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國際關系理論方面一本重要著作，結合統計分析、案例研究和社會調查，考察了與資本主義有關的國內制度（私人產權與競爭性市場結構）是如何推動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國家間和平的。本書利用大量歷史證據闡明了這些觀點廣泛的適用性及其對重大歷史事件新穎的解釋能力，這些研究發現表明，與民主國家間和平相比，這種資本主義式和平在歷史上似乎更具說服力，而且在后“9·11”世界當代美國對外政策應該推動經濟自由化而不是民主。
中文版序
似是而非的是，資本主義是否促成和平或戰爭的問題已成為數世紀以來哲學論斷以及各種爭論的主題，然而該問題并沒有得到現代研究技術有力的檢驗。為此，《和平的無形之手》把統計分析、案例研究以及社會調查結合起來，考察了與資本主義有關的國內制度，即私人產權與競爭性市場結構是如何推動過去兩個世紀國家間和平的。本書利用大量歷史證據闡明了這些觀點廣泛的適用性及其對重大歷史事件新穎的解釋能力，如19世紀末英美友好關系的出現、一戰的爆發、海峽兩岸沖突的變遷等。這些研究表明，與民主國家間和平相比這種資本主義（式）和平在歷史上似乎更具說服力，而且在后“9?11”世界，當代美國對外政策應該推進經濟自由化而不是民主。
非常高興的是，拙作有幸被譯成中文。筆者由衷地感謝中央財經大學國防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向中國學者提供了分享本人作品的機會，也特別感謝陳波博士、白云真博士、劉建偉博士在翻譯本書過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最后，筆者真誠地希望中國學者對此提出批評性與建設性的意見。
帕特里克·J.麥克唐納
2010年9月20日
致 謝
因為沒能及時完成此項目，xi筆者由此深感內疚。盡管如此，這種拖延為從更大范圍擴充本書提供了機會，因此筆者希望這是值得的。特別感謝筆者的三位導師：戴夫·羅（Dave Rowe）、埃德·曼斯菲爾德（Ed Mansfield）、哈里森·瓦格納（Harrison Wagner）。當我獲得碩士學位而準備就業時，戴夫設法將我留在了研究生院。筆者認為，任何工作都不會比這更有價值了。戴夫的各種研討會繼續促使筆者重新思考自己的觀點。他關于一戰的著作催生了本書的最初觀點。即使埃德早就清楚連筆者自己都不知道的困惑，他仍然不斷提供堅定的鼓勵和有益的忠告。筆者盡力以埃德為榜樣，最大程度地學會了細致的研究。筆者曾經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克里斯托弗·布朗（Christopher H.Browne）國際政治研究中心進行博士后研究。這為筆者提供了進一步修改的時間與自由，以使其有別于自己的博士畢業論文。筆者曾經在費城生活，這使我們有機會成為好友。對此，筆者不勝感激。2004年筆者在奧斯汀得克薩斯大學參加了面試，很快確認一定不能錯過與哈里森·瓦格納成為同事的機會，從他那里學到的知識比自己預期的還要多。哈里森不知疲倦地反復閱讀了該書稿，并擠出無數的時間與筆者討論書稿中的觀點。他的耐心、遠見和樂于助人是最好的禮物。
特別幸運的是，三個重要機構（俄亥俄州立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與得克薩斯大學）的許多學者對書稿提出了重要的反饋意見。現在回想起來，若沒有這些，xii筆者也許會疏忽或一筆帶過本書的很多內容。感謝在各個階段所有閱讀書稿的學者，以及那些與自己激蕩思想的朋友。非常幸運的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戴夫·羅、埃德·曼斯菲爾德、約翰·米勒（John Mueller）、蒂姆·弗賴伊（Tim Frye）作為筆者的學位論文委員會委員，給筆者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見。由此筆者仍然記得那最富成效的兩個小時的答辯。感謝研究生院的同事們：戴維·貝爾斯（David Bearce）、保羅·弗雷茨（Paul Fritz）、約維·戈特翟克（Yoav Gortzak）、安德烈婭·格羅夫（Andrea Grove）、約拉姆·哈弗特爾（Yoram Haftel）、特德·萊曼（Ted Lehmann）、喬恩·佩弗豪斯（Jon Pevehouse）、克里斯·肖勒（Chris Scholl）。他們耐心地反復討論了本書的最初觀點。特別感謝凱文·斯維尼（Kevin Sweeney）：即使我們上同樣的課程，以同樣的速度進步，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和思考方式卻很不一樣。毋庸置疑的是，這些差異使本書變得更好，非常感謝這種長存的友誼。
感謝賓夕法尼亞大學布朗國際政治研究中心與政治科學系的博士后獎學金，因此筆者才能夠有機會在兩個方面擴充本項研究。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時，筆者就開始研究19世紀的全球化。艾弗里·戈爾茨坦（Avery Goldstein）促使筆者思考把自己的觀點如何運用到東亞政治，特別是對中國的研究中。如果沒有艾弗里的督促與支持，筆者也許不會完成本書的第8章。筆者非常感激艾弗里鼓勵自己所從事的研究，因為正是這種鼓勵豐富了自己的思想。筆者也要感謝戴維·魯索（David Rousseau）與魯迪·西爾（Rudy Sil）。當筆者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時，他們兩位總是不斷地對敝人的研究項目或學術產生共鳴。
得克薩斯大學所提供的良好環境，使筆者能夠完成這個研究項目。許多同事對本書非常感興趣，他們幫助筆者艱難地奮力前行，或閱讀了部分書稿，或對如何克服問題提出了建議。感謝佐爾坦·巴拉尼（Zoltan Barany）、加里·弗里曼（Gary Freeman）、尤金·戈爾茨（Eugene Gholz）、吉姆·格拉納特（Jim Granato）、羅恩·克雷布斯（Ron Krebs）、羅布·莫澤（Rob Moser）、巴特·斯帕羅（Bat Sparrow）、德溫·斯托弗（Devin Stauffer）與彼得·特盧布維茨（Peter Trubowitz）。盡管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離開了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筆者仍然十分感謝這個執教團隊。他們是賈森·布朗利（Jason Brownlee）、賈森·卡塞拉斯（Jason Casellas）、肯·格林（Ken Greene）、安迪·卡奇（Andy Karch）、埃里克·麥克丹尼爾（Eric McDaniel）、塔沙·菲爾波特（Tasha Philot）、約翰·塞茲（John Sides）、伊斯梅爾·懷特（Ismail White）與科琳·麥康瑙希（Corrine McConnaughy）。他們允許筆者在研究小組會上報告與交流該項目的大部分內容，對手稿提出了很好的建議，這使我獲得了工作之外的許多快樂。特別感謝喬治·加弗利斯（George Gavrilis）、特里·查普曼（Terry Chapman），因為他們慷慨地貢獻了自己寶貴的時間，xiii再三地閱讀書稿的許多部分。筆者也特別感謝林（Tse-min Lin）就我對臺灣問題的研究給予的指導與鼓勵。感謝瑪麗·洛夫（Mary Love）、奇史安·利奧（Chihshian Liou）、尤金·庫安（Eugene Kuan）與馬克·拉布雷利（Mark LaBrayere）的極大幫助。
許多美國之外的人士也對筆者的研究提供了幫助。感謝臺灣文化與經濟代辦處休斯頓分部邀請筆者在2005年之夏參加中國臺灣地區的學術代表團。感謝凱茜·陳（Cathy Chen）與安杰爾·劉（Angel Liu）在學術訪問中提供的便利以及對所有關于中國臺灣問題的解答。筆者的得克薩斯大學同事劉學成（音譯）幫我組織了2005年對中國的訪問。筆者曾經在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進行研究，特別感謝史志欽、閻學通和袁玉紅所做的許多周到安排。特別感謝得克薩斯大學兩位研究生奇史安·利奧和尤金·庫安在我2006年的中國臺灣學術之行中的精心準備與幫助。如果沒有他們，筆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感謝索爾茲伯里的馬克斯（Marquess）允許筆者在第6章中引用其家庭檔案。
筆者非常幸運能在各個階段獲得對這項研究的資金支持。美國哲學學會的資助使筆者能夠在2005年之夏到英國進行檔案研究。得克薩斯大學負責研究的副校長辦公室為筆者的中國和中國臺灣之行提供了資助。得克薩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基金準許我一個學期的學術休假，從而使我有充裕的時間完成書稿。
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曾以論文的形式先期發表過，其中第3章和第4章的部分內容2004年曾以《和平經由貿易或是自由貿易？》為題在《沖突解決》雜志上發表。第3章和第9章的部分內容2007年曾以《和平與錢袋子》為題發表在《美國政治科學》雜志上。第3章和第5章的部分內容2007年曾以《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戰”前的全球化與沖突》為題發表在《世界政治》上。第10章的部分內容2007年亦以《大戰略的復興：尚未使用的美國市場權力》為題發表在《華盛頓季刊》上。感謝塞奇（Sage）出版社、布萊克威爾(Blackwell)出版公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與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允許筆者在本書中再使用這些論文。
最后，我最應該感謝的是我的家人，因為在撰寫自己生平第一本學術著作時，他們忍受著一個研究生和助理教授所面臨的挑戰。我的母親多琳（Doreen）與姐妹海迪（Heidi）始終如一地鼓勵和支持我。她們知道我們長期以來所面臨的挑戰。實際上在項目開始之前筆者就可能無緣這個研究項目。我的妻子迪安娜（Deanna）非常大度地原諒我再三地未能按時赴約，而且不斷寬慰我，從而使我能安心地在正確的道路上前行。我十分欣慰能把這本書和自己全部的愛獻給她。
帕特里克·J.麥克唐納（Patrick J.McDonald），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系副教授。2002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獲得政治科學博士學位，隨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布朗國際政治研究中心做了為期兩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白云真，中央財經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副主任，國防經濟與管理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博士，中央編譯局政治經濟學博士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博士后。
劉建偉，中央財經大學國防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碩士、復旦大學法學博士。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國家經濟動員辦公室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重大課題，參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等課題多項。
致 謝
第一章 美國大戰略與自由和平論
對自由和平論的修正
和平的無形之手
本書的結構
第二章 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戰爭觀
市場對公共權威的約束
古典自由主義的戰爭觀
戰爭的原因：利益與結構
新古典自由主義的戰爭觀
總結
第三章 解讀無形之手
和平的錢袋子
全球化、創造性毀滅與和平
總結
第四章 自由經濟制度與2世紀的和平
公共產權與軍事沖突：一項經驗性檢驗
自由貿易與和平：一項經驗性檢驗
總結
第五章 第一個全球化時代的自由貿易與和平
自由主義經濟秩序？
19世紀自由貿易與和平？
總結
第六章 從競爭到友誼
英美關系、方法以及自由和平
俄勒岡爭端
委內瑞拉、金本位以及全球性權力的出現
俄勒岡、委內瑞拉與自由和平
資本主義與和平？美國全球性權力的出現
第七章 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阿喀琉斯之踵”？
為戰爭做好準備：鐵、黑麥與德俄沖突
資本管制、法俄聯盟以及195年后俄國復蘇的開始
公共產權與俄國鳳凰涅槃
俄國與軍備競賽
俄國與德國預防性戰爭的決策
總結
第八章 臺灣海峽的和平？
兩岸關系
經濟改革與中國對外政策的克制
中國經濟軌道與臺灣創造性毀滅的政治
所有其他條件并不相同
總結
第九章 無形之手或投票箱？
一戰后民主和平的出現
私人產權、民主與1945年后的和平
總結
第十章 資本主義與美國和平性市場權力
資本主義與和平
理論發展：趨向全球市場結構
從理論到政策意義
參考文獻
索 引
譯后記
表目錄
表3.1 戰爭的一般機制
表4.1 國家每年參與新軍事沖突的平均值
表4.2 成對國家的檢驗（197～21年）
表4.3 模型1所預測沖突的可能性
表4.4 成對國家的檢驗（197～21年）
表4.5 以貿易與關稅交互方式對成對國家的檢驗（197～21年）
表4.6 模型1與表4.4所預測的沖突可能性
表5.1 主要經濟體出口額指數（182～1989年，1913=1）
表5.2 關稅收入占中央政府總稅收的比例
表5.3 單向國家的統計檢驗（1865～1914年）
表5.4 所預測的沖突可能性（1865～1914年）
表7.1 一戰前俄國政府收入與開支
表9.1 成對國家的檢驗（1816～21年）
表9.2 單向國家的模型（1816～21年）
表9.3 成對國家的檢驗（197～21年）
表9.4 表9.3模型2中“民主”與“公共產權”變量有條件的系數與標準誤差
表9.5 單向國家層次的結果
新書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