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曾國藩、梁啟超、孫中山、蔣介石等諸多風云人物的精神導師；2.中國歷史上一位沒有爭議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圣人；3.讀懂王陽明，成就大事業；4.“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大道至簡，知易行難。”王陽明從道德高度提出“知易行難”：認識事情的道理較易，行事卻難；知曉事物的規律是一回事，能夠做到做好是另外一回事。這并非是讓人畏難而退，而是要勇于立行。深諳此理，方能協調好知行關系，成就大業！
富杰，大學教師，暢銷書作者。主修歷史專業，愛好文學寫作，業余時間研究明清歷史，致力于為古代名人作傳，其史學淵博，文筆細膩。現已出版多部著作。
第七章首立軍功
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江西南部的山賊叛亂此起彼伏，達到頂峰。南贛巡撫剿賊不力，屢戰屢敗，被迫下臺。在兵部尚書王瓊的力薦之下，朝廷任命王陽明為新任南贛巡撫，負責清剿漳南、贛南等地的山賊。在此之前，他沒有帶兵的經驗。事實表明，他是一個軍事天才，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任務。在他的一生中，在南贛巡撫任上建立的事功有著特別的意義，如果龍場悟道是他“成圣”的關鍵，那么在南贛圍剿山賊的經歷則是他“成雄”的關鍵。
1.踏上輝煌的仕途生涯
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四五月間，王陽明由南京太仆寺少卿轉任南京鴻臚寺卿。在南京的官員當中，除了兵部尚書等個別官員有重要任務外，其他絕大部分機構和官員都是無所事事的。他在南京的生活與滁州并無二致，除了游山玩水，就是聚集一群文友書生講經論道。江蘇的學子聽說他在南京講學，紛紛前來聽講。很快，他又在南京掀起了講學高潮。南京御史楊典覺得他不像是鴻臚寺卿，更像國子監祭酒，于是上書朝廷，請求讓他擔任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廷原本就不認可他的學說，只是為了阻止他在北京講學，才將他調到南京的，怎么可能讓他到官方的最高學府講學呢？便沒有同意楊典的建議。
到了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王陽明擔任正四品官員已經滿三年了，按照當時“三年一升遷”的慣例，他應該升遷了，但卻遲遲不見升遷的跡象。當時還有一個規定，北京和南京的四品及以上官員每隔六年要接受一次考察。這種考察被稱為“大計”，始于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起初只針對五品及以下的“兩京”官員，從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開始改為針對所有“兩京”官員。考察形式是官員自陳，向吏部述職，之后吏部再會同都察院對自陳內容進行核查，如果有隱瞞或造假，再交由言官彈劾，被彈劾的官員就不能再當官了，必須申請退休。
這一年正逢“大計年”，王陽明見升遷無望，決定以退為進，在自陳報告中提出退休申請，以引起朝廷的注意。事實上，這種做法也是當時的慣例，幾乎每一位自陳的官員都會申請退休，原因有二：如果被核查發現有隱瞞和造假，自己已經主動提出退休，也不至于尷尬和被動；如果政績突出，朝廷又無意升遷重用，主動提出退休申請，能引起朝廷的注意，還可能“要挾”朝廷，從而得到升遷機會。他的目的自然是以后者為主。然而，朝廷的反應出乎他的意料，既不升遷他，也不允許他退休。既然如此，他只能繼續在南京鴻臚寺“閑著”。
整整一年以后，他的命運迎來轉機，官運開始亨通。這一年的八月，在兵部尚書王瓊的極力舉薦之下，朝廷任命他為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這次任命對于他而言有著重要的意義。后世的評論家認為，龍場悟道造就了哲學家王陽明，而這次任命則造就了軍事家王陽明，兩個王陽明互相結合，才有了堪稱曠世奇才的王陽明。
巡撫又稱為“撫臺”，以“巡行天下，撫軍按民”而得名。巡撫最早出現于五代十國，當時只是中央政府臨時派往地方的職務，還沒有被列入正式官制序列。明代第一次出現巡撫
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當時，朱元璋臨時派遣懿文太子朱標巡撫陜西。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創立巡撫制度，陸續向各省派出二十六位巡撫。九年后的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開始在各省常設巡撫。明朝設置巡撫的初衷，是為了督辦稅糧、整治河道、撫慰流民和整飭邊務，后期更偏重于軍事目的。明代的巡撫雖然不是正式的地方軍政首長，但因為有節制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的權力，因此在實際上掌控著地方的軍政大權。巡撫通常都要在都察院掛職，資格較高的巡撫掛職正二品的都察院都御史，其次掛職正三品的副都御史，最次掛職正四品的僉都御史。王陽明在擔任巡撫之前，是正四品的鴻臚寺卿，資歷較淺，因此只能掛職僉都御史。無論是哪個級別的巡撫，在權力、地位和影響力上，沒有太大的區別。
南、贛指的是江西的南安和贛州。南安和贛州全都位于江西南部，歸江西布政使司管轄。弘治年間（公元1488—1505年），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四省交界地區的山賊活動日益猖獗，為了鎮壓這些山賊，朝廷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正式設立南贛巡撫，管轄上述四省的交界地區。后來，南贛巡撫管轄區域多有變更，除了一直管轄江西的南安和贛州外，有時還管轄福建的汀州和漳州，湖南的郴州，廣東的韶州、潮州、南雄等地。作為贛南及周邊地區最高級別的地方軍政大員，南贛巡撫最重要的職責是消滅四省交界山區的山賊。他的職責又不僅僅是執掌軍務，還要消滅當地的為盜風氣，維持統治秩序。
王陽明的“伯樂”王瓊，是明朝歷史上一位極為重要的人物，與于謙、張居正并稱為“明代三大重臣”。自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考中進士，直至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病逝，王瓊從工部主事做到戶部、兵部和吏部的尚書，歷事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位皇帝。尤其是在正德后期，由于顯赫的功績，在五年之內連進少保、少傅、少師“三孤”和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師“三輔”，創造了歷史。王瓊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治理運河，第二是總治西北邊防，第三就是堅持重用王陽明，平定了寧王朱宸濠的叛亂。
當時的大明王朝，正處在自開國以來內憂最嚴重的時期。朱厚照早年對劉瑾等宦官的重用，導致了宦官專權敗壞朝綱和社會矛盾的激化。自朱厚照繼位以來，四川、河北、山東、河南、湖北等地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在各地起義頻發的大背景下，“地大山深，疆域繡錯”的江西贛南地區也爆發了動亂，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被迫占山為王，對抗官府，官兵的鎮壓屢屢失敗，時任南贛巡撫的文森無計可施，只得稱病退休。消息傳到朝廷，朱厚照問計于王瓊，王瓊便就近取材，推薦了正在南京的王陽明。王陽明沒有帶兵經驗，但是王瓊早就聽說了他少年時獨闖居庸關、研讀兵書的事跡，再加上明代多有文官帶兵打仗的先例，王瓊愿意“賭”一把，相信自己沒有看錯人，一定能“賭”贏。他與王陽明沒有私交，從未見過面，但他相信王陽明的才能，堅持任人唯賢，以賢取人，力排眾議，舉薦了王陽明。
對于王陽明而言，這是他發揮才干、實現抱負的最好機會。考中進士以后，他被派往工部“觀政”，沒有被留在翰林院，就意味著失去了像父親王華那樣的晉升通道，只能轉而追求另一條晉升途徑。這條途徑便是先擔任獨當一方的地方巡撫，進而升任“上三部”的尚書，最終達到進入內閣的目標。如今被任命為巡撫，讓他看到了進入內閣的希望，覺得自己輝煌的仕途生涯就要開始了。
2.惶恐灘頭遇山賊
得到南贛巡撫的任命以后，王陽明便準備離開南京到江西上任。前往江西之前，他回了一趟余姚老家。這一次他沒有在余姚滯留太久，一方面，南贛局勢吃緊，朝廷希望他能盡快到任，“著上緊去，不得辭避遲誤”；另一方面，這次調動與以往不同，以往不是被貶謫就是被明升暗降，心情郁悶，情緒不好，自然不愿意盡快到任，這次卻是升遷和委以重任，心情愉悅，情緒亢奮，內心深處也希望能及早上任。因此，在接到任命的四個月后，他就出現在了贛州的巡撫衙門，從南京到贛州的路途，他只走了十三天。
王陽明是從水路坐船，經由長江、鄱陽湖和贛江前往贛州的。從水路到贛州，途經的最后一個大去處是萬安。盡管江西境內山賊流民橫行，但他一路經過南昌、臨江（即今江西樟樹）、吉安等地時，都暢行無阻。眼看著過了萬安就是贛州了，卻遇到了麻煩。
萬安位于江西中南部，南鄰贛州，歸吉安府管轄，是個山清水秀、風景綺麗的好地方，歷代文人在這里留下不少佳作，其中尤以南宋文天祥的《萬安縣》最為有名：
青山曲折水天平，不是南征是北征。
舉世更無巡遠死，當年誰道甫申生。
遙知嶺外相思處，不見灘頭惶恐聲。
傳語故園猿鶴好，夢回江路月風清。
文天祥最著名的詩作是《過零丁洋》，其中有“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的佳句。這首詩也與萬安有關，惶恐灘就在這里。
惶恐灘又名“十八灘”，位于贛江的上游，是贛江上游最后一個鎖口，暗礁林立，水流湍急。“十八灘”指的是贛江自上而下分布的白澗灘、茶壺灘、良口灘、昆侖灘、武索灘、棉津灘、漂神灘等十八個險灘，惶恐灘是最后一個。王陽明就是在經過惶恐灘時，遇到麻煩的。
他的座船剛剛進入惶恐灘，就看到前方的江面上停滿了商船，擋住了他的去路。他不明白這些商船為什么停滯不前，便派隨從上岸詢問，原來，前方不遠處有一伙山賊正在江面上打劫，收取來往船只的“保護費”，商船們不敢經過，只好停留在這里。
他聽了，沉思片刻，令人升起巡撫的號旗，然后行駛到商船當中。商船們見有一只懸掛著巡撫號旗的官船靠了過來，知道是巡撫大人來了，紛紛站在船頭向巡撫大人喊話，請巡撫大人為他們做主。他走到船頭，要求所有商船聽他的號令，列成戰斗陣型，然后一起擂鼓吶喊著向前駛去。
船隊很快就行進到了山賊攔江打劫的地點。王陽明站在船頭上，望見前方的江面被山賊攔住了，兩岸站滿了手持棍棒的賊眾，他們衣著破爛，面容憔悴，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實在很難將他們與攔路搶劫的山賊聯系起來。這些山賊早就看見了巡撫號旗，正在遲疑，又望見幾十艘商船排著整齊的隊列，鑼鼓喧天地開了過來，以為船上都是巡撫帶來的官兵，大驚失色，紛紛逃竄。王陽明見了，急忙命令隨行衙役追上去，截住了他們的退路。山賊們見無路可逃，又不敢反抗，紛紛跪下投降，訴苦說只是因為生活窘迫，才不得不鋌而走險。
明朝建立初期，朝廷嚴格限制人口的遷徙和流動，為此專門出臺了嚴厲的法規。到了明朝中期，農民承擔的稅賦日趨加重，再加上連年不絕的自然災害，農民們為了活命，被迫離鄉背井，最終淪為流民。當時的贛南地區，還是地廣人稀的局面，有大量尚未開墾的荒地，吸引了來自贛中、閩西和粵北的大量流民。幾年之后，流亡到贛南落腳的流民越來越多，后來的流民無地可種，沒有生活來源，只好“相聚為盜賊”，成了占據山林打家劫舍的山賊。
到了正德年間（公元1505—1521年），贛南已經發展成為官府無法管控的“賊區”。據記載，這里的山賊“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各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種，夜則各遁山寨”，“恃險憑高，巢窟其中，因而剽掠居民，攻陷城邑，害及四省”。最近幾年，贛南地區連年遭遇自然災害，大量原本以種地為生的農民，在自然災害的摧殘下，生活陷入絕境，被迫上山加入山賊團伙。本來按照朝廷制度，遇到自然災害，地方政府應該
盡快開倉賑糧，救助災民，但是由于災害頻發，地方政府力不能及，結果怠于賑災，導致民憤難平，占山為賊、對抗官府的人越來越多了。
王陽明認為，這些占山為匪的人里，有一些的確是專門以打家劫舍、對抗官府為業的“頑匪”，但大部分還是如在惶恐灘打劫商船的被迫占山為匪的流民。官府應該用不同的政策對付他們，對于職業“頑匪”，應該絕不手軟，堅決圍剿，斬草除根；對于被迫為匪的流民，應該予以撫慰，一面開倉賑糧，幫他們渡過難關，一面妥善安置，引導他們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
想到這里，他站在船頭高聲說道：“本撫已經了解了贛南的災情，一定會想方設法開倉賑災。你們原本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了解朝廷的法度，竟敢聚眾鬧事，打劫商船，不怕本撫捉拿問罪嗎？本撫知道你們的難處，知道你們也是生活所迫，才做出這等不法之事，因此赦免你們的罪過，概不追究。你們應當盡快各回各家，靜候官府安置，不得再做違法亂紀之事。”
這些山賊本來就沒有反抗朝廷的膽量，只是被逼無奈，希望通過打劫商船獲得一些養家糊口的錢財，如今已經被巡撫大人包圍，按理必然會被逮捕治罪，但巡撫大人卻不逮捕他們，還許諾要安置他們，他們哪里再敢造次？于是，紛紛跪下磕頭，然后一哄而散了。
到了位于贛州的南贛巡撫衙門以后，王陽明又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查，發現南贛地區之所以山賊活動猖獗，除了流民眾多、天災頻發之外，還有“人禍”的因素：地方官不能秉公斷案，使百姓有冤無處伸；百姓負擔的稅賦太重，山賊反而能得到官府的“安撫金”等。針對這種情況，在寫給朝廷的奏章里他有如下描述：
夫平良有冤苦無伸，面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勸；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郭者為之交援，在官府者為之間諜，其始出于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
這種局面令人震撼不已，相比于官府，百姓更愿意投靠山賊，因為投靠山賊不僅能避禍，還可以獲利。于是，膽小的人成了山賊的向導，而膽大的干脆加入了山賊團伙，就連官府的差役都成了山賊的間諜。如此一來，官兵剿匪，內有內鬼，外無支持，怎么可能取勝呢？這種局面已經關乎到了民心向背，朝廷不僅沒有了權威，甚至都要喪失統治基礎了。
如此種種，都說明一個問題：王陽明肩上的擔子不輕，可謂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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