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片斷
終其一生，王國維都處在對人生意義的探尋當中。
22歲之前，他在家鄉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卻在科舉考試時棄時文帖括八股而不為，“不終場而歸”，棄絕了傳統的仕進之路。
30歲之前，他醉心于西方的哲學美學，深受叔本華 、尼采、康德等人哲學思想的影響，尤其服膺于叔本華唯意志論的悲觀主義哲學，借哲學“探索宇宙人生之真理”。
30歲之后，他深感“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他的嗜好漸由哲學轉入文學，“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也”。
《人間詞》《人間詞話》即是他尋求心靈之慰藉、靈魂之安頓的實踐與理論的產物。《人間詞》多擺脫了抒寫離情別緒、寵辱得失的俗套，重在展現個體的人在蒼茫宇宙中的悲劇命運，是對生命與靈魂的拷問。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筆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飄忽、悲歡無據之意境，亦即無可免之悲劇”，流露出深沉的憂生憂世的生命色彩。憂生是對生命的憂患，抒寫個體對生命的理想、焦慮、追求、失望。有一種無法揮除的孤獨感貫注其間，它的情調總是悲愴的。憂世是對人世的憂患，以抒寫人情世態、展示人世百相為底本，揭示人世的困厄、艱難、凋敝。它所面對的大多是人世的痛苦。《人間詞》對生命與靈魂的拷問，對人世困厄的反思，大大拓寬也加深了傳統詞境的表達。
《人間詞話》是對《人間詞》作的理論反思與總結。詞話中對憂生憂世之作也是大加褒揚。他認為李后主之詞高于宋徽宗，就在于前者跳出了一己之悲歡，“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他認為詩有政治家之眼與詩人之眼之別，“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他認為“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表現了詩人之憂生。這兩句詩，表現的都是個體在蒼茫宇宙間孤獨地尋找的主題。“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誰家樹”表現的是詩人之憂世。這兩句詩表現的都是天地蒼茫，人卻失路的無措無力感。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在人生志趣和治學方向上又一次發生了轉折。文學中尋求慰藉之不可得，靈魂終無法得到安頓，他轉而埋頭于古文字、古器、古史地研究，陷入純粹的考據之學中。于喧囂的人世里在考古中尋求最純粹的寄托。
與文學上超越時代相反，在政治上他卻越來越趨于保守。他以清朝遺老自居，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他以秀才身份，被溥儀破格召見，并任“南書房行走”。當溥儀被逐出宮，他視為奇恥大辱，欲投河自盡而不得。在“君辱臣死”心靈陰影的籠罩下，他最終以自殺而“完節”。王國維之死因，眾說紛紜。與他精神相通且為至友的陳寅恪先生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以一遺民絕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于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茫茫宇宙，唯有一死。王國維最終以“死”結束了他帶有悲劇色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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