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獲獎作家
[法國]蘇利-普呂多姆
Rene Sully-Prudhomme（1839一1907）
（節選）
詩是翻騰的內心之嘆息。
詩是被心譜成音樂的宇宙。
天生是詩人兼哲學家的人非常不幸；他最甜蜜的幻想變成了痛苦的沉思；他審視所有事物的兩面，并因此為他所欣賞的東西的死亡而悲泣。那些只是哲學家的人也很值得同情，因為他們往往費盡心血—那是快樂之源，才成其為哲學家。可詩人是幸福的，假如幻想不是最大的痛苦的話。最后剩下這些令人難解的生靈，其冷漠使人討厭。“上帝”、“死亡”、“廣闊”、“永恒的時間”，這些是他們的常用詞。他們無疑是幸福的，可與畜生無異，這種幸福令人憐憫：我寧愿要別人高貴的不幸而不要他們的無憂無慮。
當一個人無緣無故地問你“你寫詩嗎？”的時候，如果你反問他是否也寫詩，他會很高興的。
相信一個焚毀其作品的詩人所說的話。
在沉思過程中，我有時會突然忘記所思的主題，我覺得自己剛剛打了一次真正的敗仗，因此而感到十分痛苦。我從中得出結論：思想是一種持續的快感，它是那么甜蜜，以至于終止時比活動時更明顯。
詩人為詩人而寫，正像地質學家為地質學家而寫一樣；寫詩和科學研究都需要經過訓練；那些沒有在興趣的培養中得到任何訓練的人是不夠格的，其批評是沒有影響的。
拉封丹①是個真正的哲學家，其一切目的和努力都致力于教諭人類嗎？我不這樣看。我把他當作一個十分敏感的詩人，熱愛詩歌本身，既無惡意也無善念，他采用了一種適合其思想的體裁，并依照他心中繆斯的啟示隨意發展這種體裁。我覺得他在每首寓言的最后寫了兩行寓意詩，因為不存在沒有寓意的寓言，他沒有不經過深思熟慮而寫作過，我覺得他關心人的行為和怪癖甚于關心人們從中吸取的教訓，為什么在這寓意中高貴的東西那么少？為什么熱衷于日常生活庸俗的可以說是異教徒的箴言？因為我們未曾見過人們像引用大思想家的箴言那樣引用他的格言。我不在蹩腳的精神本質中尋找其答案，因為他既不是懷疑論者，也不是瀆神者，正如他生命的最后幾年所證明的那樣。可我認為，兩個原因可能造成了這種疏忽。也許他沒有覺得自己身上的詩人細胞比道德細胞多，他沒能同時追求兩種榮譽，或者他明白寓言這種體裁為保持簡單樸實的形式而摒棄哲學家們有點學究氣的嚴肅？不管他的寓意如何，沒有人能比他更好地把詩歌所有的弦都集中在豎琴上。你想激動嗎？讀讀《兩只鴿子》②和他有關友情之魅力的別的所有詩句，你會認出《山谷美女》③和《費萊芒和博西絲》④的作者。你想感受勇敢激烈的雄辯所引起的激情嗎？讀讀《多瑙河農民》⑤。假如你樂意在他身上找到迷人的故事、作者的影子，請隨便翻開他的書。最后，要是什么都不使你感興趣，哪怕他所有的這些優點，第一百遍地讀他的《橡樹與蘆葦》⑥吧！
完美的詩藝在于根據節奏的需要使用詞匯，以表達人們心中所想的東西。蹩腳的詩人在詞匯上構筑思想，真正的詩人使詞匯服從于思想。
詩往往不過是使思想與詞匯相配合的藝術。
可疑的東西是不好的，至少在詩中是這樣，因為可疑與魅力是水火不容的，當陶醉靈魂時，它提出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我們覺得可疑的東西別人也會覺得可疑。
論愛情。
談論愛情的虛榮和弱點是沒有意思的。
男人只須保證把愛藏在心中，不應該在劃分其本質時破壞它。愛情是感覺，同時也是思想，正如美本身是形式也是表現一樣。沒有接吻的愛是不完全的，沒有柔情和尊重的愛也是不完全的。學會混合這兩種幸福的源泉，按相當的比例混合，決不使它枯竭，這就是愛的藝術。當人們想一口喝掉幸福之水時，他覺得這算不了什么。愛情總的來說在其樂趣方面是可分的，只有細細品嘗才覺得味好，其理由十分簡單：肉體的快感不管如何強烈都是有限定有邊界的，可人們用此創造出來的形象不會比想象本身有更多的限制，從中產生了某種失望。另一方面，道德、愛情、感情，在心中沒有價值，它總是戰勝強烈的身體危機，由此產生了心中的愛情和表達它的感官愛情之間不協調的痛苦之情，滿足把這些愛互相聯系起來，因為它們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沒有比淫蕩更容易使人致命的東西了。誰想達到幸福的盡頭誰很快就可以達到。相反，聰明人對快樂精打細算，很有保留。他不是一次用完他的寶藏，他知道如何使肉體之愛像道德之愛一樣無窮無盡，永不枯竭。
假如人們只知道該用什么方法去死，那還僅僅是想到死。懷疑在這一點上使我們平靜，而在所有別的方面折磨著我們，這很令人費解。人們也可能不怕死亡，因為時間是用一系列短暫而無窮的時刻組成的，在這當中，人們確信自己活著。
人們無須去思考死亡，因為人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在這個問題上；最深刻的哲學家不會去探究自己的映像，映像強烈得使哲學家不會有更多的虛榮心去談論它。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為什么知道這一點會很令人欣慰？
如果一種痛苦是普遍性的，這種痛苦會好受些嗎？是的，普遍性的東西是本質的東西，因而不會是一種痛苦。
假如說所有的人都會死，那是符合死亡的自然規律的；因此，死亡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好處，好處就在于我們的命運和本質保持一致。瑪克·奧雷爾①感覺到了這一點。
哲學家和布道者徒勞無功，他們最精彩的演出也不能真正使人害怕死亡；人們只害怕目前和可見的死亡；只有死亡本身的威脅使人們恐懼。
生活，就是死亡；神圣的安眠來自這個吻。
只要我們還活著，死亡就是哲學家的思辨。現在，洞挖好了，應該下去了：底下有些什么東西？
（胡小躍 譯）
1902年獲獎作家
[德國]特奧多爾·蒙森
Theodor Mommsen（1817一1903）
①
當一連串的重大勝利以帖普撒斯之戰將決定世界未來之權交予蓋阿斯·朱利阿斯·愷撒的時候，他行年五十六歲（他可能生于公元前102年7月12日）；現在，他是羅馬的新君主，也是整個希臘—羅馬文明的第一個統治者。生命力受到如此徹底考驗的，歷史上少見。他乃是羅馬的天才，也是古代世界最后一個成果。也正因此，古代世界遵循他設計的道路，直至日落西山。愷撒出生于拉提阿姆最古老的貴族家庭，其血緣可以上溯至伊利亞特時代的英雄；他幼年與青年的歲月像當時的貴族典型一般度過；他嘗過了當時時尚生活的苦杯與甜汁，遭受過喝彩與詆毀，閑來無事也賦過新詞，在種種女人的懷里打過滾，學過種種紈绔子弟梳理頭發的花樣，更精于永遠借錢而永不還錢的妙法。
但這種堅韌如鋼的天性是連這類的放誕生活也不能損壞的；愷撒身體既未耗損，心靈的彈性也保持著良好的狀態。在劍術與騎術上，他可以跟他最好的戰士相比，而他的游泳術更在亞歷山大利亞救了他的性命。他的行軍速度之快—為了爭取時間，常常夜間行動，這跟龐培游行式的緩慢正好形成對比—令當代人非常吃驚，而在他得以成功的因素中，這算不得是最小的。
他的心像他的身體一樣靈活而強韌。他對一切事務的安排，包括有些他自己未能見到的處境，都既準確又落實。他的記憶力是無可匹比的，他又可以同時處理好幾件事而能同樣鎮定。雖然他是紳士，是天才，是君主，但他仍然有人心。終其一生，他對他母親奧莉麗亞都懷著最純的敬愛（其父早逝）。對他的妻子們，尤其對女兒朱莉亞，他懷著令人生敬的摯愛，這種情感甚至對政治都不無影響。對他同代最有能力、最杰出的一些人，不論是地位高低，他都維持著溫切而忠誠的關系，各隨其類。對他的黨徒，他從不會像龐培那樣可以無情地棄置不顧。不論際遇好壞，對朋友都堅定不移，其中有一些，甚至在他死后仍然證言他們對他的深厚情感。
在這樣一個和諧的性情中人若說尚有某種成分特別突出，那便是他鄙棄一切理論和空想。愷撒當然是熱情的人，因為沒有熱情便沒有天才，但他的熱情從沒有強到他不能控制的程度。歌、愛情、酒，在他年輕的歲月曾經占據他的心靈，但這些沒有穿入他性格的核心。有很長一段時期他熱切地投身于文學，但他又和亞歷山大不同，亞歷山大因想到荷馬筆下的阿契里斯而夜不成眠，愷撒無眠的時辰則用于玩味拉丁文的名詞與動詞。他像當時的每個人一樣寫詩，但他的詩不佳。另一方面，他卻感興趣于天文與自然科學。酒是亞歷山大終身不能擺脫的毀滅者，但那有節制的羅馬人卻在狂歡的年輕歲月過去之后就完全避開了它。
像所有年輕時感受過女人之愛炫目燦爛的人一樣，愛情的暈光一直在他周圍搖曳。即使在他四五十歲以后，他仍有過若干戀情，仍然保持著若干浮華的外觀—或正確些說，他的男性美的一種討人喜歡的意識。他非常在乎他的禿頭，在公共場合出現時，小心地用桂冠掩遮；如果青春的發卷可以用勝利換取，無疑他會用他的若干勝利交換。但他同女子的交往無論給他何等甜美的感覺，他都不允許她們有左右他的影響。即使他與克莉奧佩特拉甚遭指責的關系，也不過是為了掩藏政治上的一個弱點。
愷撒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一個通情達理的人，不論他做什么，都充盈了他的明智，也被他具有的明智所引導，而這種明智則正是他的天才中最明顯的特點。就是由于這個特點，他熱烈地生活于此時此刻，不被回憶與期望所擾；就是由于這個特點，任何時刻他都可以以全副活力投入行動，可以將他的天才投注于最細小的工作；就是由于這個特點，他具有那多方面的能力，使他能夠領會人的領會力所能領會的，掌握意志所能掌握的；就是由于這個特點，他才有那種鎮定從容，用這種從容，他口述他的著作，計劃他的戰役；就是由于這個特點，他才有那“驚人的明靜”，不論順逆；就是由于這個特點，他才有那完全的獨立，不受寵臣、情人甚至朋友的影響。
由于這種明澈的判斷，對于命運與人力，愷撒從未產生過幻象，朋友工作的失當，他也可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計劃都制定得明確，一切的可能性都經考慮，但他卻從未忘記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話。有時他會玩起那種冒險的游戲，理由在此，他曾再三冒性命之險，而漠然于生死。正如最明智的人會做最任性的事一樣，愷撒的理性主義有某些地方跟神秘主義相通。
這些稟賦必然會締造出政治家。因此，愷撒從早年開始從最真實的意義上而言就是政治家，懷抱著人所能懷抱的最高目標—使自己那深深腐敗了的國家，以及跟他自己的國家相關的那更為腐敗的希臘民族，在政治上、軍事上與道德上獲得新生。三十年戰爭的艱苦經驗使他對于手段的看法有所改變，但在目的上，卻不論處于無望時候，或權力無限之際，都未曾改變，作為煽動家、陰謀家時如此，走在黑暗小徑時如此，在聯合執政時以及君主專制時，仍然如此。
愷撒所推動的長期計劃，即使在極為不同的時期零碎實施的，都是他那偉大建筑的一部分。他沒有什么單項的成就，因為他的成就沒有單項的。作為一個作者，他文體的單純優美是無法模仿的；作為一個將軍，他不把常規與傳統放在眼里，他總是以他特殊的鑒別力鑒別出得以征服敵人的方法，而此方法因此是正確的。他能夠以先知的確定性找到每件事情達到目的的正確方法。在戰敗之后，他仍像奧倫治的威廉屹立不動，而不變地以勝利結束戰役。他以無可匹比的完美迅速調動大軍—正是這個因素使軍事天才有別于普通能力—而他的勝利不是來自軍隊的龐大，而是來自行動的神速；不是來自長久的準備，而是來自快速與大膽的行動，即使在配備不足的情況下亦然。
但就愷撒而言，所有這些都僅屬次要。無疑他是個大演說家、大作家、大將軍，但他之所以如此，只因為他是絕頂的政治家。他的軍人身份完全是附屬的，而他跟亞歷山大、漢尼拔和拿破侖的主要不同，便在于他不是以軍人，而是以政治家作為他事業的開始。起初他本想象培利克利斯和蓋阿斯葛拉丘一樣，不用武力而達目的，十八年的時間，他身為人民派的領袖，都限制自己只用政治計劃與謀略。可是在四十歲的時候，他很不情愿地承認，軍事的支持是必需的，于是他成為軍隊的首領。
因此，此后他主要仍是政治家而非軍人，也是自然之事。這一點，克倫威爾有些與之相近，后者由反對派領袖變為軍事首領與民主王。一般說來，這個清教徒雖然跟那放蕩的羅馬人極少有相似之處，但在其發展過程、其目標、其成就上來說，卻是近代政治家中與愷撒最為接近的。即使在愷撒的戰爭中，這種即興式的將軍作風也是明顯的。正如拿破侖的埃及與英格蘭戰爭展示著炮兵中尉的氣質，愷撒的戰爭則展示著煽動家的特點。有好幾次—最顯然的是艾庇拉斯的登陸—愷撒都疏于軍事的考慮，而一個徹底的將軍本是不應有這種疏忽的。因此，他的幾次行動從軍事觀點而言當受責備，但將軍所失者，卻由政治家獲得。
政治家的任務正像愷撒的天才一樣廣泛。他從事種種事務，但沒有一樣不跟他那偉大的目標合為一體的；這個目標他始終堅守如一，而從未對這偉大行動的任何一面有所偏廢。他是一個戰術大師，但他卻竭盡一切力量以阻止內戰，當他無法阻止時，則盡量避免流血。雖然他是軍事君主國的創建者，他卻有效地阻止了元帥的繼承體制或軍事政府。若說他對國家的服務業有任何偏好，那是科學與和平的藝術，而非有助于戰爭者。
作為政治家，他行動最特殊的一點是他完美的和諧。事實上，政治家（這人類行為中最困難的一種）的一切條件都結合于愷撒一身。對他來說，除了生活于現實，并合于理性法則以外，在政治上沒有有價值之物—正如在文法上他不顧及歷史的與考據的研究，除了活生生的用語及對稱律之外，他不把任何其他要求放在眼中。他是天生的統治者，他統治人心，像風驅使云彩一樣，他可以驅使種種不同的人為他服務—一般的公民，粗率的下級軍官，溫柔的羅馬主婦，埃及與毛里塔尼亞的美麗公主，意氣風發的騎兵軍官與錙銖必較的銀行家。
他的組織才能十分驚人。沒有一個政治家、一個將軍能像他這樣，把如此紛紜、如此本不相容的分子聚合在一起，成為盟邦，成為軍隊，并這般牢固地結合在一起。沒有一個攝政者像他這樣，對他的追隨者做如此明確的判斷，并各自給予適得其所的職位。
他是一個君主，但從沒有裝作國王。即使當他身為羅馬絕對主人的時期，他的舉止也只不過如黨派領袖，謙遜平易，和藹近人，除了在同儕中居于首位外，似乎沒有其他愿望。許多人都曾把軍事指揮官的調調帶到政治上，愷撒卻從未犯過這樣的錯誤。不論他同元老院的關系變得何等不如意，他從沒有蠻橫逞兇過。愷撒是君主，卻從未被暴君的眩暈攫住。在世界的偉人中，他或許是唯一一個在大事小事上從不以沖動與任性行事的人。他總是依照他身為統治者的義務而行事，回顧一生事跡，他固然可因一些錯誤的判斷而悲傷，卻從未因沖動而失足。愷撒一生從未做過那近乎精神錯亂下所行的過度之事，如亞歷山大殺克里塔斯、焚毀波斯波利斯之舉。
總而言之，他可能是偉人中唯一一個自始至終都保持著政治家的特殊分辨力，分辨出何者是可能，何者是不可能，在成功的極峰上，仍能識別出這成功的自然界限的人。凡是可能的，他便去做，絕不為雖然最好卻不可能的事而忽視次好而可能的事。凡不可救藥的惡事，他從不拒絕提供減輕之法。當他識別出命運在說話時，他又總是服從。亞歷山大在海法西斯、拿破侖在莫斯科的撤退，都是不得不退，他們憤怒于命運，因命運對其寵兒只給予有限的成功；但愷撒在泰晤士河與萊茵河卻自動撤退，甚至在多瑙河與幼發拉底河，他想做的并不是征服世界，而只是可行的邊界整頓。
這便是這個出眾的人，這樣容易又這樣難于形容的人。他整個天性明澈，而關于他的傳說多過古代任何類似人物。我們對這樣一個人物的看法固然可有深淺之別，但不可能有真正的不同。無論有無識人能力的人都會感到這個偉大的人物展示著一種特質，但這種特質卻又沒有一個人能在生活中展現。其秘密在于它的完美。不論就一個人或歷史人物而言，愷撒都是許多相對的特質匯合而又得以平衡的人物。他具有巨大的創造力，同時又有至為透徹的判斷力；不再年輕，但又尚未年老；有至高的意志力，又有至高的執行能力；充滿了共和的理想，同時又是天生的王者；在天性的至深處就是羅馬人，但在他自身之內以及外在的世界中又迎合時代的潮流而將羅馬與希臘文化融合為一—愷撒是個完美的人。
也因此，他缺少任何其他歷史人物所具有的所謂特點，而特點事實上則是人的自然發展之離差。初看之下的愷撒特點，細察之下不是他個人的，而是他那個時代的。譬如，他年輕時的浪漫行為，乃是他那個時代地位相似而較有稟賦的人所共有的行為；他缺乏詩才而具有強烈的推理能力，也是羅馬人的通性。愷撒另一個人性的地方是他完全被時地的考慮所控制，因為人性是沒有抽象的，而活著的人必得在某一民族性及文化中占據一個位置。愷撒之所以為完人，正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把自己置于時間之流中，也因為他比任何人更是羅馬民族諸基本特性的縮影—作為一個公民，非常講求實際。他的希臘文化教養乃是早就跟意大利民族性融合為一的希臘文化教養。
要把愷撒活生生地描繪出來，困難或許正在這里。除了至高的美以外，畫家可以畫出任何東西。史學家也是一樣，當他在千年之中遇見了一個完人之際，他只能沉默。因為“正常”固然可以描繪，卻只能述作沒有缺點。大自然的秘密—將正常與個性結合于至為完美的作品中—乃是無法表述的。我們只能說，親見這種完人的，是有幸者，因為從中可以見出自然的偉大。
不錯，這跟時間也有關系。這位羅馬英雄站在年輕的希臘英雄亞歷山大一旁，不是平等，而是高于，但同時，世界卻已衰老。愷撒的路途已不再是向無限遙遠的目標前進的歡欣過程。他的世界是建立在廢墟上的，用的是廢墟的材料，他滿足于歷史為他所設的豐富而又有限的界限，盡量安全地在此范圍站穩腳跟。因此，后代的夢想者越過了那沒有詩意的羅馬英雄，而將詩的金光與傳說的彩虹佩在亞歷山大身上。但兩千年來列國的政治生活卻莫不追蹤愷撒所畫下的路線，許多民族仍以愷撒之名稱他們的最高君王，乃是深具意義而又深以為恥的事。
（孟祥森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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