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代人不斷意識到，女性的經濟角色正在經歷重大變化。美國女性進入職場的比例超過了60%，幾乎一半的勞動力是女性，超過50%的新生兒母親在一年內就重返工作崗位。女性醫生、律師和從事其他專門職業的女性比例達到了歷史最高點。女性中有人駕駛公交車，也有人在建筑工地工作；有人競選副總統，還有人競選總統。關于女性就業發生巨大變化的報道時常見諸報端。實際上，19世紀中期以來，每一代美國人都聲稱女性的經濟地位即將發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
本書探討了美國女性經濟史持續演變的過程，這一過程使許多代人相信，她們正處于經濟地位的轉折點。盡管人們普遍認為過去幾乎沒有什么重大且有意義的變化，但我的研究表明，過去幾代人的經歷已經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此外，我也探討了工作場所中性別差異依然頑固的原因。在勞動力市場上，女性工作的發展變化是獨特的，它不能像大多數其他經濟變量那樣被理解為對經濟因素做出反應的孤立過程。相反，對于每位女性來說，參與勞動力市場與家庭和社會化過程緊密相連，并通過生命周期將每個女性的過去和未來聯系起來。因此，本書本質上是跨學科研究。
對于每一代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這種明顯矛盾的看法，我給出了一個簡單的解釋。經濟領域的重大進步是幾代人共同取得的女性就業人數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她們從事的職業也更加多樣。然而，盡管取得了這些進步，社會和工作場所的性別差異卻消失得很緩慢。例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年輕女性從制造業轉向辦公室工作，這一轉變對她們未來幾十年的就業產生了重要影響。文書工作很快就女性化了，而且大多數都是沒有晉升前途、帶有偏見的女性職位。后人將辦公室工作與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非進步聯系在一起。因此，每一代人都認為自己的時代在經歷重大而有意義的變化方面是獨一無二的，因為過去的變化幾乎沒產生太大的影響。
經濟學家通常是所有社會科學家中最保守的，但長期以來他們對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以及在薪酬和職業方面的性別差異感興趣，這可能會讓許多人感到驚訝。20世紀20年代以來，他們關注并一直研究（每天）工作時間、（每年）工作天數和工作年限的決定因素。當然，他們研究的重點是女性，女性一生的工作歷程比男性包含更多的變化。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經濟學家將注意力轉向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原因，以及這些變化與20世紀20年代以來生育率大幅波動之間的關系。最近，經濟學家開始關注男女在收入和職業方面存在差異的原因，以及立法等因素在近期縮小性別差異中的作用。經濟學家在很大程度上討論了女性經濟史中更進步、更平等的方面。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歷史學家強調了社會和經濟領域性別差異的穩定性，經濟和政治領域為平等而進行的頻繁斗爭，以及杰出女性過去取得的成就。2那些了解歷史的人都意識到，這個過程是非常漫長的。
因此，歷史學家強調了平等的障礙，以及市場強化父權社會性別差異的方式。經濟學家則展示了經濟進步是如何促進平等的，并主張競爭性市場會改善而不是加劇社會偏見的后果。就像所有時代一樣，歷史學和經濟學這兩門學科可能都是正確的：女性在經濟中的角色發生了有意義的改變，但性別差異卻保持不變。
我以經濟學家的身份開始這項研究，但在研究結束時，我更深刻地認識到，遙遠的過去是如何影響現在的，規范和期望是如何阻礙變革的，歧視是如何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存在的，以及持續變革是如何發生的。在這本書中，我對于在女性經濟史的連續性和變化之間適當保持平衡的看法發生了改變。在研究的最后，我意識到，我只能解決這段復雜歷史中的一些悖論，理解這段復雜歷史中的一些矛盾。的確，正是因為巨大的復雜性，才需要持續研究女性在美國經濟中不斷變化的角色。
這項研究花費的時間比我最初設想的要長得多。最初的一個復雜問題是許多關鍵變量缺乏證據，沒有關于女性勞動力的一致性時間序列，女性與男性收入的比率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有數據，而且關于工作經驗、工作時間和工資等變量的歷史數據也很少。我很快意識到，要想了解美國女性的經濟史，必須建立起各種各樣的數據序列。檔案資料、州和聯邦報告、城市和商業目錄、人口普查手稿以及其他各種資料使我能夠匯集得出勞動力、工作經驗、收入、工作時間、兼職工作、教育和生育率等方面的時間序列。
我對1890年至今公布的人口普查數據進行了徹底的重新整理，得出了一個一致的時間序列。但由于生產重心從家庭轉移到市場，而且由于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規模被低估了，因此我還補充整理了1890年前后的女性勞動力數據。我利用制造業人口普查的手稿討論了單身女性有償勞動的起源，并用城市和商業目錄研究了18世紀末女性的工作情況。由于勞動參與率的概念無法產生對理解女性經濟地位至關重要的工作經驗的衡量標準，我從縱向研究中尋求證據。但是，唯一現成的時間序列數據涵蓋的時間太短了。幸運的是，我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到了我需要的記錄 一項對1880年至1915年出生的女性的工作史的大規模調查。
這些調查的結果產生了對美國女性工作的新看法。對勞動參與率的更全面衡量表明，女性勞動參與率可能在其顯著上升之前的某個時段出現了下降。甚至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城市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也很高。也許最令人驚訝的是，從20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已婚職業女性的平均工作經驗幾乎沒有增加，但即使在勞動參與率很低的時候，她們的工作經驗也是相當豐富的。
接下來，我轉向了一項關于收入和職業性別差異的研究，并著手將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女性和男性收入的時間序列回溯到19世紀初。我從各種檔案和出版的資料中拼接出了一個工資序列，證明了美國歷史上有兩次女性與男性收入比率的顯著提高，一次是在美國工業革命期間，另一次是在20世紀初。自1981年以來，這一比率也出現了顯著上升，在未來可能會被認為是性別收入差距縮小的第三個時期。經研究發現，在美國歷史上，女性與男性收入之比在幾個時期都有所上升，這一發現推翻了通常的假設，即女性與男性收入之比在過去就如同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一樣保持不變。
考慮到女性經濟地位的兩個變化勞動參與率和工資水平的變化， 我開始研究導致這兩個變化的原因。經濟發展過程的各種特征極大地改變了女性的經濟地位。女性勞動參與率變化的原因主要是教育程度提升、文書工作和銷售等行業的發展以及工作時間的縮短。生育率的長期下降及其對不同群體的周期性影響，以及家庭生產方面的一系列眾所周知的進步，同樣改變了女性的就業狀況。雖然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主要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但提高的先決條件在1900年至1930年之間就已經具備。
在男女收入存在差異的情況下，究竟是男女之間固有的差異造成的，還是說因為存在一種被稱為工資歧視的現象？3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表的各種州和聯邦報告中關于制造業的職業數據表明，男女之間的收入和職業存在很大的差異，并且工人的生產特征也有很大的差異。但20世紀后期發現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即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女性和男性工人的生產特征開始趨同，但收入卻并未如此。人們可以利用美國國家檔案館中的美國勞工部婦女事務局簡報里關于原始個人層面的信息來探究工資歧視的起源。公司層面的信息表明，公司的政策限制了女性進入特定的崗位。公司存在不雇用男性和不雇用女性的崗位。此外，許多公司解雇已婚在職女性，更多的公司不雇用已婚女性。在我們當前的訴訟環境中，這樣的確鑿證據是相當不尋常的。但在1940年的樣本中，數百家公司的高管往往對他們采取的雇用政策沾沾自喜，因為這些政策不僅使公司利潤最大化，而且與當時的社會環境一致。
工資歧視和公司層面的政策將女性排除在某些崗位之外，以及將已婚女性排除在許多類型的工作之外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大多數女性在結婚后就退出了勞動力市場，而那些被認為適合所有女性的工作也適合大多數人。其中的復雜性還涉及社會共識、規范和偏見的影響，這些因素又因政策的影響而進一步強化。即使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也存在，因為它得到了各種規范的支持，這些規范限制了男女工人和雇主的行為。
過去對現在的影響方式同樣妨礙了性別政治經濟的實質性變革。回顧20世紀初，女性勞動力群體被視為一個年輕的、處于過渡階段的、易于被剝削的群體，同時亦受到社會改革者的關注，被認為需要特殊保護。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女性勞動力逐漸變得更為成熟，就業更加穩定，且受剝削的風險也相對降低，但20世紀初期所頒布的保護性立法卻對后來至少半個世紀內實現真正平等的立法進程造成了阻礙。
本書每個章節中的許多觀點和數據都來源于18篇已發表的論文（其中4篇有合著者），參考文獻中也列出了我的工作論文。本書附錄描述了我多年來在研究工作中匯編的11個定量數據集（和1個定性來源）。如果沒有各個機構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這些論文的撰寫和數據的匯編的。
賓夕法尼亞大學給我提供了幾段相當寬裕的假期。第一段是1982年至1983年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度過的，本書中的許多想法都是在那段時間里最初形成的。五年后，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勞資關系處（IRS）完成了本書的初稿。1987年至1988年，我獲得了古根海姆獎學金，休假期間就住在古根海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了我對女性勞動力演變的研究。梅隆基金會對賓夕法尼亞大學PARSS項目的資助支持了幾名研究生，他們的研究工作補充了我的研究成果。賓夕法尼亞大學圖書館資助了美國國家檔案館對美國勞工部婦女事務局各種資料的縮微拍攝。國家檔案館的工作人員，特別是工業和社會部門的杰里·赫斯（Jerry Hess）和杰里·克拉克（Jerry Clark），多年來友好而高效地滿足了我的許多要求。我感謝所有這些機構和個人的慷慨支持和幫助。
很多研究助理都參與了這個研究，我很感謝他們所有人。娜嘉·扎洛卡爾（Nadja Zalokar）是第一批讓我多年來一直依賴的勞動力估算留下細致筆記的人之一；羅伯特·惠普爾斯（Robert Whaples）對工時數據進行了研究；朱迪絲·亨特（Judith Hunter）協助我做了1790年至1860年的項目；凱西·斯尼德（Kathy Snead）通過PARSS項目的資助，選擇了1957年至1964年的大學畢業生調查作為他的論文；勞拉·亨通（Laura Huntoon） 和丹尼爾·金尼（Daniel Kinney） 幫他做了無數最后的雜務。
我的同事們對我的工作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我謹向斯坦利·恩格爾曼（Stanley Engerman ）和羅伯特·瑪歐 （Robert Margo） 表示衷心的感謝，他們對整個手稿給出了意見。我還要感謝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同事杰里·貝爾曼（Jere Behrman）、杰里·雅各布斯（Jerry Jacobs）、林恩·利斯（Lynn Lees）、沃爾特·利希特（Walter Licht）、珍妮絲·馬登（Janice Madden）、安·米勒（Ann Miller）、羅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k）、保羅·陶布曼（Paul Taubman）和蘇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以及普林斯頓大學的同事約書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奧利·奧森菲爾特（Orley Ashenfelter）、凱文·巴里（Kevin Barry）、德韋恩·本杰明（Dwayne Benjamin）、貝琪·布蘭克（Becky Blank）、戴維·卡德（David Card）、安·凱斯（Ann Case ）、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彼得·庫恩（Peter Kuhn）、珍妮特（·尼林）·柯里［Janet （Neelin）Currie］、莎倫·史密斯（Sharon Smith）和理查德·萊斯特（Richard Lester），萊斯特向我講述了他在婦女地位總統委員會的任職經歷。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暑期研究所的參與者蘭斯·戴維斯（Lance Davis）、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克萊恩·蒲伯（Clayne Pope）、肯尼思·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他也是本書的合著者）、理查德·薩奇（Richard Sutch） 和彼得·特明（Peter Temin ）對一些早期版本的章節給予了評論。還有許多人分享了他們自己的研究和數據，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議。我無法記住他們所有人的名字，但就我記憶所及，這些人包括杰里米·阿塔克（Jeremy Atack）、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弗朗辛·布勞（Francine Blau）、戴維·巴法姆（David Buffum）、蘇珊·卡特（Susan Carter）、薩姆·科恩（Sam Cohn）、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斯特凡諾·菲諾阿爾特亞（Stefano Fenoaltea）、蘭迪·菲勒（Randy Filer）、南希·福爾布雷（Nancy Folbre）、杰拉爾德·弗里德曼（Gerald Friedman）、邁克爾·海恩斯 （Michael Haines）、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 ）、M.安·希爾（M. Ann Hill ）、琳達·科伯（Linda Kerber）、邁克爾·利茲（Michael Leeds），瓊·奧尼爾（June ONeill），伊麗莎白·普萊克（Elizabeth Pleck），索爾·波拉切克 （Sol Polachek） 和埃麗斯·羅特拉（Elyce Rotella）。感謝他們所有人。
羅伯特·威廉·福格爾（Robert William Fogel）一直是我的導師，他從研究一開始就鼓勵我寫一本篇幅長的書稿。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曾是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同事，他給予了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的創作思路上的指導。該研究恰逢我歷時四年擔任《經濟史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編輯的時期；而且，如果沒有一位最能干的助理編輯卡蘿爾·佩特拉蒂斯 （Carol Petratis），我在這段任期內永遠無法完成任何研究。卡蘿爾還以她敏銳的眼光、善解人意的頭腦和敏感的天性，像編輯《華爾街日報》一樣編輯了我的手稿。塞利格·L.塞切爾（Selig L. Sechzer）閱讀了部分手稿，更多的時候，他是在傾聽我的那些粗淺鄙陋的想法。在這本書的創作過程中，他與我分享了很多，感謝他的耐心和理解。
所有的研究都必須有一個結束的時刻，至少要留出足夠的時間來把收集到的資料匯編成書。在我開展研究的過程中，又發布了不少新的數據資料，面我沒有來得及在本書中對這些數據加以利用。最近發布的1910年人口普查的公共使用樣本將填補第二章的許多空白；1940年的人口普查的樣本可以用于第五章；安·米勒 （Ann Miller）剛剛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發現的格拉迪斯·帕爾默（Gladys Palmer）于1954年對1940年至1950年間工作流動性所做研究的原始時間表，將有助于解決第五章中討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起的作用。本書中的各種統計數據與之前許多文章中的統計數據有所不同，發現了之前少許的錯誤，并采用了新的方法。希望將來會有人利用這些數據資料和其他數據資料開展進一步研究，來支持或取代我的結論。這正是學術耕耘的意義所在。
克勞迪婭·戈爾丁
美國費城
198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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