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帝國組建了龐大的官僚機構，從一份份死亡報告中繪制出瘟疫擴散的地圖。
國際奴隸貿易開辟了一條通道，使醫療知識通過非洲奴隸被禁錮的身軀傳播。
軍隊營地及戰地醫院中的死傷，促進了衛生作為一種健康實踐的發展。
當今的流行病學工具，其根源可追溯至殖民地人口、被奴役的非洲人、戰時傷亡人員和戰俘，但隨著時間推移，他們成為消失在檔案中的無名幽靈，被理論與統計數據所替代。
本書致力于撥云見日，讓那些推動了流行病學發展的人重現于世。
★ 不要忘記壘起醫學之塔的普通人！
★ 揭示科學與暴力的共生，找回醫學進步背后被遺忘的貢獻者。本書發出聲聲質問：誰的苦難被技術發展的激流淹沒？誰的血肉消失在科學進步的敘事里？
★ 極具張力的敘事，深度描繪運奴船、戰地醫院、監獄中被奴役者、士兵、囚犯的掙扎與吶喊，將冰冷的檔案和數字轉化為觸目驚心的歷史場景。
★ 權威作者背書，吉姆·唐斯為美國內戰史資深學者，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成員，他以扎實的檔案研究顛覆了傳統醫學史敘事。
★ 普利策獎得主、班克羅夫特獎得主聯袂推薦，被譽為一部最具獨創性的全球史！
這艘船從非洲西海岸出發，已經航行了一天多。他所能聽到的，只有不知所云的外語、海水拍打船體的聲音、從甲板下傳來的慘叫、吹動船帆駛向美洲的風聲。他所能看到的，只有天空。
他本來只是與一位酋長發生了爭執，這位酋長出于報復，指控他施行巫術。然后，他和家人被這位酋長賣為奴隸，從加納被帶往新大陸。但他拒絕接受這樣的命運。因此，當船上的船員過來用豆子、大米、油和胡椒制成的黏性糊狀物投喂這些被奴役的非洲人時，他沒有抬起頭來對著懸在他頭頂的勺子張開嘴。一名船員說，他拒絕所有食物。不知通過何種途徑，他弄到了一把刀。接下來，在一次終極反抗中，他割開自己的喉嚨，寧死也不愿在美洲被奴役。
船員們注意到他渾身是血，于是通知船上的外科醫生托馬斯特羅特（Thomas Trotter），后者縫合了他的傷口，并在他的脖子上包扎了繃帶。那天晚上，那人撕開了繃帶。他用力拉扯縫線，試圖將它們從皮膚上拽下來。他扯掉了所有的縫線。然后，他把指甲掐進脖子的另一側，在皮膚上劃開了一個破洞。他的指甲變紅，血流不止。
第二天早上，船員們發現了他，他還活著。他們把他拖到甲板上。他還能說話，大聲宣布，他永遠不會與白人為伍。然后，他變得語無倫次，滿懷希望地望著天空。船員們再次捆住他的手，并試圖強迫他咽下食物，但他拒絕進食，8天到10天后，他死了。他的名字不為人知。關于他生活的其他細節也沒有流傳下來。我們不知道他的家人是否也在船上目睹了他的自殘行為。
幾十年后的1839年，倫敦醫生羅伯特鄧達斯湯姆森（Robert Dundas Thomson）在英國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Lancet）上敘述了這個死在運奴船上的無名氏的故事。湯姆森本人并沒有見過這個人。18世紀90年代，在特羅特向國會就奴隸貿易問題作證時講述了這個故事，湯姆森在他的文章中加以轉述。湯姆森用這個故事作為幾個例證之一，來確定一個人在不進食的情況下能活多久。他雖然承認這件事很殘酷，但并不關心別人的死活。他雖然詳細敘述了這個故事，但并不關心奴隸貿易。湯姆森在意的是，這名被奴役的非洲人在沒有進食的情況下活了一個多星期。
除了這個被奴役的人的故事，湯姆森還報告了其他案例研究，以證明營養不良會導致疾病，并記錄了人在不進食的情況下可以活多久，他將這種情況稱為斷食（inedia）。湯姆森還引用了另外兩個關于奴隸貿易的報道：他寫了一個被奴役的非洲男性，當船員試圖用金屬工具撬開他的嘴使其進食時，他牙關緊閉，絕食9天而亡；還講了一個被捕獲的非洲女人，因拒絕進食而遭鞭打，大約一個星期后死亡。湯姆森的結論是，在擁擠、不通風的環境中，非洲居民在不進食的情況下只能活10天。他從歐洲收集的案例研究表明，在更好的環境下，人能活更長時間。這些案例包羅萬象，從倫敦的泥水匠到一群礦工，從一位懷孕的法國婦女到一位智力有缺陷的蘇格蘭男人（湯姆森的病人），后者僅靠水和少量啤酒就活了71 天。
雖然醫生們借鑒病例進行研究廣為人知，但很少有人認識到，奴隸貿易也為醫生們提供了例子。湯姆森能使用從國際奴隸貿易中獲得的例子，以便了解在不同條件下，人類在沒有進食的情況下可以活多久。奴隸貿易使大批人處于擁擠環境中，導致疾病叢生，這為醫生提供了寶貴的信息。它創造了人們拒絕進食的極端環境，促成了湯姆遜關于斷食觀點的出現。
湯姆森文章發表的年代恰值醫學知識經歷重要革命的年代。歷史研究傳統上將這些變革追溯到當時在倫敦、巴黎甚至紐約上演的醫學辯論。本書將重點從這些城市轉移到全世界爆發的流行病危機上，并認為，作為研究疾病在人口中的分布、傳播和控制的醫學分支，流行病學的發展不僅源于對歐洲城市中心的研究，還源于對于國際奴隸貿易、殖民主義、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口遷移的研究。盡管直到1850年，隨著倫敦流行病學協會（Epidemi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的成立，流行病學（epidemiology）一詞才得到官方認可，但流行病學思維，特別是創造各種方法追蹤疾病的起因、傳播和預防，很早就已出現。正如本書所示，軍隊醫院和營地、運奴船和造成人口擁擠的大規模人口流動有助于醫生看清疾病的傳播，并通過對城市、監獄和醫院的觀察獲取不同類別的信息。
當醫生應對因國際奴隸貿易、殖民擴張和戰爭而爆發的醫療危機時，了解疾病的傳播就變得特別緊迫。在治療這些情況下出現的病患時，軍醫和殖民地醫生形成了關于疾病起因、傳播和預防的理論。大量人口的健康醫學信息被集中起來并加以分析，與此同時，西方政府正在根據對生物學的新認識，建立對民眾行使權力的機制。
本書揭示，奴隸制、殖民主義和戰爭在學術研究中往往是被分開闡述的，但從醫學專業人士的角度來看，它們有共同的特點。這些事件產生了大量被俘人口。運奴船、種植園和戰場創造了社會秩序，構建了能使醫生觀察疾病如何傳播的環境，并促使他們調查導致疾病暴發的社會條件。1756年到1866年之間，這些場景在世界各地出現得越來越多，醫學研究激增，由此促使流行病學出現。本書的開端講述了1756 年英國駐印士兵在一座過度擁擠的牢房中喪生的故事，它成為整個醫學界急需脫胎換骨式改造的試金石般的例子。本書以世界各國為查明1865年至1866年霍亂大流行所做的努力為結尾。
為了應對被奴役的非洲人、殖民地人民、士兵、穆斯林朝圣者和其他弱勢群體中出現的醫療危機，醫務人員制定了一套旨在預防未來流行病的做法。他們觀察、記錄并命名了這些醫療危機。他們計算了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他們評估了衛生狀況，并對流行病的起因進行了理論推斷。然后，他們寫信，寫報告，這些都成為新興的軍事和殖民官僚體系的組成部分。
雖然醫生和其他人記錄了早期的人的健康狀況，但本書解釋了1756年至1866年之間形成的觀點是如何被編入醫學理論的，這些理論對現代流行病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本書追溯了這些觀點開始作為觀察資料，然后作為官方報告，最后成為醫學期刊、講座和論文中的論點和理論的過程。學者們詳細描述了戰時軍醫如何革新外科手術方法和治療方法，但卻忽視了他們創造方法的過程，而正是這個過程影響了流行病學領域。
軍事和殖民官僚機構在推動流行病學領域的發展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但常被低估。軍醫在戰場上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并最終以文章和論文的形式發表。在英國以外從牙買加到塞拉利昂，從君士坦丁堡到好望角工作的英國醫生，都加入了倫敦流行病學協會。當這些成員回到倫敦參加會議時，他們閱讀了世界各地關于霍亂、黃熱病和其他傳染病暴發的報告。他們也密切關注其他地方疾病的暴發情況。基于地理學家戴維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s）科學知識的定位會影響調查的內容和方法的觀點，我認為，關于流行病學的一部分起源史被忽視，即那些對于遭受戰爭、奴役和帝國主義苦難的非洲人、加勒比人、印度人和中東人的研究。
在1756年至1866年期間，關于疾病如何傳播的醫學知識在國家間的流動增加，而且不僅發生在人們熟悉的醫學研究中心，也發生在帝國主義、奴隸制、戰爭和掠奪盛行的地方。帝國、戰爭和奴隸制使收集疾病報告的官僚機構出現，疾病因此為人所知。[10]例如，大英帝國的醫療和殖民官員報告、分析和發布他們對傳染病傳播的發現成果，其方式與美國內戰時期南部邦聯（Confederate South）和北部聯邦（Union North）的醫務人員和軍事官員的方式相同。在19世紀中后期，國際衛生委員會（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mmission）也遵循類似的數據收集模式。
醫生關于全球傳染病暴發的報告為醫學界提供了一種俯瞰的視角來觀察疾病在特定地區的傳播，特別是軍事醫學建立了能夠繪制疾病傳播地圖的地理坐標。了解流行病的全貌有助于建立醫療監測框架，這是當代流行病學的一種關鍵方法。
殖民主義的擴張，尤其是19世紀中期在英屬西印度群島的擴張，帶來了一種更正式的統一軍醫報告方法。克里米亞戰爭和美國內戰的爆發進一步鞏固了這一做法：軍醫報告疾病在戰場上的傳播，而他們的主管人員搜集、核對這些文件，解釋發現成果，并全面了解某一特定地區。到19世紀60年代，流行病學家已經作為一個明確的專家群體出現，他們能夠在調查1865年至1866年霍亂大流行時改進他們的做法與方法。
本書進一步指出，國際奴隸貿易、殖民主義擴張、克里米亞戰爭、美國內戰以及穆斯林朝圣之旅的同時發生，對醫學產生了重大影響。迄今為止，這些話題都是相互孤立的。本書將它們串聯到一起，以解釋它們如何改變了醫學界對疾病傳播的理解。研究傳染病傳播的緊迫性是這些社會變革共同作用的結果。由于在全球各地工作，醫生們能夠完善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傳染病理論。奴隸制、帝國主義和戰爭提供了同時研究大量人口的機會。雖然其中一些理論后來被證明是不準確的，但其論點是數據收集、醫療監測和繪圖等方法形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些方法仍然是今天流行病學實踐的主要內容。
我在 2011年著手撰寫此書，它是我對1865年至1866年霍亂大流行的研究的延伸。關于這場霍亂大流行，我在我的第一本書《自由成疾：美國內戰與重建時期非裔美國人的疾病與苦難》（Sick from Freedom： African American Illness and Suffering during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中進行了詳細研究。我對醫學界如何應對霍亂大流行產生了濃厚興趣，這促使我來到位于倫敦的英國國家檔案館。從那以后，我就一直跟隨線索，在許多地方尋找檔案。收藏在英國和美國檔案館里的大量文件非常有用，但我也通過訪問其他網站獲得了頗有價值的見解，哪怕我并沒有找到相關證據。例如，在馬耳他，我看到了至今仍屹立不倒的隔離設施，這讓我對馬諾埃爾島（ManoelIsland）檢疫站的結構有了前所未有的親身體驗。每一條線索都會引出一個新問題，通常會指向更早的時代。我之所以決定將被奴役者、被征召士兵和帝國臣民作為本書的中心主題，皆源于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資料。
為了盡力通過現存史料復原這些人的生活，我將黑人女權主義批判作為我主要的批判方法。這一方法為通過恢復文獻記錄中丟失的主體性來重建過去提供了有益的策略。利用這些干預措施，我能夠還原出曾影響流行病學發展的無數人中的某些人。例如，這種方法在我分析詹姆斯麥克威廉（James McWilliam）對19世紀40年代佛得角群島暴發的黃熱病的調查時特別有用（第三章）。他的報告令人震驚，因為其中收錄了大量被殖民者和被奴役者的第一人稱證詞，詳細描述了這種流行病的癥狀、傳播、潛伏期和死亡率。但是，為了避免采用麥克威廉作品的內在邏輯，我需要運用黑人女權主義理論和批判方法來分析這一內容豐富的文獻，因為麥克威廉作品的主人公是殖民時期的醫生和英國政治人物。通過借鑒黑茲爾卡比（Hazel Carby）和賽迪亞哈特曼（Saidiya Hartman）的作品，我表明了立場，將被奴役者和被殖民者作為本章的焦點。麥克威廉的訪談確立了為追蹤流行病傳播而收集患者證詞的價值。通過使用這些指導性的方法，我看到了這一點。
殖民主義、奴隸制和戰爭為后世研究傳染病的傳播提供了豐富的證據。事實上，羅伯特湯姆森在《柳葉刀》上發表的那種案例研究很快就消失了，同樣消失的還有流行病學發展的起源故事。這些理論則被銘記，有些改頭換面后變成科學原理，有些則被拋棄，但那些為分析提供信息的困境、地點和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
本書旨在還原那段歷史并查明影響流行病學發展的各種因素。更重要的是，本書也盡力將焦點從醫學理論家、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士轉移到那些普通人身上，因為正是普通人的健康、痛苦，甚至死亡促進了醫學知識的發展，但他們卻從醫學史上消失了。他們的名字和聲音常常被遺忘，有時甚至被人故意從歷史記錄中抹除。本書旨在勾勒出導致他們消失的背景，并使他們重獲歷史地位。
吉姆·唐斯（Jim Downs）
蓋茨堡學院吉爾德·萊爾曼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美國內戰時期研究與歷史講席教授，美國歷史學家學會成員，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成員，美國南方歷史協會執行理事會成員。著有《自由成疾:美國內戰與重建時期非裔美國人的疾病與苦難》等專著。
孫艷萍
河北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巴西里約熱內盧天主教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2022年至今)，北京師范大學世界史博士，德國萊比錫大學訪問學者(2014一2015年)。研究方向為世界文化史、拉丁美洲史和古希臘羅馬史。現已出版《修昔底德--神話與歷史之間》《蘇格拉底前后》《大分離--新舊大陸的命運》等譯著。
致謝
導言
第一章 擁擠之地：運奴船、監獄和新鮮空氣
第二章 消失的人：傳染理論的衰落和流行病學的興起
第三章 流行病學的聲音：追蹤佛得角熱病
第四章 記錄保存：大英帝國的流行病學實踐
第五章 弗洛倫斯南丁格爾：未被承認的流行病學家
第六章 從仁慈到偏執：美國衛生委員會的矛盾任務
第七章唱吧，無處安息的靈魂，唱吧：奴隸制，聯邦制和傳染病學實踐
第八章 黑人軍隊、穆斯林朝圣者和18651866年的霍亂疫情
結論 流行病學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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