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與孔子》主要內容包括：耶穌會士在華傳教的“秘訣”、關于中國的禮儀之爭、意想不到的結局、“太陽王”種下的惡果、理性主義的步伐、孔子的現實主義思想契合伏爾泰的宗教觀、儒家的“仁”是伏爾泰人際關系的準則等。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的《審查報告》中說：“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苯裉熳x陳先生的話，感慨良多。先生所言之義：佛教傳入中國，其教義與中國思想觀念制度無一不相沖突。然印度佛教在近千年的傳播過程中不斷調適，亦經國人改造接受，終成中國之佛教。這足以告知我們外來思想與中國本土思想能夠融合、始相反終相成之原因，在于“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當下中國文化必須“返本開新”。如有其例外者，則是“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蕩一時之人心，而卒歸于消沈歇絕”。
我以為近代中國落后于西方，不應簡單視為文化落后，而是二千多年的農業文明在十八世紀已經無法比肩歐洲工業文明之生產效率與市場資源的合理配置，由此社會政治、國家管理制度也紕漏叢生。由是而觀當下之中國，體制改革刻不容緩，而從五四時代以來的文化批判也需深刻反思。啟蒙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批評固然有時代需求，未經理性拷問的傳統文化無法隨時代而重生。但“五四運動”的先賢們也犯了“理性科學的傲慢”，他們認為舊的都是糟粕，新的都是精華，以二元對立的思考將傳統與現代對峙而觀，無視傳統文化在代際之間促成了代與代的連續性與同一性，從而形成了一個社會再創造自己的文化基因。
總序
導言
一、伏爾泰：歐洲啟蒙時代的世紀魂
（一）狡兔三窟
（二）通往費爾奈的道路
（三）“您是歐洲的孔夫子”
二、孔子西行記
（一）耶穌會士在華傳教的“秘訣”
（二）關于中國的禮儀之爭
（三）意想不到的結局
三、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需要異國文化
（一）“太陽王”種下的惡果
（二）理性主義的步伐
四、歐洲人所認識的東方“先賢古哲”：孔夫子
（一）儒家典籍在歐洲的譯介
（二）一種奇異的凈化——接受過程
五、孔子在歐洲的第一大弟子：伏爾泰
（一）西雷宮——初識孔子
（二）“無憂宮”——深入研習儒家思想
（三）《中國孤兒》——崇尚儒家思想的佐證
（四）費爾奈——得儒學之精髓
六、對“仁”的認同使伏爾泰終身熱愛中國
（一）孔子的現實主義思想契合伏爾泰的宗教觀
（二）儒家的“仁”是伏爾泰人際關系的準則
（三）“仁政德治”為伏爾泰提供了“開明君主制”模式
七、結束語
附錄一：外文參考書目
附錄二：本書引用的伏爾泰作品書目
出版后記
再版后記
《伏爾泰與孔子》：
從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開始，法國周圍就相繼出現了一批信奉新教的國家：荷蘭、英國、北部德國等。在法國、西班牙這些正統天主教國家的眼中，新教國家不啻為異端，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但是，新教國家由于采取了較寬松的宗教政策，又進行了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改革，經濟發展很快，他們的工商業，特別是海外貿易在短期內就有了長足的進步。
荷蘭是歐洲第一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制的國家。十七世紀初，荷蘭就已成為歐洲金融的中心，商船噸位占歐洲的四分之三，居世界首位。
到了十七世紀中、后期，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君主立憲制的政權，資產階級進入了國家權力中心，大不列顛很快成為歐洲一個富強的商業國。
所有這些“異端”國家的崛起，都使歐洲人，特別是法國人受到極大的震撼。這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允許宗教信仰相對自由的新教國家給法國人帶來的誘惑和刺激是多重的：既有導致物質成果的經濟發展一方，也有較富人性的新型政體一方，而這二者又都將人們引向一種更深刻的哲學思考：為什么在這些講寬容、講理性的國度里能有更幸福的生活呢？在奉天主教為國教的法國，這種哲學思考的矛頭無疑直接指向宗教問題。
產生于一至二世紀的基督教，其早期教義里具有一定的反對民族、階級壓迫，主張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內容。但到了四世紀，羅馬帝國正式立基督教為國教后，它便改變了最初的性質，而成為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禁錮人們思想的工具。它宣傳“原罪”思想，教導人們要忍耐、愛仇敵、服從天命、希冀來世。這些思想窒息著人們的精神，使歐洲文化一直處于神學的桎梏下。事實上，歐洲思想史上記錄的每一次革新、革命，都不可能不觸及宗教問題。文藝復興時期形成的人本主義，更是以打破神學枷鎖為己任。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用提倡人的個性自由對抗教權主義，用積極肯定人世間的各種欲望和要求，抵制中世紀的禁欲主義，用啟迪理性與宗教神學宣傳的蒙昧主義相抗衡。持續了二、三百年的文藝復興運動，使“神本位”的歐洲傳統觀念受到了最嚴重的挑戰，大大動搖了上帝的絕對權威。
到了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在文藝復興運動中產生的近代自然科學和哲學都已取得了重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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