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俄國形式主義理論的奠基人之一什克洛夫斯基的詩學理論為考察對象，具體涉及詩學理論語境和陌生化理論、詩語理論、敘事理論在不同階段的發展。其中陌生化理論作為理論核心，直接影響并“參與”其他理論的建構與發展。俄國形式主義理論開啟了20世紀歐美詩學理論研究的新方向，在這場文學革命中，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具有旗幟性作用。本書以此為核心，歷史地、辯證地審視他的整個詩學理論，并將其置于俄國形式主義及20世紀歐美詩學背景中加以闡釋。
楊燕，1982年出生，黑龍江人，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文藝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斯拉夫文論及西方文論。
緒 論／1
一 選題的學術背景和意義／1
二 國內外研究現狀評述／3
三 研究方法與內容／7
第一章 什克洛夫斯基詩學的理論語境／10
一 “詞語的復活”／11
二 對俄羅斯詩學的繼承與挑戰／22
三 歐美詩學的推波助瀾／40
第二章 陌生化理論：顛覆抑或重構／51
一 陌生化理論全景／52
二 陌生化理論的實質：強調創造性／61
三 陌生化理論的邏輯實現過程／72
四 什克洛夫斯基形式觀的嬗變／75
五 與“為藝術而藝術”爭鳴／86
六 形式與結構／92
第三章 詩語的難化／102
一 詩語的革命／103
二 詩性的人文情懷／112
三 什克洛夫斯基與新批評詩語觀的“對峙”／124
第四章 敘事的延宕／134
一 20世紀西方敘事理論的風向標／136
二 情節論／141
三 敘事時間與人物／156
結 語／167
參考文獻／170
附 錄／182
后 記／186
緒 論
一 選題的學術背景和意義
維克多·鮑里索維奇·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1893～1984）是蘇俄著名的文藝理論家、美學家、作家、評論家。他是俄國形式主義的奠基人之一，俄國形式主義的產生正是在俄國十月革命醞釀、爆發的時刻，而十月革命后的俄羅斯，新的政權剛剛建立，新政權下的各項藝術方針還沒有來得及確立，盡管什氏一開始就受到反對，但在30年代以前沒有被大規模、強硬地批判，文化空氣相對自由，包括什克洛夫斯基在內的整個俄國形式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時代間隙中創造了讓世界矚目的俄國形式主義理論。俄國形式主義包括兩個學習小組：彼得堡的“詩歌語言研究會”（ОПОЯЗ）和莫斯科的“語言學小組”（МЛК）。什克洛夫斯基是彼得堡“詩歌語言研究會”的奠基人，詩語會成立于1916年，在納杰日津大街33號聚會，成員有列夫·彼特洛維奇·雅庫賓斯基（Лев Петрович Якубинский,1892～1945）、艾亨鮑姆·鮑里斯·米海洛維奇（Эйхенбаум 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1886～1959）和后加入的維克多·馬克西莫維奇·日爾蒙斯基（Ви′ктор Макси′мович Жирмy′нский,1891～1970）、尤里·尼古拉耶維奇·坦尼亞諾夫（Ю′рий Николевич Тыня′нов,1894～1943）、維克多·弗拉基米羅維奇·維諾格拉多夫（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иногрдов,1894～1969）等人。莫斯科語言學小組成立于1915年，其奠基人為羅曼·奧西波維奇·雅可布遜（Ромн О′сипович Якобсóн ,1896～1982），成員主要有格里高里·阿西鮑維奇·維諾庫爾(Григорий Осипович Винокур,1896～1947)、奧西普·馬克西馬維奇·勃里克（Осип Максимович Брик ,1888～1945) 、鮑里斯·維克多洛維奇·托馬舍夫斯基(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Томашевский ,1890～1957)等人。雅可布遜1920年移居布拉格，莫斯科語言學小組解散。追求詩學研究科學化的共同信念將兩個小組聯系在一起，但二者的研究側重點并不相同，前者重于從美感、語義學等角度研究詩學，后者側重從語言學角度研究詩學，并將詩學納入語言學的體系。“形式主義”一詞雖然是批評者強加給他們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明他們重視作品系統的研究和向內轉的理論傾向。在20世紀西方文論史上，俄國形式主義是影響最為深遠的重要流派之一，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接受理論、詮釋學等流派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其影響，或沿著俄國形式主義的某一理論繼續發展，或以其終點為出發點結合自身理論資源繼續研究，或站在反對的立場在批評中建構自己的理論。總之，沒有俄國的形式主義20世紀西方文論是不可想象的。
什克洛夫斯基的詩學理論在俄國形式主義流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陌生化理論對俄國形式主義的各成員產生了重要影響，雖然不斷有來自學派內部和外界的批評之聲，但其還是為大部分成員的理論發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并獲得了世界性聲譽。什氏詩學的基本走向前期似乎是從對詩語的闡釋入手，并逐步將注意力向敘事理論轉移，其實，從《詞語的復活》開始，什氏就同時注重在陌生化理論的指導下對詩語和敘事作品的闡釋。所以，應該說什氏前期對詩語和敘事理論的研究平分秋色，而后期則主要側重于敘事理論的探索，這種研究重點的轉移與20世紀西方文學類型的發展相適應。
什克洛夫斯基的詩學活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14年到20年代末，即俄國形式主義理論階段，20年代末學派迫于政治的壓力而驟然解散；第二個階段為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轉向了報告文學、電影理論、歷史小說等領域；第三個階段從50年代中期到1984年，這一時期，由于蘇聯政治空氣的松動，文學理論界對形式主義理論也不再持絕對排斥的態度，什氏又返回先前研究的詩學領域，并在進一步修正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詩學理論。我們主要關注的是什氏關于文學的理論建構，所以，主要涉及其詩學理論的第一和第三個階段，暫且將其稱為什氏詩學理論發展的前期和后期。本書以什氏前、后期詩學理論為研究對象，試圖呈現其詩學的完整風貌。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現有的研究成果依據的是已經譯介過來的不足其全部著作1/10的文獻資料，本書在翻譯其全部詩學著作的基礎上對其前、后期詩學展開全面研究，有利于呈現全面、完整的什氏詩學理論；第二，鑒于什氏詩學對俄國形式主義乃至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重要影響，對其詩學全面、深入的把握，也有利于對俄國形式主義及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深入認識。
二 國內外研究現狀評述
（一） 歐美研究現狀評述
歐美對什克洛夫斯基及俄國形式主義的研究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才有規模性的發展，各種論文和專著成果顯著，被提及較多的如韋勒克和沃倫的合著《文學理論》、維·厄利希的《俄國形式主義：歷史與學說》、托尼·貝內特的《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佛克馬、易布斯的合著《二十世紀文學理論》等。主要集中于以下研究方向。
第一，對俄國形式主義理論背景的挖掘，這里主要有兩種觀點，比較有代表性的如謝?涅博李辛的《俄羅斯形式論學派在西方文論界的“旅行”》，文中分析了俄國形式論學派的起源，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其主要基于西歐的美學、心理學、語言學經驗，同時，羅曼·雅可布遜的貢獻最為顯著；另一種觀點認為，俄國形式論學派主要基于本國的文學和理論實踐而產生，既是對傳統詩學實踐及理論的反撥，又是在某種程度上對新出現的文藝及理論的改造和發揮。其實，這兩種觀點都未免有些極端，對于俄國形式主義的發展，國內外的思想資源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前一種觀點既有很明顯的歐洲中心論色彩，又有意地夸大羅曼·雅可布遜的個人功績，其實在莫斯科語言學小組成立的前一年，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就已經在《詞語的復活》中有了雛形，在1917年發展成熟，此后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
第二，除了對其理論背景的分析，歐美學者對以“陌生化”理論為代表的俄國形式主義理論與俄國、歐美的一些相關理論進行對照研究，涉及較多的是將俄國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做比較分析。貝內特在《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重點分析了俄國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批評的關系，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以“陌生化”為核心的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堅持文學的自主性，而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堅持認為文學作品一定要放在它們所產生的政治、經濟環境中才能被理解，才存有價值；俄國形式主義者主張文藝的價值在于通過“陌生化”手法而使讀者獲得美感，與政治沒有任何關系，馬克思主義者則相反，認為政治使命是文藝作品的重要任務之一。其實，什克洛夫斯基前期的“陌生化”理論乃至整個俄國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之間存在的直接對話很少，尤其在二三十年代，當時的社會學批評把它視為異端，很少提及，直到什克洛夫斯基后期理論中，才開始出現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端倪。但由于二者在俄國的特殊地位，西方研究者還是比較熱衷于做二者的比較研究。除此，“陌生化”理論與歐美的其他流派，如結構主義、符號學等理論的比較研究也很多。
第三，批判地接受以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論為代表的俄國形式主義理論的前提下建構自己的理論，比較成功的如韋勒克和沃倫的《文學理論》，韋勒克本人就直接宣稱過自己的理論與俄國形式主義有一定的淵源關系，而且，在論述中多處有俄國形式主義的影子及與其相似的地方。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中將文學研究分為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這里的內部研究與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論》中說的“我在文學理論中研究的是它的內部規律”中的“內部規律”，盡管在具體內涵上不盡相同，但相對于傳統的文藝研究卻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時，韋勒克和沃倫還贊同對傳統“內容和形式”二分法的批評，認為傳統的二分法會遇到很多麻煩。韋勒克和沃倫提出的“材料”“結構”二分法，與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材料”“形式”的劃分也頗有幾分相似。
歐美對什克洛夫斯基詩學的分析較我國全面且深入，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由于雅可布遜在語言和學術經歷等方面的優勢，其光環遮蔽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詩學價值，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論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第二，有歐洲中心論的色彩，在什克洛夫斯基乃至整個俄國形式主義形成的思想淵源上夸大歐美的影響；第三，忽視什克洛夫斯基后俄國形式主義時期敘事理論的發展，沒有對它與馬克思主義批評和諧共生的存在狀態做清晰地描繪。
（二） 俄羅斯研究現狀評述
俄國形式主義在其本國從20世紀20年代末被迫消退以后，學界直至50年代中后期才恢復對它的關注，重新開始出版、研究。從普希金的《文學作品的內容、材料與形式問題》（1921）、《文藝學中的形式主義方法》（1928）到當代層出不窮的研究專著、論文，如Юрий Цивьян. Жест революции, или шкловский как путаник.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ра Калмыкова. Манделыштам и Шкловский : об оснншения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既有為什氏等俄國形式主義者恢復名譽的聲音，也有深入研究的個案，對什氏的研究較我國全面，包括對他的“陌生化”理論、敘事理論、自傳體散文的研究等，近年來，對什氏的研究重點集中于對其后期詩學理論的挖掘。但總體上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對什克洛夫斯基最具特色的“陌生化”理論的美學價值有所忽視，并且對其詩學方法論缺失總體上的概括、總結。第二，盡管對敘事學理論的各方面展開了深入研究，而且對其散文作品也做了批評式闡釋，但二者之間的關系沒有引起注意，其實，什克洛夫斯基在俄國形式主義時期的敘事理論與散文創作之間存在著不和諧，其散文創作卻與后俄國形式主義時期的詩學理論主張相符，其前期理論與藝術實踐之間形成的悖論可以幫助我們更理性地認識什克洛夫斯基的詩學。
（三） 國內研究現狀評述
目前，國內對什克洛夫斯基詩學理論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單獨研究什克洛夫斯基個人，但目前沒有研究其專著，且僅有論文數十篇；二是將其放在俄國形式主義流派中來分析，這一研究方向占多數。目前譯介出版的有關俄國形式主義內容的作品有張冰的《陌生化詩學》、方珊的《形式主義文論》、劉萬勇的《西方形式主義溯源》、楊向榮的《詩學話語中的陌生化》等。除此，還有一些美學史、文論史著作有俄國形式主義的專節研究或有涉及其理論的部分，同時，國內相關的研究論文有100多篇。總體而言，涉及什氏的內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集中探討“陌生化”的理論內涵。劉萬勇在《西方形式主義溯源》中指出：對俄國形式主義來說，最主要的不是怎樣去研究文學，而是明確文學研究的對象到底是什么。在這一問題上各研究者的意見較“一致”，俄國形式主義研究的核心可以概括為“文學性”與“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在1914年發表的《詞語的復活》中就已經有了雛形，嗣后不斷充實、發展并成為其重要的理論精髓，同時也影響著整個俄國形式主義理論的發展。對“陌生化”理論內涵的分析隨之成為人們探討的核心。
第二，將“陌生化”理論與中外的相關理論做比較分析。一方面，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在古今中外找到了很多“共鳴”，同時，也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興趣。被提及較多的如康德、布萊希特，中國的葉燮、王國維等人。馬大康在《陌生化與文學功能結構》中就做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與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的比較，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突出了文學的藝術特征（審美特征），令讀者專注于藝術特征本身而使文學成為不及物的自我目的物，而對于布萊希特，“間離效果”則是為了藝術自身以外的目的，即認識和批評社會現實。另一方面，還有一些流派的發展直接或間接受到“陌生化”詩學的影響，如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符號學、接受理論等。張冰在《陌生化詩學》中列專節分析“陌生化”理論與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的關系，其中，專門分析了俄國形式主義與接受美學和接受理論。認為接受理論和接受美學正是沿著俄國形式主義止步的地方開始建構自己的理論，俄國形式主義以隱在讀者及其感受力為批評標準和價值中心的理論架構，給了接受美學和接受理論以重大啟發。由此可以看出，什氏的“陌生化”理論或者說俄國形式主義的出現，對整個20世紀文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建設性影響。
第三，用“陌生化”理論研究中外的文學文本。“陌生化”理論鮮明地突出了作品的方法特征，重視作品本身，而文學藝術又以獨創為基本旨歸。常見的如《紅樓夢》，魯迅的《秋夜》，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康拉德的大部分作品，中國古典詩、詞、曲等。同時，“陌生化”理論不僅限于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同時還被應用到繪畫、音樂、建筑等領域，尤其是現代藝術甚至被看作是“陌生化”理論在某種程度上的實踐。魯迅的《秋夜》的開頭寫道：“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魏家駿認為，這正是語言的“陌生化”效果，魯迅的目的不是告訴我們這兩棵棗樹的存在，而是讓我們感受到它們，魯迅在這里造成一種“語感”，想要表達此刻的復雜情緒。徐天河專門談了《紅樓夢》中的一些“陌生化”細節，如劉姥姥醉臥怡紅院的情節，通過劉姥姥這樣一個鄉下老婦人的視角描寫了大觀園中的一些場景；通過黛玉初到榮國府，又以黛玉這個獨特的身份和境遇之下的體驗視角，描寫了另一番的榮國府。在《紅樓夢》中這樣的例子很多，由此可見，曹雪芹高超的藝術技法，同時，也印證了“陌生化”理論的獨特價值。除此，還有研究俄國形式主義理論時提及什氏的藝術論、敘事理論中的個別言論。
而目前對什克洛夫斯基詩學的現有研究成果中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局限：一是對什克洛夫斯基詩學的認識不夠全面，目前主要是對其“陌生化”理論展開研究，但對其詩學中“陌生化”理論之外的詩語理論、敘事理論、藝術論等的研究嚴重不足；二是由于譯介的文獻資料的限制，目前對什克洛夫斯基詩學理論的思想淵源、基本內涵等內容的認識有所偏頗，如對其詩學的語言學基礎的認識，一般將其概括為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其實什克洛夫斯基的老師博杜恩·德·庫爾德內的社會—心理語言學才是其理論真正的語言學源頭；三是對一些理論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如“陌生化”理論的內涵、邏輯發展過程，敘事理論等，如常談到敘事理論對20世紀敘事學的影響，但具體影響何在，其敘事理論的真正內涵何在，一直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
可以看出，對于什氏詩學理論，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無論是深入挖掘基本理論內涵方面，還是比較研究及應用分析上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我們的路依然很漫長，對于什氏詩學理論的認識上還有很多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未被研究的處女地。所以說，對什克洛夫斯基詩學的研究還在路上。
三 研究方法與內容
本書以全面把握什克洛夫斯基的全部詩學著作，充分研讀國內外現有研究成果，以其前期和后期，即俄國形式主義和后俄國形式主義兩個階段的詩學理論為主要研究對象。對于什克洛夫斯基詩學理論的研究，首先要將其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及歐美詩學、語言學發展的背景中闡釋，其詩學理論的提出無法離開其理論語境，反過來說，也只有這樣將文學藝術淪為文化附庸的語境才直接推動了什氏詩學的提出。縱觀什氏整個詩學理論的發展，其變化性特征毋庸置疑，所以，我們也要以變化的理論視野觀照其詩學發展，闡釋其具體的發展變化及其深層動因和影響。
什克洛夫斯基詩學理論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部分，即陌生化理論、詩語理論和敘事理論。所以，作為對什氏詩學整體研究的第一次嘗試，本書以什氏詩學的基本分類作為框架，這樣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其理論脈絡和發展走向，但各部分又不是獨立的。這樣的劃分只是為了方便闡釋和說明，其詩學理論的核心為陌生化理論，它的發展從根本上決定了詩語理論和敘事理論的發展，而詩語理論和敘事理論也不能絕對地分開，什氏的“詩歌”一詞有時專指詩語的發展，有時泛指與非藝術作品相對的所有文藝作品，而敘事理論中，有敘事詩這樣的過渡文學樣式，如此等等。
什克洛夫斯基作為俄國形式主義理論的奠基人之一，對各成員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他的一些過激理論觀點也受到了成員的批評。如他和雅可布遜同為俄國形式主義兩顆璀璨的明星，同樣追求陌生化效果和文學性的獨特詩學價值，但在具體理論闡釋的時候由于對詩學與語言學之間關系的不同認識，導致二者呈現出巨大的理論差異，最終也導致兩人關系的破裂。同時，不僅什氏詩學的提出受到當時理論環境的影響，它的發展也與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在俄羅斯，包括什氏在內的俄國形式主義詩學理論的蓬勃發展，形成了與社會學批評的對陣局面；在歐美，對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敘事學等理論流派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什氏后期詩學的修正與發展與它們的發展也不無關系。所以，無論對什氏詩學的全面、深入了解，還是對20世紀俄羅斯及歐美詩學發展的研究，都無法割裂二者之間的重要關系。
縱觀什氏詩學理論的發展，盡管其重要影響不言而喻，但為了對其有完整而真實的認識，還要堅持辯證分析的態度，客觀地總結其詩學理論的局限之處，這并不是否認其理論價值，而是為了對其有更加理性的認識。什氏詩學中，除了被人們指責較多的前期對內容的摒棄，還包括對生活語言等各種非文學語言的藝術價值的忽視，為了更好地讓對方接受，生活語言不僅重實用價值，同時也注重將其更好地傳達的表達方式，這使很多生活中的語言表現出了生動形象的特征，令人難以忘懷；其詩學中還表現出很多理論悖論，如一方面強調藝術形式經過多次的觀照之后對讀者而言就會成為自動化的對象，另一方面又強調藝術價值的永恒性。與此同時，還要開展對什氏詩學的批評的再批評，立足于什氏詩學全部著作反觀國內外研究者對其所作的闡釋，對其最大的誤解在于認為什氏詩學后期完全走上了社會學批評的老路。什氏后期盡管承認內容在文本中的合法性，提出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文學觀，但他強調的內容并非針對現實生活問題的解決，而是將關注點躍升為對整個人類彼岸精神世界的關懷，彰顯了其高遠而宏大的人文情懷，同時，這種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依然不違背陌生化理論的基本精神，依然遵循開始始于驚詫的理念。
什氏詩學不僅在歐美詩學發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價值，而且對于我們今天人類生活的發展也意義重大，在物質生活高速發展的當下，精神生活不能缺失，它才是人類真正的幸福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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