點,自然而然地發散到對整個文學世界的復盤與沉思;最后,積極且有效地加入與經典文本的對話中不再是單向度地、枯燥地研讀一部作品,而是借由文本這個他者繞回到自己,把自己的經歷、想法、困頓與領悟全都慷慨地交付出來。
聆聽文學的最后目的是回答生活。
我想,再偉大的作品都不應該是供奉在神廟里受人膜拜的神祇,相反,它應該成為個體澆筑自我的基石。同樣
的,再有價值的作品,也不會如孤木般立著就能夠釋放其全部魅力,只有將其放置在整個文學傳統乃至思想傳統之林中,加以千百部其他作品的印證,才能被真正地解讀和判斷。一言以蔽之,文學的理解與解讀不是單行道,而是縱橫交錯的思想圖譜。
關于版本的選擇,我也多說一句,因為如果讀者想跟隨本書把伍爾夫的小說好好讀一遍,也需要和我們用同一個版本,書中有大量對于細節乃至詞句的分析,只有相同的譯本才能保證我們定位的一致性。我選的版本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的譯本,黃色封面,由孫梁和蘇美所譯,這個版本的譯名是達洛衛夫人,但在中文世界中,達洛維夫人 早已廣為傳播,故為檢索和發音方便,本書中人名也采用 達洛維夫人。選擇這個譯本的原因和文學或者翻譯毫無關系:因為它最便宜,在網店甚至不到十元就能買到。我非常不想額外增加學生的經濟負擔,也理解買書從來不是很多人的消費首選項,但為了保證課堂教學效果,我還是希望
大家手里能有一本紙質書(同時我也會發該版本的pdf給大家),只能擇其便宜者而買之。所有人一起翻開同一頁, 一起討論那一頁的同一個細節,這對一個文學課來說是非常美好的現場。
很多時候,我也會被問到譯本選擇的問題。冒犯地說一句,我總覺得如果我們不是做翻譯研究或者傳播學研究, 任何一個譯本其實都差不多,我相信每一個經典譯本也都是譯者嘔心瀝血的結果,也都有其個人特色。逮著一部譯本中的誤譯抨擊個沒完,無非是傲慢與自負,畢竟譯者譯對的地方總是更多的。任何對翻譯或者語言稍有了解的人也許都會同意,沒有翻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還原,再偉大的翻譯也總是一種創造性的叛逆。翻譯的困難不僅存在于不同語言之間,甚至還存在于一種語言的內部,因為人們所處的時代、階層乃至職業的差異,語言本身也在不停流變著, 所以,哪個譯本才是最好的這樣的問題顯得有些徒勞。讀外國文學,有能力的話當然直接讀原文最好,但世界上千百種語言,我們又能精通幾種? 這時候,選擇相信譯者并且感激譯者就是最優解。我們不僅要像喬治·斯坦納所謂的 對偉大的作家懷抱感激之情,還應該對所有篳路藍縷的
譯者懷抱感激之情。當然,在本書中,我還是會涉及一些詞源學的討論以及對個別譯法的檢討,對伍爾夫的許多文本分析也需要還原到英文原文中才能獲得理解,讀者若手邊有一本英文的原著對讀,自然更好。
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不想那么細地讀《達洛維夫人》, 也可以讀讀這本書,因為本書并不是《達洛維夫人》的導讀、 注疏或者句讀。很多時候,我所討論的問題都是以小說中的現象為出發點,繼而探討到這部小說不曾涵蓋的范疇。整部小說沒有分章,但原文中伍爾夫用分隔符做出過內容上的分隔,一共分為十二部分,正是時鐘走完一圈的節奏, 顯然這并非隨機分隔,而是代表了伍爾夫對時間元素的重視。不過,我舍棄了,重新按照我的主題把小說劃分成十六個章節,每個章節討論一個由文本生發繼而擴展到整個文學史或者觀念史的主題。這些問題是近年來我在閱讀和思考中反復琢磨過的問題,也都是我個人的趣味和關切所在。在每一章的討論之前,我會盡可能詳細地概括總結本章對應文本的情節梗概,讀者哪怕不去讀原文,也能知悉本章討
論的背景。
我有一個野心,就是通過講述這一部作品,盡可能地觸及更為復雜的文學演變、觀念流變以及現實生活批判。所以,本書有一半左右的篇幅囊括上述這些內容,和我之前寫作的《堂吉訶德的眼鏡》一樣,雖然在討論中會涉及大量其他作品,但我都會對作品做簡單的介紹,并摘取其中重要的片段分析和細讀,讀者讀來不會覺得陌生。自然,這種介紹不同于傳統導讀性質的文學介紹,我一般會省略作者信息、歷史背景,單純只講文本的情節或者技巧,我希望提供一種專注于文本本身的細讀方式。對于習慣了閱讀作家逸聞趣事的讀者來說,聚焦于文本的細讀之法一開始可能有些難以接受。我在很多次非校內的、公共場合的細讀實驗中都遇到過這樣的讀者。不過,知道再多逸聞趣事,也許還是很難幫助一個人進入文本的字里行間,而實際上,經由細讀進
入肌理層面的盤剝與咂摸,本身就充盈著足夠多的趣味。讀者大可不必擔心跟不上,文本細讀是一門技術,但這種技術不單單靠大量閱讀的訓練得來,很多時候,它也倚仗一個人的感受力與生活經驗。這也是我在課堂上,從很多閱讀經驗并不豐富的年輕讀者身上發現的,他們的靈氣與感受,已然奠定了細讀的法門。
如果做一個比喻,本書的講授和寫作的方式,類似于依循平面圖紙搭建三維空間。平面圖紙就是《達洛維夫人》,分析它,解讀它,但更重要的是通過它建構起一個更為立體的批評世界。入乎其內,出乎其外,這是我想勉力為之的。
自然,這就涉及怎么界定文學批評的問題。我常常會被問:怎樣才能確保我們的解讀沒有違背作者的原意呢?
我們是不是在曲解作者? 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闡釋學問題。在現代的語境中,作者的原意其實是一個偽命題,作家并不會在寫完一部作品后,把作者原意放在寶物盒子里,埋在大樹下,看哪個批評者能精準定位,誰挖出來誰就揭開了原意。那樣批評就淪為了解密,淪為了作者的附庸。作者原意更近乎一種預設的概念,每個作家在創作時當然會有一些確鑿想要表達的東西,但是在創作的過程中、在反復的修改中,這些東西會慢慢移位、變形,有時候連作家自己都說不清楚。對于現代讀者與批評者來說,就更是這樣了,我們總是依據自己能讀到的東西來解讀文本,而不是依據作者擺出來的東西來解讀,所以,重要的是你能讀出什么,而非作者寫了什么或者沒寫什么。一個強有力的解釋者甚至能為文本帶來原本不屬于它的內容批評者令
他讀到的文字內化,服從于自己的意志,并最終擇定文字的某種命運。其實,這并不是現代文學批評者的專利,在科耶夫解讀黑格爾、舍勒解讀尼采的時候,我們都發現了解讀者六經注我的痕跡。
從這點來說,文學閱讀是一種互動,也是一場博弈。
也就是說,文學批評的本質和注疏或者導讀不同,它是一種積極的創造行為。這種創造當然不是天馬行空地亂想,我在幾年前寫的《萬千微塵紛墜心田》中曾經總結過,批評所有的創造都不是無根浮萍,作家的文本、日記、書信、回憶錄、傳記等資料都是切實的依據,依據這些材料,想象力才能飛揚起來。現在,我必須為文學批評再添置一個信條: 從根本上來說,一切有抱負的批評所依據的,都應該是批評者成熟的道德立場。是什么決定著批評者選這部作品不選那部作品,解讀這個細節而非那個細節? 是批評者的審美態度以及道德立場。這些年我慢慢感到,穩定堅忍的道德立場甚至可能比審美的態度更為重要,因為從道德上對庸見、流俗與從眾做出冒犯和挑戰,所面對的風險是更大的。美國批評家萊昂內爾·特里林有一本書叫作《知性乃道德
職責》(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他說的正是有了知性但并不耽于知性所領悟的審美,而是要從道德立場上,向更為具體、真實的世界投去標槍。
我上的文學課與我接觸的年輕學子,使我無法沉溺在純粹學術化的文學評論中閉目塞聽,而文學對我的教化又使我必須用一種比以往更激烈和絕對的道德立場做出判斷。在這個過程中,我希望評論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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