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忘山河》是一部歷史文化散文集。《坐忘山河》的圖書內容共分三輯，收入作者近年來所著文章三十四篇。
第一輯閱讀山河。從黃河濕地到江南水鄉，從江岸野渡到古道關隘，此輯主要收入作者游歷祖國山川古跡所作的文章，多從歷史人文和地理物候的視角切入，談古論今、旁征博引，是一場筆尖上的風物之旅、文化之旅。
第二輯史徑探幽。文中或追溯荊楚歷史、懷思殷商文明，或解讀半坡文化的人面魚紋元素、解密巫文化的女兒國傳說，融入作者的考古經歷，引經據典、侃侃而談。
第三輯飄蕭韻事。此輯文章抒情性較強，有的探尋了中國古典文學中經典文學形象的演變及其反映的社會風尚的流變。有的則品味經典詩文中蘊藉的亙久魅力，并引出作者對于東方古典美學意蘊的思索。
《坐忘山河》的作者酷愛游歷、見聞頗廣，且從事歷史文化寫作多年，文筆清麗干凈。文章多從歷史的、考古的、文化的視角來狀寫山川風景、人文古跡、詩詞文賦，表達了作者對于古今人文的一些思考、幾許興嘆。
念天地之悠悠（代后記）
作為一種文學題材，諸家對散文的論述不可謂不多矣。我作為一個非中文系專業的畢業生，只想從專業的角度談一點自己行文風格的形成。
考古學，在以前大多數院校里，都被歸分于歷史系。然而，當你真正進入具體的學習階段才明白，考古學在理論基礎、認知方法、思維模式以及科研手段等方面，都與中國傳統的歷史學研究差距甚大。因為考古學，它不是傳統的金石學和考據學的升華，它是一門全新的、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的、通過對田野實踐和物質遺存進而深入人類學全方位的考察和探索。它是一門誕生自西方、在20世紀初葉才傳入中國的全新科學。
因此，考古學對我個人的影響，不僅意味著增加了許多具體知識，而且是一個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變化過程，而這一切，都受益于我所在學校的師承風格。
我們的師祖馮漢驥先生，是 1931年的庚款教授，在美國哈佛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受到過嚴格的文化人類學訓練，是中國考古學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國西南考古的奠基人。我的恩師童恩正先生是馮先生的得意弟子，曾先后受聘于美國加州大學、賓州大學、華盛頓州立大學、匹茲堡大學、威斯里安大學從事科研與教學工作，又長期在哈佛大學訪學，與哈佛大學張光直教授、匹茲堡大學許倬云教授等成為摯友。我的另一個恩師成恩元先生，是燕京大學裴文中教授的得意門生，他的教學方式，使我們仿佛一步跨進了民國的講堂。我雖不才，不能習得先生們智識與知識之萬一，卻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人類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熏陶，這對我以后文風的形成及文章視點的揳入產生了很大影響。
所以，本書中自選的所謂散文，可能很多并不適合文學性散文的規范，而是對一些帶有一定學術性命題的通俗化和自我思索、自我表達。
我從事出版工作多年，一直有一個宿愿，就是要將象牙塔中的學術問題通俗化，讓象牙塔中的社會科學走向大眾，由此，我曾作過一些嘗試，如我策劃并編輯的《追訪逝去的世界叢書》《博古架叢書》等，從編輯的角度進行了大量的結構調整甚至改寫，盡力將作者們的學術表達文學化，以達到普通讀者能閱讀能接受的程度。近年來，我又與同仁一起策劃了《三桅帆書系》，引進了一系列國外優秀大眾社科讀物，以大航海時代三桅帆對未知世界探索的精神，對一些人們熟知的社會問題進行改換視角的觀察。這樣的思維方式是文化人類學的。
我對于地理學有著偏執的愛好，自然的地理地貌、氣象物候對一個區域文化的形成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竺可楨先生《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和《地理對于人生之影響》兩文，對我影響很大。在后一篇文章里，竺先生將世界地形劃分為山嶺、平原、河流和海洋四大類別，并分別論述了四大類別對人類文明類型形成的至關重要意義，使我深受啟發。所以在我的文章里，有著大量的對地理物候環境的闡釋，這也應該成為我文章的特色之一吧。
童師曾對我們說，一個合格的學者，應該熟練運用多種文體進行寫作。童師是一個著名的學者，同時又是那個年代著名的科幻小說作家，被當時的日本人評為中國科幻小說四大天王之一。他的言傳身教對我們影響至大。在我的班上，善思能寫者大有其人，令我仰慕，同學間的交流及對我文章的中肯點評讓我頗受教益。其中有一個觀點，認為我文章的風格帶有一定悲情的浮泛，或者說缺少了一點積極向上的陽光成色，我認為非常到位。
不知為何，在讀高中的時候，我就對古人詩詞及繪畫作品中的隱逸生活產生了一種向往。從后來的不斷學習中我意識到，這是東方美學的一大特色。
前不久，我在昆明與同學相會，與會者還有同學身邊一些朋友，他們都是當地的文化人士。在座中，他們談及了一個有趣的話題。孫髯翁撰寫的大觀樓長聯，無疑應該是昆明文宣中一張最亮眼的文化名片，然而談到最后，他們無不唏噓再三：可惜了！
我頗為好奇，無論文采風流還是篇幅內容都無愧于天下第一名聯的絕世名篇，為何不能宣傳？最終我才明白，它不符合時代的精神。
上聯中氣勢如虹，喜茫茫空闊無邊的五百里滇池，蟹嶼螺州、風鬟霧鬢、萍天葦地、翠羽丹霞，好一派錦繡江山；然而到了下聯，漢帝唐宗、宋祖元雄，一番偉業豐功，都付與了斷碣殘碑和蒼煙落照，剩下的只有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我默然了。
其實，在東方哲學思想中，悲，是一種普遍的審美意象。中國人的悲，不同于人類心理單純的喜怒哀樂中的悲，它是與天、地、人合拍的一種大悲情。這種悲態，是一種偏離的悲，是一種感覺到人與宇宙、人與社會相對立時的悲，是帶有詢問式的哲學高度的悲。
莊子在《齊物論》中講，人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夫？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其大意是說，人類一旦受孕胚胎成形父母給了我們這個身體，就只能靜靜地等待，等待著死亡的光顧。我們不斷經歷著刀風劍雨的摧殘，向著生命的終點一路狂奔，卻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可不是悲嗎？我們終生忙忙碌碌卻見不到成功，一生精疲力竭，做別人的奴隸、做物質的奴隸、做自己身體的奴隸，卻不知歸宿是何方，可不是哀嗎！
如果你由此來判斷這是一種小悲情，那就太小瞧了莊子。莊子只是在論述形而下的不齊，而在形而上的層面，人要追求自己的最高理想，即所謂的得道，那么萬物皆齊。到那個境界，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涽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圣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其大意是說，得道后的圣人與日月同輝，懷抱宇宙，與天地萬物混合為一體，任其淆亂紛雜而不顧，把世俗上的尊卑貴賤看作一樣的。眾人忙忙碌碌，圣人則大智若愚，糅合古今事物為一體卻精純不雜。萬物都是如此，而互相蘊含著歸于精純渾樸之中。你能說，莊子的悲和哀，不是一種人生的大境界嗎？
老莊思想，是東方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講它已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心靈，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哲學思想和文學潮流的走向。對生與死的理解，對人生與宇宙的思索，貫穿于中國文學的終始。興起于東漢末年的《古詩十九首》 中，像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的句子俯拾即是，正如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所言：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修仙習道的李白，對人生的理解可謂深刻。他在《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中講得明白，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他在《擬古》中更直接寫道：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把天地山川作為人生暫時寄身的旅舍，萬事萬物都是時間流程中的一葉扁舟，所以說生者如寄，死者如歸。
這種山川永恒，人如過客的思想，放到更為廣闊的時空背景中，王朝更替的時空轉化，滄海桑田的日月輪回，短促而渺小的個體，面對著如此宏大寥廓的宇宙世界和歷史敘事，不由得你不發出陳子昂那樣蒼涼的呼喊：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梅林
2024年3月 1日于汲清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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