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小波極負盛名的經典雜文全收錄★附錄王小波與李銀河的兩地書信往來★ 收錄李銀河對王小波朽與不朽的評價朽與不朽是最嚴酷的評價標準。沒有人，能做任何事，去影響它一絲一毫。朽與不朽也不會因任何人的情感、愿望、“炒作”改變一絲一毫。從內心深處，我隱秘地希望王小波是不朽的。——李銀河小波的出現是個奇跡，他在文學史上完全可以備一品。——馮唐
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主要作品有：《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我的精神家園》《沉默的大多數》《黑鐵時代》《地久天長》等。紀念、評論集有：《浪漫騎士》《不再沉默》《王小波畫傳》。電影劇本《東宮·西宮》獲阿根廷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并且榮膺1997年戛納國際電影節入圍作品。
寫在前面
《黃金時代》《白銀時代》和《青銅時代》是王小波作品的精華。
記得他曾經說過：“《黃金時代》（他指的是中篇小說《黃金時代》）是我的寵兒。”
“時代三部曲”表面上是王小波作品的合集，每部之間似乎沒有什么聯系，但其實是有一個邏輯順序的。這個邏輯順序就是：《黃金時代》中的小說寫現實世界；《白銀時代》中的小說寫未來世界；《青銅時代》寫的故事都發生在過去。
1997年王小波離去時，他的文學驟然顯現在讀者面前。
對于當時的閱讀熱潮，有人頗有微辭，他們認為這是“炒作”的效果，或是因為他的猝然離世。總之，一些人以為“王小波熱”是偶然的。
但是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它不是的。
王小波的文學修養、才能和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極其珍貴的，他的文本的價值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顯現。年輕一代仍然在讀他的作品，“王小波熱”并沒有過去。后人還將閱讀他的作品。
也許這就是“不朽”吧。
朽與不朽是最嚴酷的評價標準。沒有人，能做任何事，去影響它一絲一毫。
朽與不朽也不會因任何人的情感、愿望、“炒作”，而改變一絲一毫。
從內心深處，我隱秘地希望王小波是不朽的。
一只特立獨行的豬
插隊的時候，我喂過豬，也放過牛。假如沒有人來管，這兩種動物也完全知道該怎樣生活。它們會自由自在地閑逛，饑則食渴則飲，春天來臨時還要談談愛情；這樣一來，它們的生活層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陳。人來了以后，給它們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頭牛和每一口豬的生活都有了主題。就它們中的大多數而言，這種生活主題是很悲慘的：前者的主題是干活，后者的主題是長肉。我不認為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為我當時的生活也不見得豐富了多少，除了八個樣板戲，也沒有什么消遣。有極少數的豬和牛，它們的生活另有安排。以豬為例，種豬和母豬除了吃，還有別的事可干。就我所見，它們對這些安排也不大喜歡。種豬的任務是交配，換言之，我們的政策準許它當個花花公子。但是疲憊的種豬往往擺出一種肉豬（肉豬是閹過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勢，死活不肯跳到母豬背上去。母豬的任務是生崽兒，但有些母豬卻要把豬崽兒吃掉。總的來說，人的安排使豬痛苦不堪。但它們還是接受了：豬總是豬啊。
對生活做種種設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設置動物，也設置自己。我們知道，在古希臘有個斯巴達，那里的生活被設置得了無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為亡命戰士，使女人成為生育機器，前者像些斗雞，后者像些母豬。這兩類動物是很特別的，但我以為，它們肯定不喜歡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歡又能怎么樣？人也好，動物也罷，都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
以下談到的一只豬有些與眾不同。我喂豬時，它已經有四五歲了，從名分上說，它是肉豬，但長得又黑又瘦，兩眼炯炯有光。這家伙像山羊一樣敏捷，一米高的豬欄一跳就過；它還能跳上豬圈的房頂，這一點又像是貓——所以它總是到處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著。所有喂過豬的知青都把它當寵兒來對待，它也是我的寵兒——因為它只對知青好，容許他們走到三米之內，要是別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該劁掉。不過你去試試看，哪怕你把劁豬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來，朝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來。我總是用細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夠了以后，才把糠兌到野草里喂別的豬。其他豬看了嫉妒，一起嚷起來。這時候整個豬場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飽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頂去曬太陽，或者模仿各種聲音。它會學汽車響、拖拉機響，學得都很像；有時整天不見蹤影，我估計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豬去了。我們這里也有母豬，都關在圈里，被過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臟又臭，它對它們不感興趣；村寨里的母豬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跡，但我喂豬的時間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寫了。總而言之，所有喂過豬的知青都喜歡它，喜歡它特立獨行的派頭兒，還說它活得瀟灑。但老鄉們就不這么浪漫，他們說，這豬不正經。領導則痛恨它，這一點以后還要談到。我對它則不止是喜歡——我尊敬它，常常不顧自己虛長十幾歲這一現實，把它叫做“豬兄”。如前所述，這位豬兄會模仿各種聲音。我想它也學過人說話，但沒有學會——假如學會了，我們就可以做傾心之談。但這不能怪它。人和豬的音色差得太遠了。
后來，豬兄學會了汽笛叫，這個本領給它招來了麻煩。我們那里有座糖廠，中午要鳴一次汽笛，讓工人換班。我們隊下地干活時，聽見這次汽笛響就收工回來。我的豬兄每天上午十點鐘總要跳到房上學汽笛，地里的人聽見它叫就回來——這可比糖廠鳴笛早了一個半小時。坦白地說，這不能全怪豬兄，它畢竟不是鍋爐，叫起來和汽笛還有些區別，但老鄉們卻硬說聽不出來。領導上因此開了一個會，把它定成了破壞春耕的壞分子，要對它采取專政手段——會議的精神我已經知道了，但我不為它擔憂——因為假如專政是指繩索和殺豬刀的話，那是一點門都沒有的。以前的領導也不是沒試過，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沒用：豬兄跑起來像顆魚雷，能把狗撞出一丈開外。誰知這回是動了真格的，指導員帶了二十幾個人，手拿五四式手槍；副指導員帶了十幾人，手持看青的火槍，分兩路在豬場外的空地上兜捕它。這就使我陷入了內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該舞起兩把殺豬刀沖出去，和它并肩戰斗，但我又覺得這樣做太過驚世駭俗——它畢竟是只豬啊；還有一個理由，我不敢對抗領導，我懷疑這才是問題之所在。總之，我在一邊看著。豬兄的鎮定使我佩服之極：它很冷靜地躲在手槍和火槍的連線之內，任憑人喊狗咬，不離那條線。這樣，拿手槍的人開火就會把拿火槍的打死，反之亦然；兩頭同時開火，兩頭都會被打死。至于它，因為目標小，多半沒事。就這樣連兜了幾個圈子，它找到了一個空子，一頭撞出去了，跑得瀟灑之極。以后我在甘蔗地里還見過它一次，它長出了獠牙，還認識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這種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贊成它對心懷叵測的人保持距離。
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只豬，還沒見過誰敢于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懷念這只特立獨行的豬。
沉默的大多數
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里，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么都不說，到了私下里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么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么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歷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后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臺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么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他是前蘇聯的大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寫自己的音樂，一聲也不吭。后來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憶錄，并在每一頁上都簽了名，然后他就死掉了。據我所知，回憶錄的主要內容，就是談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閱讀那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當然，當時我在沉默中。把這本書借給一個話語圈子里的朋友去看，他卻得不到任何的樂趣，還說這本書格調低下，氣氛陰暗。那本書里有一段講到了前蘇聯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見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們之間都不說話；鄰里之間起了紛爭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別人燒水的壺里吐痰。順便說一句，前蘇聯人蓋過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衛生間、盥洗室和廚房，這就給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覺得有趣，是因為像蕭斯塔科維奇那樣的大音樂家，戴著夾鼻眼鏡，留著山羊胡子，吐起痰來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見，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鏡，另一手護住胡子，探著頭去吐。假如就這樣被人逮到揍上一頓，那就更有趣了。其實蕭斯塔科維奇長得什么樣，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象他是這個樣子，然后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這一段就不笑，他以為這樣吐痰動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這使我不敢與他爭辯——再爭辯就要涉入某些話語的范疇，而這些話語，就是陰陽兩界的分界線。
看過《鐵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奧斯卡后來改變了他的決心，也長大了。我現在已決定了要說話，這樣我就不是小奧斯卡，而是大奧斯卡。我現在當然能同意往別人的水壺里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過有些事繼續發生在我身邊，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志，“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后他會用什么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里的氣放掉。干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胎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面就說這么多，因為我不想教壞。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話：話語即權力。這話應該倒過來說：權力即話語。就以上面的例子來說，你要給人講“五講四美”，最好是戴上個紅箍。根據我對事實的了解，紅箍還不大夠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講四美”雖然是些好話，講的時候最好有實力或者說是身份作為保證。話說到這個地步，可以說說當年和朋友討論蕭斯塔科維奇，他一說到思想、境界等等，我為什么就一聲不吭——朋友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開始接受話語的熏陶。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因為從我記事時開始，外面總是裝著高音喇叭，沒黑沒夜地亂嚷嚷。從這些話里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煉鋼，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灶相仿，裝了一臺小鼓風機，嗡嗡地響著，好像一窩飛行的屎克螂。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釬的叔叔說，這就是鋼。那一年我只有六歲，以后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從那些話里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后我們就餓得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于我饑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饑餓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懷疑話語，我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吃鉛筆。上小學時，在課桌后面一坐定就開始吃。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后面有橡皮頭。我從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軟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韌爽口的鐵皮，吃到木頭筆桿以后，軟糟糟的沒什么味道，但有一點香料味，誘使我接著吃。終于把整支鉛筆吃得只剩了一支鉛芯，用橡皮膏纏上接著使。除了鉛筆之外，課本、練習本，甚至課桌都可以吃。我說到的這些東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這也是一個真理，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饑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
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為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假設如此，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我說它是個誤會，是因為世界還有陰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從我懂事的年齡起，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于一個神圣的時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同年齡的人聽了都很振奮，很愛聽，但我總有點疑問，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趕上了。除此之外，我以為這種說法不夠含蓄。而含蓄是我們的家教。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沖上陽臺，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么幸福，多么神圣，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著：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么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職責。對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么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幼年的經歷、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二
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雞皮疙瘩。但不管怎么說吧，人來到世間，仿佛是來游泳的，遲早要跳進去。我可沒有想到自己會保持沉默直到四十歲，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繼續生活的勇氣。不管怎么說吧，我聽到的話也不總是那么瘋，是一陣瘋，一陣不瘋。所以在十四歲之前，我并沒有終身沉默的決心。
小的時候，我們只有聽人說話的份兒。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則成了黑五類。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并不是我們發明出來的，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在這方面我們毫無責任。只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該負一點欺負同學的責任。
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不等我對他們一一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么出身？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縫里迸出三個字：“狗崽子！”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分。當年我就這么想，現在我也這么想：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
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暑期布置的讀書作業是《南方來信》。那是一本記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爭的讀物，其中充滿了處決、拷打和虐殺。看完以后，心里充滿了怪怪的想法。那時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點要變成個性變態了。總而言之，假如對我的那種教育完全成功，換言之，假如那些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我的期望得以實現，我就想象不出現在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么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上學習，還會在沉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于話語，它教給我的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當時話語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會有人性。
三
現在我來說明自己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我住在一所大學里。有一天，我從校外回來，遇上一大伙人，正在向校門口行進。走在前面的是一伙大學生，彼此爭論不休，而且嗓門很大；當然是在用時髦話語爭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導，還經常提到“十六條”。所謂十六條，是中央頒布的展開“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來就是供大家違反之用。在那些爭論的人之中，有一個人居于中心地位。但他雙唇緊閉，一聲不吭，唇邊似有血跡。在場的大學生有一半在追問他，要他開口說話，另一半則在維護他，不讓他說話。“文化革命”里到處都有兩派之爭，這是個具體的例子。至于隊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幫像我這么大的男孩子，一個個也是雙唇緊閉，一聲不吭，但唇邊沒有血跡，陰魂不散地跟在后面。有幾個大學生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攔住，他們就從側面繞過去，但保持著一聲不吭的態度。這件事相當古怪，因為我們院里的孩子相當的厲害，不但敢吵敢罵，而且動起手來，大學生還未必是個兒，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實。我立刻投身其中，問他們出了什么事，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理我，繼續雙唇緊閉，兩眼發直，顯出一種堅忍的態度，繼續向前行進——這情形好像他們發了一種集體性的癔癥。
有關癔癥，我們知道，有一種一聲不吭，只顧揚塵舞蹈；另一種喋喋不休，就不大揚塵舞蹈。不管哪一種，心里想的和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隊時，村里有幾個婦女有癔癥，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說法，她其實是個死去多年的狐貍，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說成立，這位丈夫就是個獸奸犯）吵吵鬧鬧，以狐貍的名義要求吃肉。但肉割來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顯然，這不合乎狐貍的飲食習慣。所以，實際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于“文化革命”，有幾分像場集體性的癔癥，大家鬧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當然，這要把世界陰的一面考慮在內。只考慮陽的一面，結論就只能是：當年大家胡打亂鬧，確實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
但是我說的那些大學里的男孩子其實沒有犯癔癥。后來，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問出了這件事的始末：原來，在大學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兩個學生在洗臉時相遇，為各自不同的觀點爭辯起來。爭著爭著，就打了起來。其中一位受了傷，已被送到醫院。另一位沒受傷，理所當然地成了打人兇手，就是走在隊伍前列的那一位。這一大伙人在理論上是前往某個機構（叫做校革委還是籌委會，我已經不記得了）講理，實際上是在校園里做無目標的布朗運動。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線索：被打傷的學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已經記不得，但我肯定是兩者之一）的一部分不見了，在現場也沒有找到。根據一種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這塊耳朵不會在別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學生嘴里，假如他還沒把它吃下去的話；因為此君不但脾氣暴躁，急了的時候還會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于交待這件事的要點，忽略了一些細節，比方說，受傷的學生曾經慘叫了一聲，別人就聞聲而來，使打人者沒有機會把耳朵吐出來藏起來，等等。總之，此君現在只有兩個選擇，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把耳朵吐出來，證明自己的品行惡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聽到這些話，馬上就加入了尾隨的行列，雙唇緊閉，牙關緊咬，并且感覺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塊咸咸的東西。
現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看到那件事的結局：因為天晚了，回家太晚會有麻煩。但我的確關心著這件事的進展，幾乎失眠。這件事的結局是別人告訴我的：最后，那個咬人的學生把耳朵吐了出來，并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會怎么看，反正當時我覺得如釋重負：不管怎么說，人性尚存。同類不會相食，也不會把別人的一部分吞下去。當然，這件事可能會說明一些別的東西：比方說，咬掉的耳朵塊太大，咬人的學生嗓子眼太細，但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慮。我說到這件事，是想說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學到了一點東西。你可以說，這些東西還不夠，但這些東西是好的，雖然學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廣。
我把一個咬人的大學生稱為人性的教師，肯定要把一些人氣得發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個脾氣暴躁、動輒使用牙齒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別人的肉體，這一課看起來更有力量。再說，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階段里，人也不可能學到更好的東西了。
有一段時間常聽到年長的人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品格低劣。考慮到紅衛兵也不是孤兒院里的孩子，他們都是學校教育出來的，對于這種低劣品行，學校和家庭教育應該負一定的責任。除此之外，對我們的品行，大家也過慮了。這是因為，世界不光有陽的一面，還有陰的一面。后來我們這些人就去插隊。在插隊時，同學們之間表現得相當友愛，最起碼這是可圈可點的。我的親身經歷就可證明：有一次農忙時期我生了重病，鬧得實在熬不過去了，當時沒人來管我，只有一個同樣在生病的同學，半攙半拖，送我涉過了南宛河，到了醫院。那條河雖然不深，但當時足有五公里寬，因為它已經泛濫得連岸都找不著了。假如別人生了病，我也會這樣送他。因為有這些表現，我以為我們并不壞，不必青春無悔，留在農村不回來；也不必聽從某種暗示而集體自殺，給現在的年輕人空出位子來。而我們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處，都該感謝沉默的教誨。
四
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文化中選擇。我個人經歷過很多選擇的機會，比方說，插隊的時候，有些插友就選擇了說點什么，到“積代會”上去“講用”，然后就會有些好處。有些話年輕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簡單地解釋道：積代會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講用是指講自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參加了積代會，就是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是個好意思。另一種機會是當學生時，假如在會上積極發言，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就可能當學生干部，學生干部又是個好意思。這些機會我都自愿地放棄了。選擇了說話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棄的，他們會認為，我不會說話或者不夠檔次，不配說話。因為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我說我是自愿放棄的，有人會不信——好在還有不少人會相信。主要的原因是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據我所知，那個圈子里常常犯著貧乏癥。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當知青。除了穿著比較干凈、皮膚比較白皙之外，當地人怎么看待我們，是個很費猜的問題。我覺得，他們以為我們都是臺面上的人，必須用臺面上的語言和我們交談——最起碼在我們剛去時，他們是這樣想的。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但并不討厭。還有個討厭的誤會是：他們以為我們很有錢，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們要高價，以致我們買點東西，總要比當地人多花一兩倍的錢。后來我們就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買東西：不還價，甩下一疊毛票讓你慢慢數，同時把貨物抱走。等你數清了毛票，連人帶貨都找不到了。起初我們給的是公道價，后來有人就越給越少，甚至在毛票里雜有些分票。假如我說自己潔身自好，沒干過這種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不爭辯。終于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這樣買東西時被老鄉扯住了——但這個人絕不是我。那位老鄉決定要說該同學一頓，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說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來我們回家去，為該老鄉的話語笑得打滾。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鄉就會說：哇！不行啦！“五講”啦！“四美”啦！“三熱愛”啦！同樣也會使我們笑得要死。從當時的情形和該老鄉的情緒來看，他想說的只是一句很簡單的話，那一句話的頭一個字發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舉這個例子，絕不是討了便宜又要賣乖，只是想說明一下話語的貧乏。用它來說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用它來思想了。話語圈子里的朋友會說，我舉了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我記住這種事，只是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覺得不是的。
我在沉默中過了很多年：插隊，當工人，當大學生，后來又在大學里任過教。當教師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術性的課程，在講臺上只講技術性的話，下了課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當然，我還有一個終生愛好，就是寫小說。但是寫好了不拿去發表，同樣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歷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當時我懷疑的不僅是說過畝產三十萬斤糧、炸過精神原子彈的那個話語圈，而是一切話語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證明我當時犯了一個以偏概全的錯誤，我會感到無限的幸福。
五
我說自己多年以來保持了沉默，你可能會不信。這說明你是個過來人。你不信我從未在會議上“表過態”，也沒寫過批判稿。這種懷疑是對的：因為我既不能證明自己是啞巴，也不能證明自己不會寫字，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是干過的。但是照我的標準，那不叫說話，而是上著一種話語的捐稅。我們聽說，在過去的年代里，連一些偉大的人物都“講過一些違心的話”，這說明征稅面非常的寬。因為有征話語捐的事，不管我們講過什么，都可以不必自責：話是上面讓說的嘛。但假如一切話語都是征來的捐稅，事情就不很妙。拿這些東西可以干什么？它是話，不是錢，既不能用來修水壩，也不能拿來修電站；只能擱在那里臭掉，供后人恥笑。當然，拿征募來的話語干什么，不是我該考慮的事，也許它還有別的用處我沒有想到。我要說的是：征收話語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說話的人往往有種輸捐納稅的意識，融化在血液里，落實在口頭上。在這方面有個例子，是古典名著《紅樓夢》。在那本書里，有兩個姑娘在大觀園里聯句，聯著聯著，冒出了頌圣的詞句。這件事讓我都覺得不好意思：兩個十幾歲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園里，半夜三更作幾句詩，都忘不了頌圣，這叫什么事？仔細推敲起來，毛病當然出在寫書人的身上，是他有這種毛病。這種毛病就是：在使用話語時總想交稅的強迫癥。
我認為，可以在話語的世界里分出兩極。一極是圣賢的話語，這些話是自愿的捐獻。另一極是沉默者的話語，這些話是強征來的稅金。在這兩極之間的話，全都曖昧難明：既是捐獻，又是稅金。在那些說話的人心里都有一個稅吏。中國的讀書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就是交納稅金，做一個好的納稅人——這是難聽的說法。好聽的說法就是以天下為己任。
我曾經是個沉默的人，這就是說，我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這一點最近已經發生了改變，參加會議時也會發言，有時也寫點稿。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這就意味著我違背了多年以來的積習，不再屬于沉默的大多數了。我還不致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點輕微的失落感。開口說話并不意味著恢復了交納稅金的責任感，假設我真是這么想，大家就會見到一個最大的廢話簍子。我有的是另一種責任感。
幾年前，我參加了一些社會學研究，因此接觸了一些“弱勢群體”，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同性戀者。做過了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為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在中國，人們以為同性戀者不存在。在外國，人們知道同性戀者存在，但不知他們是誰。有兩位人類學家給同性戀者寫了一本書，題目就叫做word is out。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于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于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于這最后一種。作為最后這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
六
我現在寫的東西大體屬于文學的范疇。所謂文學，在我看來就是：先把文章寫好看了再說，別的就管他媽的。除了文學，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這些古怪想法。賴在文學上，可以給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個立腳點。有這樣一個立腳點，就可以攻擊這個圈子，攻擊整個陽的世界。
幾年前，我在美國讀書。有個洋鬼子這樣問我們：你們中國那個陰陽學說，怎么一切好的東西都屬陽，一點不給陰剩下？當然，她這樣發問，是因為她正是一個五體不全之陰人。但是這話也有些道理。話語權屬于陽的一方，它當然不會說陰的一方任何好話。就是夫子也未能免俗，他把婦女和小人攻擊了一通。這句話幾千年來總被人引用，但我就沒聽到受攻擊一方有任何回應。人們只是小心提防著不要做小人，至于怎樣不做婦人，這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就是到了現代，女變男的變性手術也是一個難題，而且也不宜推廣——這世界上假男人太多，真男人就會找不到老婆。簡言之，話語圈里總是在說些不會遇到反駁的話。往好聽里說，這叫做自說自話；往難聽里說，就讓人想起了一個形容缺德行為的順口溜：打聾子罵啞巴扒絕戶墳。仔細考較起來，恐怕聾子、啞巴、絕戶都屬陰的一類，所以遇到種種不幸也是活該——筆者的國學不夠精深，不知這樣理解對不對。但我知道一個確定無疑的事實：任何人說話都會有毛病，圣賢說話也有毛病，這種毛病還相當嚴重。假如一般人犯了這種病，就會被說成精神分裂癥。在現實生活里，我們就是這樣看待自說自話的人。
如今我也擠進了話語圈子。這只能說明一件事：這個圈子已經分崩離析。基于這種不幸的現實，可以聽到各種要求振奮的話語：讓我們來重建中國的精神結構，等等。作為從另一個圈子里來的人，我對新圈子里的朋友有個建議：讓我們來檢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瘋不瘋？有各種各樣的鏡子可供檢查自己之用：中國的傳統是一面鏡子，外國文化是另一面鏡子。還有一面更大的鏡子，就在我們身邊，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議論當然是有感而發的。幾年前，我剛剛走出沉默，寫了一本書，送給長者看。他不喜歡這本書，認為書不能這樣來寫。照他看來，寫書應該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靈魂。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個，就是我自己。這話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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