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鏡像：近代日本文學的天津書寫》以日本近代文學中的天津書寫為依托，在結合作家的獨特立場及思想意識的基礎上，運用歷史主義觀點，從“天津形象”“中國人形象”“殖民視點”“殖民心態”“殖民空間”等多重角度綜合分析了復雜的文學作品構成，揭示了日本在天津殖民活動的發生及演變過程。
大約在十年前，我開始鼓勵擅長日語的博士生們圍繞中國城市空間進行日本“涉外文學”的研究，具體選題有《日本文學與北京》《日本文學與大連》《日本文學與西安》《日本文學與天津》《日本文學與哈爾濱》等。經過幾屆博士生的努力，上述選題先后落實，并且都有了可喜的成果。獲得博士學位后，專著的出版以及國家社科基金等的立項捷報相繼傳來，這些都是對“日本文學與中國都市”系列選題的最有力肯定。眼前這部《都市鏡像：近代日本文學的天津書寫》，就是李煒在其博士論文《日本文學中的天津書寫及其殖民生態》基礎上修改而成的。
我常跟學生說，選題有兩種：一種是好寫的但寫不好，一種是不好寫的但可以寫好。所謂“好寫的”，指類似題目的先行研究較多，材料豐富，可以輕松地寫出很多字數，卻很難寫出新意，要想有全面的創新更是難上加難，所以說“寫不好”；所謂“不好寫的”，是指該選題別人很少研究或無人研究，材料是原始性的，收集整理材料需要付出大量艱苦的勞動，寫起來費時耗力。但這樣的題目一旦寫成，作者便能提出新鮮的思想見解，在學術界將具有填補空白的性質，如若出版成書就是一個嶄新的知識產品，能為讀者展示新的知識領域。所以說可以“寫好”。
以這樣的觀點來衡量，李煒的博士論文選題就是“不好寫”的題目。她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首先面臨的困難是可供參考的先行研究少之又少，與日本文學中的“上海書寫”“北京書寫”等相關研究碩果累累的情況截然不同，日本文學中的“天津書寫”研究僅有三四篇論文。其次面臨的困難是“天津書寫”原始資料難以搜尋。天津這座城市，雖然因擁有“天子之渡口”的特殊位置而被譽為“帝京之咽喉”，雖然因占有重要的經濟地位被稱為“華北第一商埠”，雖然因便利的交通位置成為來華日本游人的必經之地，卻不是日本文學中的“寵兒”。以天津為舞臺的日本文學作品，從數量上而言，不僅無法與古城西安或故都北京相比，與同為殖民地城市的大連及哈爾濱也不可相提并論。各種厚厚薄薄的《日本文學史》著作，對此類作品大都沒有涉及和評述。因此，在動手準備的頭一年，資料的收集，尤其是文學文本的收集進展緩慢，甚至能不能寫下去似乎都成了問題。其間，我與李煒多次面談交流.曾對她說：近代天津與日本有深刻的關聯，當年日本人把天津原有的地名都改成日本式的了，按照日本人喜歡記錄與寫作的習慣，關于天津的記事、描寫肯定有，而且肯定不會少，只是收集材料的思路與方法要加以轉換，未必都從“天津”這個關鍵詞入手，未必只盯住名家名作與純文學，未必只重視單純寫天津的作品，寫華北、寫北京而旁及天津的，也要納入視野。
李煒，女，1976年生。文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日比較文學研究。出版有《茶道六百年》等譯著十余部。并在《外國文學評論》《社會科學研究》等期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序言
緒論
第一章 庚子年歷史空間下的天津書寫
第一節 報刊媒體中的天津——論庚子事變時期日本態度的變遷
第二節 隨軍紀行文中的天津——論田岡嶺云的《戰袍余塵》
第三節 軍事小說中的天津——以江見水蔭的《突貫》為中心
第二章 明治大正時期來華游客的天津書寫
第一節 近代日本人游記中的天津形象
第二節 內藤湖南與天津
第三節 天津旅行與“支那趣味”——以谷崎潤一郎與芥川龍之介為中心
第三章 金子光晴與森三千代的天津書寫
第一節 金子光晴的天津書寫
第二節 森三千代的天津書寫
第四章 大田洋子的天津書寫
第一節 大田洋子的天津行及相關作品
第二節 戀愛小說：謳歌戰爭的“另類作品”
第三節 寧靜：概括天津城的關鍵詞
第四節 被忽略的群體：蒼白的中國人形象
第五章 天津日僑的殖民生態
第一節 日本“太太”的天津
第二節 “特殊職業女性”的天津
第三節 孩子們的天津——天津日僑的小學教育初探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
附錄1：天津日租界街道舊名與今名對比表
附錄2：天津外國人口比較表
附錄3：金子光晴與森三千代的主要作品
附錄4：天津日僑小學的學生人數統計表
附錄5：1908-1920年天津第-小學學生入學退學人數表
附錄6：天津日本人學校校歌
后記
《都市鏡像：近代日本文學的天津書寫》：
第一節 大田洋子的天津行及相關作品
大田洋子原名初子，1903年11月20日出生于廣島，1918年考入私立進德實科高等女校。畢業后大田曾在實業補習學校擔任教師，后辭職成為廣島縣縣廳的打字員，在那里結識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藤田一士。盡管兩人幾經周折終于結婚，但婚后生活并不美滿，大田在1928年1月生下兒子后離家出走只身來到大阪，一邊作女招待一邊從事文學創作，并給東京的雜志社投稿。
1929年，她的短篇作品《圣母在黃昏》被《女人藝術》6月號錄用，這對大田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由長谷川時雨創辦的《女人藝術》熱心發掘新作家，林芙美子、元地文子、矢田津世子、松田解子等女性作家都是通過《女人藝術》走上文壇。長谷川時雨高度評價大田的能力，并將她從大阪叫到東京。從1930年到1932年《女人藝術》停刊，大田一般兩三個月內就會有一篇小說或隨筆在上面發表。另外，大田也會在《都新聞》《河北新報》《讀賣新聞》等報刊上發表作品。當時的日本文壇盛行無產階級文學，那個階段大田的作品幾乎均以酒館或舞廳為舞臺，在那里工作的女主人公突然有一天階級意識覺醒，開始反抗酒館主人，或者成為共產黨的共鳴者，或許她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人感覺是正統的無產階級小說。遺憾的是大田并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中壓榨階級與被壓榨階級的認識只停留在淺薄的層面，故而導致文中頻繁出現的所謂“階級”“無產階級”等詞匯空洞而缺乏內涵。后來無產階級文學遭到鎮壓，特別是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之后，無產階級文學作家逐漸喪失了活動場所，《女人藝術》也在1932年被迫停刊。此前一直“隨波逐流”的大田洋子頓時失去了創作方向，陷入了近五年的創作低迷期，后來大田曾回憶道：“事實上，這三四年都沒有什么正經地方委托我寫稿子，偶爾有約稿，也是些連我自己都害臊的小雜文。”
1936年2月，大田與國策公司的社員黑瀨忠夫結婚，然而一年后婚姻再次破裂，大田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連房租都付不起，也沒有生活費，只好讓家人寄錢，或者賣掉手上的衣物度日。”后來大田的母親來到東京與她同住，兩人靠母親的存款勉強維持生活。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大田全身心地投入到寫作之中，并于1938年初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流離的岸》。但當時的大田找不到愿意為她出版的雜志社，在極度失意的狀態下，大田撰寫了《海女》參加《中央公論》的懸賞小說評選，隨后又計劃參加《朝日新聞》舉辦的長篇懸賞小說的評選。朝日新聞為了發掘無名的新人，從明治末期開始舉辦懸賞小說的評選活動，田村俊子、吉屋信子、三浦綾子等都曾參加并獲獎。實際上大田并非完全無名的作家，借她自己的話說：“只能說處在不高不低位置的意志消沉困苦不堪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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