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胡適受蔡元培之邀就任國立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名學、英文高等修辭學。胡適一邊教學，一邊編寫教材。顧頡剛曾對同窗傅斯年推薦：“胡先生講的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哲學史家。”
自1919年至1937年間。胡適多次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而且主要是講中古哲學史和近世哲學史，其中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就是在講義的內容基礎上修定而成。胡適是首位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哲學的人，由于他的出現，中國的思想史才初具規模。他在中國哲學史，甚至在各種專史和通史的研究方面，都是開創性的，他覺得是中國哲學思想史的開山鼻祖。
《胡適的北大哲學課》這套書以胡適在北京大學的所有哲學講義為母本，再綜合胡適關于中國哲學的其他著作整理而成，力求為讀者構建一個最全的胡適哲學體系，讓讀者最直接的感受哲學大師的風采。
胡適，安徽績溪人，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代理教務長、北大教務長、北大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等職。
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胡適較早的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來研究中國先秦哲學。運用這套體系和方法，在其給北大學生講哲學課期間所撰寫的講義基礎上，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一舉奠定了他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上的輝煌地位。他對中國哲學的貢獻，是開創性的，也是開放性的，他是真正的大師。中國哲學史，從一家之學，重歸六家之學或百家之學，我們一定不要忘記胡適。
哲學從來就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我們如今也暫且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重要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的學問，就叫做哲學。”例如行為的善惡，乃是人生一個重要問題。平常人對這些問題，或勸人行善去惡，或實行賞善罰惡，這都不算是根本的解決之道。哲學家遇到這個問題，便去研究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惡；人的善惡是天生的呢，還是學得來的呢？我們何以能知道善惡的區別呢？是生來就有這種觀念，還是從閱歷經驗上學得來的呢？善何以當為，惡何以不當為；還是因為善事有利所以當為，惡事有害所以不當為呢？還是只論善惡，不論利害呢？這些都是善惡問題的根本方面。必須從這些方面著想，方可希望有一個根本的解決。
因為人生重要的問題不止一個，所以哲學的門類也有許多種。例如：一、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二、知識、思想的范圍、作用及方法。（名學及知識論）三、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為。（人生哲學，舊稱“倫理學”）四、怎樣才可使人有知識，能思想，行善去惡呢。（教育哲學）五、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管理。（政治哲學）六、人生究竟有何歸宿。（宗教哲學）哲學中要探究的這種種人生重要問題，自古以來，經過了許多哲學家的研究。往往在一個問題出現以后，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見解，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解決方法，于是導致互相辯論。有時一種問題過了成百上千年，也沒有個一定的解決之法。
例如孟子說人性是善的，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荀子說性是惡的。到了后世，又有人說人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說人性是無善無惡可善可惡的，與之相類似，隨著中國歷史上眾多著名學者和學術流派針對這些人生重要問題的研究討論甚至爭辯的不斷進行，中國哲學也就隨之產生并發展壯大。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方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著年代的先后和學派的系統，一一記敘下來，便成了哲學史。
哲學史的種類也有許多：
一、通史。例如《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之類。
二、專史。
專治一個時代的，例如《希臘哲學史》《明儒學案》。
專治一個學派的，例如《禪學史》《斯多亞派哲學史》。
專講一人的學說的，例如《王陽明的哲學》《康德的哲學》。
專講哲學的一部分的歷史，例如《名學史》《人生哲學史》《心理學史》。
哲學史有三個目的：
一、明變 哲學史第一要務，在于使學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
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學說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稱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學，并不是孔子的儒學，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學。但是這個不同之中，卻也有個相同的所在，又有個一線相承的所在。這種同異沿革的線索，非有哲學史不能明白寫出來。
二、求因 哲學史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學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還須要尋出這些沿革變遷的原因。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學，何以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哲學？陸象山、王陽明的哲學，又何以不同于程子、朱子的呢？這些原因，約有三種：
個人才性不同。
所處的時勢不同。
所受的思想學術不同。
三、評判 既知思想的變遷和所以變遷的原因了，哲學史的責任還沒有完，還須要使學者知道各家學說的價值，這便叫做評判。但是我說的評判，并不是用做哲學史的人自己的眼光，來批評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種“主觀的”評判，沒有什么大用處。如今所說，乃是“客觀的”評判。這種評判法，要把每一家學說所發生的效果表示出來。這些效果的價值，便是那種學說的價值。這些效果，大概可分為三種：
要看一家學說在同時期的思想和后來的思想上發生何種影響。
要看一家學說在風俗政治上產生何種影響。
要看一家學說的結果可造出什么樣的人格來。
例如古代的“命定主義”，說得最痛切的，莫如莊子。莊子把天道看作無所不在，無所不包，故說“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因此他有“乘化以待盡”的學說。這種學說，在當時遇著荀子，便發生一種反動力。荀子說“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所以荀子的《天論》極力主張征服天行，以利人事。
但是后來莊子這種學說的影響，養成一種樂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會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種達觀主義；不好的效果，便是懶惰不肯進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淵明、蘇東坡；不好的便是劉伶一類達觀的廢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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