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按時間順序對楊萬里的人生軌跡進行了一次深入淺出的梳理。對楊萬里的性格、才情、詩詞論著、為官文人之道、以及與南宋名家周必大、范成大、陸游等人的交往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也比較恰當地提出了一些自己評價，并且本書的作者比較熟悉宋代的歷史，對宋代的官場制度了解比較深入，因此在對楊萬里這樣的沉浮官場的傳主敘述起來還是比較得心應手的，也能為讀者了解南宋吏治提供很多幫助。
作者以凝重而生動的筆觸為南宋時代一位理政能吏、敢言直陳、自覺修煉的有道者，多情而才識超邁的詩人畫像譜史。這位傳主風塵仆仆地從中華文化的深處走來，勇敢沉著地承載起時代的重負，以自己畢生的頑強努力，為多難的南宋解憂，為中華歷史與文化添彩，促我們沉思，令我們感奮。這就是《楊萬里傳》的精髓和貢獻。 文史專家 董乃斌 詩人用雋永的詩文寫自己如鐵如石的生命；作者以秀美的文筆寫詩人剛正卻褊狹的一生。 文學專家 程步濤
引子
提起“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人們首先想到的自然會是陸游。不錯，在楊萬里、陸游、范成大、尤袤這“四大家”中，最受后世推崇的無疑要數陸游了。但是，許多人也許想象不到，在南宋當年，中國詩壇最負盛名的卻是楊萬里。陸游就曾拿他自己與楊萬里做過比較說：“文章有定價，議論有至公。我不如誠齋，此評天下同。”（見《劍南詩稿》卷三十五《謝王子林判院惠詩編》）
自然，不能排除陸游有自謙的可能，正如楊萬里在評價陸游的詩才時也曾自謙說：“我老詩全退，君才句總宜。”但從陸詩中提到的“議論有至公”和“此評天下同”的說法來看，他在這里所說的主要還是天下的公論，而不完全是表達謙虛之意。與此相應的是，在當時的“天下”詩壇，事實也確實如此。當時的著名詩人姜特立就曾寫道：“今日詩壇誰是主，誠齋詩律正施行。”同時另一著名詩人王邁也在他的《山中讀誠齋詩》中說：“萬首七言千絕句，九州四海一誠齋。”當時的宰相詩人周必大也稱贊他“執詩壇之牛耳”，并說：“誠齋詩名斗牛寒。”而當時的著名經史學家項安世更盛贊他“雄吞詩界前無古，新創文機獨有今”……
當年中國文苑詩壇對楊萬里諸如此類的贊譽，可謂不勝枚舉，而且毫無異議。這就充分表明了楊萬里當時確實是舉國一致公認的詩壇“盟主”。
這就難免令人產生一個疑問——為什么在后世受到人們更多贊頌的陸游，當年聲名反而會屈居于楊萬里之后呢？
引子
提起“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人們首先想到的自然會是陸游。不錯，在楊萬里、陸游、范成大、尤袤這“四大家”中，最受后世推崇的無疑要數陸游了。但是，許多人也許想象不到，在南宋當年，中國詩壇最負盛名的卻是楊萬里。陸游就曾拿他自己與楊萬里做過比較說：“文章有定價，議論有至公。我不如誠齋，此評天下同。”（見《劍南詩稿》卷三十五《謝王子林判院惠詩編》）
自然，不能排除陸游有自謙的可能，正如楊萬里在評價陸游的詩才時也曾自謙說：“我老詩全退，君才句總宜。”但從陸詩中提到的“議論有至公”和“此評天下同”的說法來看，他在這里所說的主要還是天下的公論，而不完全是表達謙虛之意。與此相應的是，在當時的“天下”詩壇，事實也確實如此。當時的著名詩人姜特立就曾寫道：“今日詩壇誰是主，誠齋詩律正施行。”同時另一著名詩人王邁也在他的《山中讀誠齋詩》中說：“萬首七言千絕句，九州四海一誠齋。”當時的宰相詩人周必大也稱贊他“執詩壇之牛耳”，并說：“誠齋詩名斗牛寒。”而當時的著名經史學家項安世更盛贊他“雄吞詩界前無古，新創文機獨有今”……
當年中國文苑詩壇對楊萬里諸如此類的贊譽，可謂不勝枚舉，而且毫無異議。這就充分表明了楊萬里當時確實是舉國一致公認的詩壇“盟主”。
這就難免令人產生一個疑問——為什么在后世受到人們更多贊頌的陸游，當年聲名反而會屈居于楊萬里之后呢？
其實，這個問題，當年著名的詩詞評論家，后被歷代學界譽為“宋、元、明、清四朝詩話第一人”的嚴羽在他的《滄浪詩話·詩體》中就已揭示出來。嚴羽總括宋代詩歌的體例共舉出了七大家，即：“東坡體、山谷體、后山體、王荊公體、邵康節體、陳簡齋體、楊誠齋體”。人們從中可以看到，其中有“楊誠齋體”，而沒有“陸放翁體”；而且七家中的前六家都是北宋時期的（陳簡齋雖歿于南宋，但其詩體仍是成型于北宋時代），唯獨楊萬里是南宋的。可見在嚴羽看來，在整個南宋時期，就只有楊萬里一家的詩可以稱之為“體”。所謂“詩體”者，乃詩人之獨特創造和其詩作獨具之特色也。
平心而論，陸游的詩無論從數量還是就質量而言，應該說都可與楊萬里比肩。他們兩人詩歌創作的總體成就可以說難分伯仲，而風格韻味則各有千秋。這一點，錢鍾書先生在他的《談藝錄》中曾有一段公允的評價：“以入畫之景作畫，宜詩之事賦詩，如鋪錦增華，事半而功則倍，雖然非拓境宇、啟山林手也；誠齋放翁正當以此軒輊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與古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誠齋之化生為熟也。放翁善寫景，而誠齋擅寫生。放翁如畫圖之工筆；誠齋則如攝影之快鏡，兔起鶻落，鳶飛魚躍，稍縱即逝而及其未逝，轉瞬即改而當其未改，眼明手捷，蹤矢躡風，此誠齋之所獨也。”
自古以來，書貴一體，文貴一家。詩歌創作自然也不例外。楊萬里的詩能夠突破前人的藩籬，大膽創新，開拓進取，以致自成一家，達到明顯的與人不同而為自身“之所獨”的高超境界，這正是他能夠被譽為一代詩壇“盟主”的根本原因。而陸游雖然創作成就并不亞于楊萬里，甚至后世還有很多人認為他的成就遠在楊萬里之上，但非常顯然的是，從詩歌藝術的創新發展而言，則楊萬里的貢獻又確實要比陸游高出一籌。
更重要的是，楊萬里不光自身能夠跳出前人（尤其是江西詩派）的窠臼，使自己的詩作一新世人之耳目，更重要的是他還因此而成了整個南宋詩風轉變的英勇旗手。正如錢鍾書先生在他的《宋詩選注·楊萬里小傳》中所說的，雖然宋以后楊萬里詩的讀者不如陸游的多，甚至比范成大的都少，但“楊萬里卻是（南宋）詩歌轉變的主要樞紐，（他）創辟了一種新鮮潑辣的寫法，襯得陸和范的風格都保守或者穩健”。眾所周知，自從北宋黃庭堅的“山谷體”濫觴之后，江西詩派迅速風靡全國，幾乎主宰了整個詩壇。楊萬里身為江西人，而且本身又是學江西詩起步的，可見他要擺脫江西詩派的影響是何等的不易。然而，卻偏偏是他于南宋所謂“中興”之初，第一個斷然燒毀自己的江西體舊作兩千余首，揚棄了江西詩稽古化今、脫胎換骨、窮于工細的傳統家法，轉而師法自然，追求一種天造地設、信手拈來、不事雕琢、生動活潑的新“活法”，從而蔚為大觀，影響所及，不僅是整個南宋詩壇，而且一直延續至今。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楊萬里因為曾經把大量的民間口語寫進自己的詩作，甚至被胡適、錢玄同等一班新潮文學大師推崇為中國現代白話詩的始祖。
也正因為如此，雖然后世也頗有人批評楊萬里的詩“太多太濫”，下筆“過于隨意”，有的甚至流于“粗俗淺薄”，以及“思想性不高”等等，但楊萬里作為獨特一家的地位卻始終不可動搖，而他在藝術創新上對當時乃至后世文學的影響，在整個南宋詩壇更是無人能比。正如后世日本和尚兼學者英肇海所言：“世多謂誠齋南宋一詩人，立乎尤、蕭、范、陸之際，流易淺俗，諧謔自喜，詩道之魔耳。余獨取其詩而潛心讀之，多清空宕往之作，俊快勁健，如鷙鳥之翔空，駿馬之下坡也。奔逸縱橫，灑灑焉，脫脫焉，蓋痛忌致與滑而洗以天河萬斛之水者歟！于是始知其機軸高于范、陸上，而非尋常詩人所敢知也。”
令人遺憾的是，在某個時期，我國文藝界在評價南宋詩人時明顯地存在著一個“抑楊揚陸”的普遍現象。唯有“遺世獨立”的錢鍾書先生能夠剛正不阿地勇述己見，在當時就明確無誤地指出了楊萬里在詩歌藝術上勇敢創新、獨樹一幟、扭轉乾坤的巨大貢獻。而令人欣慰的是，錢鍾書先生對于楊萬里詩歌藝術成就的論斷，在破除了“極左”思潮桎梏的今天，終于漸漸成了學界的共識。
其實，不光是詩歌，楊萬里的散文創作成就和學術研究成就在南宋也堪稱一流。只是由于其詩歌創作成就格外突出，以至于把他的散文創作和學術研究成就都遮蔽了，因而后世文學評論界很少有人談論到他的散文創作和學術研究成就。進入現代以來，我國文學界先后出版了多種《中國散文史》，其中竟沒有一部提到過楊萬里的散文成就，甚至連《江西文學史》中也只評述了楊萬里的詩歌，而對其散文只字未提。倒還是那個日本和尚英肇海早就在他的《翻刻千慮策后序》中指出：“因閱其全集，而后又知其志不在于詩，而在于文；不在于文，而在于學也。其學之經世，蓋與同時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不可同日而語矣，是其所以有千慮之策也。”這位在中國清朝時代就把楊萬里著作大力引進日本的日本僧人可謂慧眼識珠矣！
不過，可喜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術界已開始陸續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了楊萬里的散文水平之高超，以及學術（尤其是易學）研究法式之獨特；而對于其長期“不顯”之原因，也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探討。例如周汝昌先生就在他所編的《楊萬里選集》引言中評價其《千慮策》“見地警辟，說理周徹，文筆條達，感情痛切”。于北山先生則在他所編著的《楊萬里年譜》前言中指出，楊萬里“為文兼擅眾體，步趨韓柳。其密栗深邃、雅健幽峭處，尤與河東為近。友朋以此相推，誠齋也以此自負”。王琦珍先生也在他所編的《楊萬里詩文集》前言中指出：“楊萬里的文，不僅數量眾多，體裁齊全，而且文學成就也很突出。”并特別推崇他的駢文“俱精妙絕倫，往往屬對出之意外，妙若天成，南宋諸公皆不及”。而張瑞君先生則在他的專著《楊萬里評傳》中，專列了一章評論楊萬里的散文成就。此外，學術界還先后開展了三次專門的楊萬里學術研討活動。而在這些研討活動中，楊萬里的易學研究成就，尤其是他花費十七年的業余時間撰寫而成的《誠齋易傳》，獨出機杼地采用以史證易的方法，試圖開發易學之政治功用的努力，也受到了部分學者的重視。
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楊萬里不僅在文學創作和經學研究上成就突出，而且在政治理論和實踐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完全稱得上出類拔萃。
早在步入仕途不久，人到中年之際，他就利用居家守制的時間寫出了洋洋數萬言的三十篇政論《千慮策》，從為君之道、鞏固江山社稷之原理、社會治亂之根源、愛惜和正確使用人才、正確選拔任用宰相和將帥、整軍經武之道、駕馭官吏之法、改革選舉考試科目、改善刑法、解決冗官問題，以及如何完善民政措施等十幾個方面直言不諱地指出了南宋王朝當年所存在的種種嚴重弊端，并一一相應地提出了解決的策略和措施，一時震驚了當時聲名卓著的陳俊卿、虞允文兩位宰輔。在南宋政治家中，連位及宰執的袞袞諸公尚沒有一人如此全面、系統而深刻地論述過治國策略的，而當時的楊萬里才不過是個比芝麻芥子還小的從八品宣教郎。難怪虞允文看到楊萬里的《千慮策》后要驚嘆：“不意東南有此人物！”而后世日本學僧英肇海在其《翻刻千慮策序》中也明確指出：“其言切實懇到，一一中時弊，可謂昏夜之一燈矣。”
在政治實踐上，盡管楊萬里終生都在當官與退隱的矛盾心理中痛苦地掙扎，而一旦走馬上任，他往往便能拿出不同凡響的舉措，來解決公認的天下難題。他從最低級的地方掾吏當起，繼而知縣、知州、路使者，以及多個中央機關職位，可謂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無不打理過，所到之處，無不聲譽卓著。他不用刑獄，與民約法而順利解決了賦稅征收問題，他處處興教立學而推廣了文明教化，他大力舉薦人才而為賢能之士開辟了晉升之路，他帶兵剿匪而一舉大獲全勝，最后他以掛冠抗旨的堅決態度，拒絕發行禍國殃民的鐵錢會子而震驚了朝廷，竟使得這項害民政策不得不胎死腹中。雖然他最終為此而永遠告別了官場，但他仍然是一個勝利者。他雖未能躋身于宰輔高位，但他在朝廷內外的影響比許多宰輔級高官還大，弄得孝宗趙昚惱恨他“直不中律”，而光宗趙惇則驚嘆：“楊萬里也有氣性！”
也正因為如此，原本完全有條件和資格出將入相的楊萬里才至于落了個長期仕途困頓，終生得不到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和一展其政治抱負的機會。最后只得憤而掛冠，退出政壇，專以詩文創作和思想理論研究來充實自己的人生。
然而，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今天，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當年許多權傾一時、極盡榮華富貴的勢利之輩，早已經腐朽成灰，蹤跡全無；而楊萬里等既注重立德立功又不憚于灑脫立言的一代思想文化巨擘，卻以其超凡脫俗的創新精神和劃時代的思想文化成果而為后世人所衷心景仰，代代傳承，以至于永垂不朽。
聶冷，本名聶洪才，男，1952年生于江西宜春縣。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高級記者，曾任《宜春日報》副總編、副社長及宜春市文聯主席。主要作品有：長篇傳記文學《辮子大帥張勛》《吳有訓傳》《補天——袁隆平的精彩人生》，長篇歷史小說《宋應星》等。曾獲江西谷雨文學獎、江西社科優秀成果獎、山東《時代文學》獎、江西新聞獎等共二十余獎項。
公元一一二七年，對于中國傳統的漢族主流政權來說，絕對是一個風雨飄搖、金甌殘缺的倒運之年。這一年，北宋的徽、欽兩代皇帝及其全家老小，已被去年一路風風火火殺進汴京的女真反叛政權廢為庶人，并被押送到他們的東北老家大本營嚴密看管。一些僥幸逃脫了金軍斧鉞而不甘宋朝滅亡的朝廷大臣，不得不匆匆推舉同樣是剛剛僥幸逃脫金軍魔掌的徽宗趙佶的第九子、欽宗趙桓的弟弟、“康王”趙構于商丘登上皇位，改元建炎，后來取廟號為高宗。于是，一個完整統治中國一百六十七年之久的北宋王朝就此完結，而一個江山半壁、茍且偷安卻被朝臣們自欺欺人地稱頌為所謂“中興”的南宋王朝也就從這里開篇了——是為南宋建炎元年（1127）。
而就在這年的九月二十二日午夜子時，江南西路吉州吉水縣湴塘（又稱南溪）村三十二歲的窮秀才楊芾，陪伴著他的原配夫人毛氏，在他們蝸居的茅屋里生下了他們的首胎第一個兒子。
秀才楊芾也許不會注意到他的兒子恰恰與一個半舊半新的南宋王朝同步誕生是一個多么有意思的巧合，自然更難準確地預測他的這名長子將會有著一番怎樣的人生歷程，但他對這個兒子的期望之高，卻是明確無誤的。這只要看看他給這剛呱呱墜地的小家伙取“萬里”為名，表字為“廷秀”就知道了。“萬里”者，鵬程遠大之謂也；“廷秀”者，出類拔萃之謂也。的確，這個衰落已久的家庭太需要趕快出一個能夠重振家聲、光耀門楣的顯赫人物了！
吉水縣的湴塘楊氏本是一個仕宦迭出的名門望族。據族譜記載，吉水楊氏的先祖為春秋時晉武公的兒子伯僑。伯僑的第四世孫號羊舌氏，食采于楊。故羊舌氏的兒子伯石（字食我），遂以封邑為氏。這就是吉水楊姓的來歷。后來楊伯石的后裔遷居華陰；在戰國時，其后代有楊章；章生款，入秦為卿，再傳若干代，便出了一個楊震，在漢朝為太尉。楊震的三十五世孫楊承休在唐朝為刑部員外郎，遇朱溫篡逆，于天祐元年（904）舉家逃到吳越，在楊行密割據的江南安家。楊承休的后代楊輅在南唐累官為門下侍郎，出守吉州，下鄉巡視時發現位于吉泰盆地北部邊緣贛江西岸的吉水湴塘這個地方山清水秀，田廬豐美，是個休養生息的好地方；于是便卜居此地，這就成了吉水楊氏的始遷祖。
到宋朝，楊輅的后代中已是人才濟濟，家族聲望日隆。截至楊萬里父輩，光考中進士的就有十幾人。其中史上著名的就有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進士，累官為屯田員外郎，知康州，并以清廉勤謹著稱的楊丕。真宗皇帝曾把他和另外兩名江西籍官員的名字寫在殿堂的柱子上，稱為“江西三瑞”，作為眾官楷模，予以表彰。仁宗皇祐初年又出了個文名顯赫的著作郎楊純師；純師的兒子楊存又考中元豐八年（1085）進士，初為仁和縣令，升任洪州通判，不畏強暴，大膽抗拒宰相蔡京之命，雖仕途受阻，但其高風亮節廣為朝士贊譽。而此刻，還有一個進士出身的楊邦乂，正在建康府里當著通判……
不過，整個楊氏大家族雖則興旺，但楊萬里的父親楊芾這一支脈卻已經四代都沒有人入仕當官了。楊萬里的高祖名堪，字不詳；曾祖名希開，字先之；祖父名格非，字元忠；父親名芾，字文卿，都沒有取得功名。據后來被楊萬里尊為師座的廬陵名宦胡銓為楊芾所作的墓志銘上說，楊芾自父輩以上“三代業田”。但從他的這幾代祖先都有名有字，而名字也頗為古雅這一跡象來看，他們應該都是有文化的讀書人，而“業田”也不一定是親身種田。較大的可能性是他們原本就是所謂“耕讀為本，詩書傳家”的官宦后代，只是由于后來幾代沒有當上官而家給不足，而又放不下讀書人的體面去自耕自種，不得不一代代靠賣田賣屋補貼家用，到楊萬里的祖父這一輩已經把土地房屋全都賣光了，完全成了一戶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因而楊萬里的父親楊芾只好走鄉串村去給人家當私塾先生。
當年的鄉村塾師報酬一般都以實物支付，有的略給一點現金。據墓志銘記載，楊芾當年的收入，除若干米、豆、油、鹽、苧布等實物之外，以現金支付的部分每年都只有銅錢二十貫（約合銀二十兩），僅能維持一家人的溫飽。
由于家里房屋賣光后無處可住，楊萬里的父親不得不在村邊的南溪北岸搭建了三間茅屋，可是茅屋蓋好后卻沒錢做門。他只好去向他的族兄弟楊元卿和楊昌英請求接濟。結果元卿和昌英在資助他做門的同時，還各送給了他一首詩。元卿的詩曰：“三間茅屋獨家村，風雨瀟瀟可斷魂。舊日相如猶有壁，如今無壁更無門。”而昌英的詩則曰：“碧玉寒塘瑩不流，紅蕖影里立沙鷗。便當不作南溪看，當得西湖十里秋。”這兩首詩，前者直寫楊芾家的貧寒情狀，并把他與漢代司馬相如發跡之前的困境相比，既客觀實際，而又毫無貶義。而后者則反用贊美的口吻說楊芾的茅屋及其周邊環境可與杭州西湖媲美。這兩位族兄弟的善意調侃，不能不令人莞爾一笑，但其中的苦澀，也就只有楊芾自己心知了。
不過有了三間茅屋，好歹也算是個家了。這樣，楊芾才終于在三十一歲頭上娶得了一位才十八歲的妻子。到他三十二歲時，他的妻子毛氏就在他艱難建起的茅屋里首胎生下了長子楊萬里；過兩年，又生下次子取名萬山。
然而，添丁的喜悅并沒有給這個家庭帶來多久的歡樂，國破家衰的命運如影隨形，揮之不去。長子楊萬里三歲、次子萬山才一歲的時候，就碰上了金虜入侵家園之大難。建炎三年（1129），金軍分兩路大舉南侵；十一月，其中一路攻陷建康，吉水湴塘楊氏的英雄兒郎、楊萬里的族叔祖建康通判楊邦乂戰斗到最后被俘不屈而英勇就義。噩耗剛剛傳來，另一路金軍就緊緊追蹤著高宗的伯母隆祐太后直下洪州、撫州、臨江、袁州、吉州，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由于江西諸州縣根本就沒有正規軍守備，只有若干平日只充當勞役而根本沒有進行過軍事訓練的地方廂軍，而且多為老弱病殘者，根本不堪一擊，而暫時駐蹕吉州的隆祐太后一萬多護軍則早已成了驚弓之鳥，所以金軍一路所向，如入無人之境。吉水處在金軍攻取吉州的必經之路上。金軍要洗劫吉州必先洗劫吉水。因此，吉水百姓一聞金軍正自洪州溯贛江而來，便如逃避洪水猛獸般拋家棄業，沒命地四散奔竄。楊萬里的父母自然也和鄉親鄰里一道扶老攜幼躲進了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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