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小說全集》收錄了契訶夫自1880年到1903年間創作的中短篇小說近五百篇，完整地反映了契訶夫各個時期的小說創作，為目前國內收錄zui全的版本。
短篇小說之王的畢生杰作
可以反復重讀的文學經典
毫無疑問，他是那種絕對經得住時間考驗、常讀常新的作家，為加深對他的理解，讀全集是zui好的選擇。
——新京報
他自然到毫不著力、看不出技巧的技巧，他采自日常生活、又似天外飛來般妙不可言的人物語言，他對于“現實世界的抒情本質”的闡發，都足以幫助我們回到源頭，整理被二十世紀文學清洗過的頭腦，激發起對小說本質和文學理想的重新認識。
——新浪文化
我誠心誠意地建議諸位盡可能經常地拿出契訶夫的書來讀讀，并按照作者的意圖陷入遐想。
——納博科夫
俄羅斯的短篇小說是契訶夫同普希金、屠格涅夫一道創立的，他們都是“不可企及”的。
——高爾基
契訶夫是一位無可比擬的藝術家，他創造了新的，在我看來是對全世界都是全新的文學形式。
——托爾斯泰
毫無疑問，契訶夫的藝術在整個歐洲文學中屬于zui有利、zui優秀的一類。
——托馬斯·曼
人們對我說，卡特琳曼斯菲爾德寫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說，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說；但是，在讀了契訶夫后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聽了一個聰明博學的醫生講的故事后，再聽一個尚年輕的老處女竭力編造出來的故事一樣。
——海明威
在好的評論家的心目中，沒有一個人的小說占有比契訶夫更高的位置。
——毛姆
契訶夫的小說創作（代前言）
一
契訶夫有無數的知音，《洛麗塔》作者納博科夫（1899—1977）應是其中較有公信力的一位了吧，這位美籍俄裔作家曾向普天下的讀者進言：“我誠心誠意地建議諸位盡可能經常地拿出契訶夫的書來讀讀（即使經過翻譯走了樣也不要緊），并按照作者的意圖陷入遐想。”
讀過好書之后“陷入遐想”，這是閱讀的一種很高的境界。我們知道一些杰出的讀者，在閱讀了契訶夫的作品之后是如何“陷入遐想”的。
高爾基說：“閱讀契訶夫的小說，感覺自己像是置身于一個憂郁的秋日。”
曹禺說：“讀畢了《三姐妹》，合上眼，眼前展開那一幅秋天的憂郁。”
契訶夫與其他的19世紀俄國文豪的不同，是他的作品派生出了一個“契訶夫情調”的文學概念。高爾基和曹禺讀了契訶夫作品之后的遐想與感悟，恰恰給我們掀開了一點“契訶夫情調”的面紗。
其實，契訶夫本人就曾把“秋天”和“憂郁”聯系到了一起的。他那篇膾炙人口的小說《帶閣樓的房子》（1896）里，就有這樣一句：“那是八月間的一個憂郁的夜晚——說憂郁因為已經有了秋天的氣息。”
這樣，我們就明白了。所謂“契訶夫情調”，就是一種略帶憂傷的美。千千萬萬的有審美感應力的讀者自然是會欣賞這樣的文學情調的。
然而，契訶夫也有“怒目金剛”式的作品的，如《第六病室》。有良知的好端端的人，竟被關進監獄般的“第六病室”了。少年列寧讀了這篇小說后也產生了“遐想”，以為自己也被關在這所監獄里了。
剛剛提到了《帶閣樓的房子》，讀過這篇小說的都記得結尾那一句：“米修斯，你在哪里？”這一句略帶憂傷的抒情的問語，立即能喚起讀者對于一個可愛的人物命運的遐想。當然還要思索我們的生活，思考我們應怎樣生活得更合理……
契訶夫有篇并不出名的小說《謎樣的性格》（1883）。一個作家聽一個美女講她的奇怪的身世：她渴望著過幸福的生活，但卻兩度嫁給了富有的糟老頭。作家聽了她的故事后，“嘆了口氣，帶著心理專家的神情沉思起來”。
當然，讀者讀了同樣是契訶夫創作于1883年的小說，如《一個官員之死》、《胖子與瘦子》，也會“嘆了口氣，沉思起來”的。
納博科夫在一篇隨筆中說：“我似乎是與契訶夫坐在同一條船里，我喜歡這樣的并肩相伴。安東?巴甫洛維奇在垂釣，而我在欣賞水面上飛舞的蝴蝶。”
多么浪漫而又令人神往的“遐想”！只有像納博科夫那樣的天才讀者，通過閱讀契訶夫，在心靈上與契訶夫接近了，接近到了可以產生與他“并肩相伴”、“同船過渡”的“遐想”。
二
契訶夫有句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姐妹。”這句話出自他1889年4月11日寫給他哥哥亞歷山大的一封信。而在三天前的4月8日，契訶夫在給蘇沃林的信中，發表了同樣的觀點：“學著寫得有才氣，就是寫得很簡潔。”
有個實際的事例可以說明契訶夫對于簡潔的追求。
1886年契訶夫寫了篇小說《玫瑰色的襪子》。小說主人公索莫夫娶了個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婆，但他并不介意。“怎么的？”索莫夫想，“想著談談學問上的事兒，我就去找納塔麗婭?安德烈耶芙娜……很簡單。”但《花絮》主編列依金發表這篇小說時，自作主張在小說結尾處加了一句：“不的，我不去，關于學問上的事兒，我可以跟男人們聊聊。他做了最后的決定。”盡管列依金是契訶夫的恩師，但契訶夫還是用幽默的口吻寫信去表示了異議：“您加長了《玫瑰色的襪子》的結尾，我不反對因為多了一個句子而多得八戈比稿酬，但我以為，這里與男人不相干……這里說的僅僅是女人的事……”
契訶夫惜字如金，他的小說不少是開門見山的。
像《胖子與瘦子》（1883）——“在尼古拉葉夫斯基鐵路的一個火車站上，有兩個朋友，一個是胖子，一個是瘦子，碰見了。”
像《牽小狗的女人》（1899）——“聽說，海邊堤岸上出現了一張新面孔——一個牽小狗的女人。”
《牽小狗的女人》是契訶夫的一個少有的寫愛情的小說，但小說里見不到一點男女主人公之間的肌膚相親的場面，契訶夫只是告訴我們：“只是到了現在，當他頭已經白了，他才真正用心地愛上了一個人。”然后就是寫兩個人分手之后的長相思，也寫到了幽會（但沒有用筆墨去描摹幽會的浪漫場面），而小說的結尾一句也是能讓讀者與兩個相愛著的男女主人公一起“陷入遐想”的：
“似乎再過一會兒，就會找到辦法了，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開始了。但他們兩人心里都清楚：距離幸福的目的地還很遙遠，最復雜和困難的路程才剛剛開始。”
說契訶夫式的“簡潔”，我還想拿小說《阿紐塔》（1886）作例。阿紐塔是學生公寓里的一個女傭，二十五歲光景，她服侍的對象是個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克留契科夫，她唯命是從地聽從這位大學生的使喚，還“與他同居”。這天，克留契科夫已經動了將要辭退阿紐塔的念頭，說：“你要知道，我們早晚要分手的。”而在這之前，契訶夫只用了短短的一段文字交代了阿紐塔的生活“前史”：
“在這六七年間，她輾轉在這些公寓房子里，像克留契科夫這樣的大學生，她已經交往過五個。現在他們都已大學畢業，走上了人世間，當然，他們也像所有的有身份的人一樣，早就忘記了她。”
我讀到這里，心里升起了莫名的惆悵，同時也被契訶夫的簡潔的筆法所感染。我由眼前的克留契科夫而想象到了阿紐塔之前侍候過的五個大學生的面影，又由那五個大學生的行狀而想到克留契科夫“走上了人世間”后也會把阿紐塔忘得一干二凈。
三
還在莫斯科大學醫學系念書的時候，契訶夫就開始文學創作，那時他都往幽默刊物投稿，而且署的都是筆名，用得最多的筆名是安東沙?契洪特，所以也有學者把這契訶夫初登文壇的時期稱為“安東沙?契洪特時期”。而且研究者們都傾向于把《一個官員之死》（1883）、《胖子與瘦子》（1883）、《變色龍》（1885）、《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等視為眾多幽默小說中的杰作。
契訶夫是懷著什么樣的人文精神與道德訴求踏上文壇的呢？這可以從他的兩封書信中看出端倪。
1879年4月6日，契訶夫給弟弟米沙寫信說：“弟弟，不是所有的米沙都是一個樣子的。你知道應該在什么場合承認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尊嚴。”
1889年1月7日，契訶夫寫信給蘇沃林說：“您寫寫他吧，寫寫這個青年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擠出去的。”
一個小小“文官”在一位將軍面前的恐懼；一個“瘦子”在一個“胖子”面前的諂媚；一個“警官”在一只可能是將軍家的“小狗”面前的出乖露丑；一個“一看見有人犯上就冒火”的“中士”，都丟掉了“人的尊嚴”，暴露了“身上的奴性”。契訶夫通過對于人身上的“奴性”的入木三分的揭露，張揚的正是維護人的尊嚴的人文主義精神。
除了“奴性”外，契訶夫還發現另一種人性的扭曲，那就是普通人不甘于當普通人的浮躁。因此，我以為在《一個官員之死》之前發表的《欣喜》（《喜事》，1883），也是值得一讀的契訶夫早期創作中的佳作。
這個幽默作品寫一個十四品文官是怎樣因為在報紙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而欣喜欲狂的——“現在全俄羅斯都知道我了！我名揚全國了！”
而這位官職低得不能再低的文官是因為什么才名字上報的呢？原來是因為他是一樁交通事故的當事人而名字上了報紙的社會新聞！
后來契訶夫在小說《燈火》（1888）里，也通過一個細節描寫，對“小人物”不甘心當“小人物”的“小人物心理”做了令人憫笑的展示——“……還有一個叫克羅斯的人，想必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吧，他是多么深切地意識到了自己的渺小，以至于使出狠勁，將自己的名字用小刀往公園亭子欄桿上刻進去一寸深。”——這是俄羅斯式的“到此一游”。
這就是為什么高爾基能從契訶夫的這些幽默小品中，“聽到他因為對那些不知道尊重自己人格的人的憐憫而發出的無望的嘆息”。
“契訶夫小說選”的選家一般都不會漏掉《一個官員之死》等幽默小品名篇，我想除了它們的幽默品質、思想力度外，也因為它們可稱契訶夫的簡潔文筆的典范。
舉知名度最高的《一個官員之死》作例。
在所有的幽默小品中，《一個官員之死》是最接近“黑色幽默”的。“打噴嚏總歸不犯禁的”，但這個名叫切爾維亞科夫的小官，“在一個美好的傍晚”去看戲，因為打了個噴嚏，而惹了大麻煩。因為他懷疑唾沫星子可能噴到了坐在他前面的文職將軍的身上，于是前后五次陪著小心，惶惶不安地向將軍做出解釋，賠禮道歉，而被這個小庶務官的反復賠罪搞得不耐煩的文職將軍，終于鐵青了臉向他大吼一聲“滾出去！”而小官員聽了這一聲“滾出去”之后，“肚子里似乎有什么東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聽不見，退到門口，走出去，慢騰騰地走著……他信步走到家里，沒脫掉制服，往長沙發上一躺，就此……死了”。
小說的結尾一點都不拖泥帶水，卻凸現了這個小官員之死的荒誕意味。
此外，契訶夫并沒有在這個小官員的外部形態上花費筆墨，他的膽小怕事的人物性格與心理狀態，也是通過人物本身的性格化的動作與言語加以展示的。
四
庫列曉夫教授所著《俄國文學史》（1989）里，在契訶夫生平年表中，專門開列了“1886年3月25日”這一條：“德?格利戈羅維奇致契訶夫的著名信件，熱情贊揚他的才華已經遠遠超出新一代作家群體。這是契訶夫天才的‘發現’。”
格利戈羅維奇（1822—1899）是與別林斯基同時代的文壇前輩，他讀了契訶夫的《獵人》（1885）異常興奮，于1886年3月25日給契訶夫寫信，說《獵人》已有屠格涅夫小說的味道，但在贊美契訶夫的非凡天賦的同時，也希望他要嚴肅地對待創作，不要辜負了自己的天賦。
契訶夫接到信后立即于3月28日給這位文壇長輩寫了回信，信的開頭可以想見契訶夫當時的受寵若驚的激動：
“我親愛的、深深敬愛的佳音使者，您的來信像閃電一樣震動了我。我激動得幾乎要哭泣，現在我的心靈也還不能平靜。我不知該說些什么和做些什么來報答您，就像您撫慰了我的青春，但愿上帝將安慰您的晚年……”
契訶夫的確用實際行動來報答了格利戈羅維奇的眷顧，他決定不再虛擲光陰，無謂地消費才賦。很可注意的是，他在接到格利戈羅維奇的信之后不久，寫了一篇題為《天才》的小說。
這篇小說發表在1886年6月的《花絮》上，寫了三個畫家朋友的爭論，但緊接著契訶夫寫了一段不無感慨的警世之言：
“如果聽一下他們講的，那么前途啦，名望啦，金錢啦，他們已經都到手了。他們竟沒有一個人想到：光陰荏苒，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吃掉別人很多面包，自己的工作卻還沒有做出一點成績。他們也沒有想到：他們三人都受一條鐵面無情的規律約束，根據這條規律，一百個大有希望的新手只有兩三個能夠出人頭地，其余的一概成為廢品，扮演著炮灰的角色而消滅得無影無蹤。”
19世紀后葉的俄羅斯，休閑類的幽默刊物林立，吸引了眾多初登文壇的文學青年，但從這些數以百計的“新手”中脫穎而出、“出人頭地”的也就是契訶夫一人。契訶夫獲得成功的奧秘就是及時地轉移了創作的方向——從幽默文學轉向嚴肅文學。著名文學評論家霍達謝維奇（1886—1939）在契訶夫去世二十五周年時寫了篇《論契訶夫》的文章，用生動的語言描述了契訶夫的“文學轉型”：“契訶夫像是用一只既柔和又嚴厲的手掌摸到了安東沙?契洪特的臉上，說：‘別做怪臉了！別再調皮了！’
“在這只手掌的調教下，他的面孔越來越嚴肅，最后變得非常的憂傷。……契訶夫終于從一個幽默作家變成了一個抒情作家，但繼續以日常生活作為自己的創作素材。在完善自己的寫作技巧的同時，契訶夫同時也改變了對于自己筆下的人物的內在的關系。起初他把他們表現為庸人，繼而把他們表現為怪人，后來把他們表現為普通人，再后來開始在他們身上尋找優點，最終對他們懷抱起巨大的愛。而他們以同樣的愛報答他：契訶夫的俄羅斯熱愛契訶夫，文學人物向自己的作者鼓掌致謝，之所以要感謝他，是因為他用自己的抒情詩為他們的存在做了辯護……”
霍達謝維奇所說的契訶夫“從一個幽默作家變成了一個抒情作家”，也就是契訶夫從安東沙?契洪特回歸到了他契訶夫自身。這轉折的一年就是1886年。
但“轉折”的端倪在1885年就能發現了。像前邊已經提到過的《獵人》。一個村婦對她的“獵人”丈夫的無望的苦戀與等待，是能讓人在心中生出惆悵來的。而《哀傷》（1885）的調子就更加憂郁了。這篇小說通篇說的都是鏇匠格里高里?彼德洛夫的“哀傷”：他與老婆生活了四十年，但從來沒有好好地相親相愛地生活過，現在老婆得了重病，快要死了，他多么希望“再從頭生活一回”，于是，“哀傷出其不意地、神不知鬼不覺地、不請自來地鉆進鏇匠的心里”了。
五
1886年，契訶夫寫了一個像童話一樣美麗的小說《玩笑》。那個名叫納嘉的少女，為了能再次在風中聽到“納嘉，我愛你”這聲神秘的呼喚，冒死從山頂向深淵滑去的少女，真是水靈得可愛。《玩笑》和1888年的《美女》說明契訶夫開始用心抒寫女性之美了。
1886年最重要的作品無疑是《苦惱》。
《苦惱》的題辭引自《舊約全書》：“我拿我的煩惱向誰訴說？……”這篇小說的情節很簡單：剛剛死去了兒子的馬車夫姚納，想把他的喪子之痛講給別人聽，但沒有一個人愿意聽他的訴說，最后，這位馬車夫不得已，只好把他內心的痛苦講給小母馬聽。小說的結尾是這樣的：
小母馬嚼著干草，聽著，聞聞主人的手……
姚納講得有了勁，就把心里的話統統講給它聽了……
這個出乎意外的結尾，當然也顯示了契訶夫的幽默才華，但這個含有眼淚的幽默已經與他早期創作的供人解頤的幽默不可同日而語了。
然而，《苦惱》的價值主要還不是在于它表現了馬車夫姚納的苦惱，而是在于通過無人愿意傾聽姚納的苦惱這一事實，昭示了一個最令人苦惱的人間悲哀，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是20世紀文學的一個主題。而19世紀的契訶夫已經在自己的作品中觸及了這個現代文學的主題。所以我們可以同意這樣一個觀點，契訶夫生活在19世紀，但他的思想屬于20世紀。
自《苦惱》開端的表現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的題旨，后來在契訶夫的作品中一再重復，成了成熟的契訶夫創作的一個潛在的主題。
而且這個主題是不斷深化著的。如果說，在《苦惱》中，我們看到的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還來自人不肯與別人進行交流（別人不愿意聽馬車夫姚納訴說他的喪子之痛），那到了后來，契訶夫想告訴我們：即便是存在著交流，甚至在充分的交流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還是存在隔膜，互相無法在心靈上溝通起來。
1886年，契訶夫也寫有一篇幽默小說《一件藝術品》，在這個精致的小品中，契訶夫也用幽默的手法，展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
而契訶夫也正因為他的這種對于人生困頓的洞察力，使他的創作更具有時代精神。
因此，我們可以贊同德?斯?米爾斯基在《俄國文學史》中發表的一個觀點：“在表現人與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隔膜和難以相互理解這一點上，無一位作家勝過契訶夫。”
六
契訶夫1887年寫的小說里，《信》值得拿出來專門說一說。
《信》得到過柴可夫斯基的激賞。這位作曲家讀過《信》后給他弟弟寫信說：“契訶夫在《新時報》上登的那篇小說昨天完全把我征服了。他果真是個大天才吧？”
這篇小說是圍繞著一封“信”展開的。執事留彼莫夫的兒子彼得魯希卡在外邊上大學，有行為不檢點的過失，執事便去央求修道院長寫封信去教訓教訓兒子。修道院長寫了封言辭十分嚴厲的信。神父看過信后勸執事別把這封信寄走，說“要是連自己的親爹都不能原諒他，誰還會原諒他呢？”經神父這么一勸，執事開始思念兒子，“他盡想好的、溫暖的、動人的……”最后便在修道院長寫的“信后面添了幾句自己的話”，而“這點附言完全破壞了那封嚴厲的信”。
契訶夫用靈動的筆觸，把執事留彼莫夫的心理活動及深藏在心里的父愛描寫得既真實又生動。
“書信”也每每出現在契訶夫的其他一些小說里。試看小說名篇《萬卡》（1886）：九歲的萬卡在一個鞋鋪當學徒，備受店主欺凌，便給鄉下的爺爺寫信求救：“親愛的爺爺，發發慈悲帶我回家，我再也忍受不了啦！”但萬卡在信封上寫了“寄交鄉下的祖父收”，是一封注定無法投遞的死信。這讓讀者讀后愴然有感，知道在契訶夫的幽默里是閃動著淚光的。
《第六病室》（1892）也是契訶夫的一篇小說代表作。“書信”是在小說尾聲出現的。此刻，拉京醫生已經處于瀕死狀態——“隨后一個農婦向他伸過手來，手里捏著一封掛號信……”
這封沒有展讀的神秘的掛號信的內容，想必也應該和正直的拉京醫生的思想相吻合的吧。
拉京醫生在小說里發表了不少激憤的言辭，最讓人動容的是這一句：“您（指無端被關在‘第六病室’的智者伊凡?德米特里奇）是個有思想、愛思考的人。在隨便什么環境里，您都能在自己的內心找到平靜。那種極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種對人間無謂紛擾的十足蔑視——這是兩種幸福，此外人類還從來沒有領略過比這更高的幸福呢。”
19世紀俄國文壇有兩大奇觀——托爾斯泰的日記和契訶夫的書信。
契訶夫留下了四千多件信札，占了他全部文學遺產的三分之一強。在契訶夫的書信里有他的真心情和大智慧。
在柴可夫斯基喜歡的契訶夫的小說中，還有同樣是發表于1887年的《幸福》。這篇小說寫兩個牧羊人（一個年老的一個年輕的）和一個管家在一個草原之夜的幻想——對于幸福的幻想。而在契訶夫的描寫中，草原上的天籟之音成了詩一般的交響：
“在朦朧的、凝固似的空氣中，飄蕩著單調的音響，這是草原之夜的常態。蟋蟀不停地發出唧唧聲，鵪鶉在鳴叫，離羊群一里開外的山谷里，流著溪水，長著柳樹，年輕的夜鶯在無精打采地啼囀。”
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另一位俄羅斯大作曲家拉赫瑪尼諾夫（1875—1943），也是契訶夫作品的崇拜者，他的研究者說，最讓這位作曲家傾倒的，是“美妙的契訶夫的音樂性”。
最早指出契訶夫作品的音樂性的，是俄羅斯戲劇家梅耶荷德，他曾稱契訶夫的劇本《櫻桃園》“像柴可夫斯基交響樂”。
當然，音樂性不僅來自聲響，同樣也來自張弛有致的節奏，甚至來自有意味的無聲的交響。請看《幸福》是如何結尾的：
“老人和山卡（即兩個一老一少的牧羊人——引者）各自拄著牧杖，立在羊群兩端，一動也不動，像是苦行僧在禱告。他們聚精會神地思索著。他們不再留意對方，各人生活在各人的生活里。那些羊也在思索……”
七
契訶夫真正名揚俄羅斯文壇，是從1888年開始的，這一年他因為小說集《在黃昏中》而獲得普希金文學獎。
而1888年最重要的，也是得到了廣泛好評的小說是《草原》。詩人普列什耶夫讀過《草原》，立即給契訶夫寫信說：“我如饑似渴地讀完了它，它是如此的美妙、如此的詩意盎然，柯羅連科也有同感。”
柯羅連科（1851—1921）是契訶夫敬重的名作家，如果他也喜歡《草原》，就可以想見這個作品的影響力了。而且契訶夫自己也看重《草原》，認為這是一篇他迄今寫得最盡心力，也是自己最為滿意的作品。
在契訶夫的筆下，大自然是有靈性的，有性情的：
“……云藏起來，被太陽曬焦的群山皺起眉頭，空氣馴順地靜下來，只有那些受了驚擾的田鳧不知在什么地方悲鳴，抱怨命運……”
“在七月的黃昏和夜晚，鵪鶉和秧雞已經不再叫喚，夜鶯也不在樹木叢生的峽谷里唱歌，花卉的香氣也沒有了，不過草原還是美麗，充滿了生命。太陽剛剛下山，黑暗剛剛籠罩大地，白晝的煩悶就給忘記，一切全得到原諒，草原從它那遼闊的胸脯里輕松地吐出一口氣。仿佛因為青草在黑暗里看不見自己的衰老似的，草地里升起一片快活而年輕的鳴叫聲……”
“在美的勝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著緊張和悲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獨，知道自己的財富和靈感對這世界來說白白荒廢了，沒有人用歌曲稱頌它，也沒有人需要它；在這歡樂的鬧聲中，人聽見草原悲涼而無望地呼喊著：歌手啊！歌手啊！”
從最后一節引文里，已經可以聽到契訶夫的嘆息聲，那是因為如此美麗的草原竟然“沒有人用歌曲稱頌它”，契訶夫是在感嘆“美的空費”。也是在1888年，契訶夫寫了篇題名《美女》的小說，小說以第一人稱作為敘事主體，這個“我”在一個閉塞的窮鄉，在一個偏遠的小站，見到了兩個“美女”，心中竟也產生了“美的空費”的感喟，以至于“在春天的空氣里，在夜空中，在車廂里，都籠罩著一片憂傷”。
契訶夫說《草原》的主題是“人與自然”。這里的“人”的命運與“自然”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三個小說人物——商人庫茲米巧夫，神父赫利斯托佛爾和商人的侄兒葉果魯希卡，坐著馬車在草原上穿行一路，最終二人把九歲的孩子留在一個城鎮上學。臨別時神父對孩子說“要好好念書”，而“葉果魯希卡吻他的手，哭了。他心里有個聲音小聲對他說：他再也不會見到這老人的面了”，“葉果魯希卡這才感到：這以前他熟知的一切東西要隨著這兩個人一齊像煙似的永遠消失了……”
但《草原》的整個調子還是如詩一般的溫存的，對美麗草原的欣賞也能凈化人心，盡管也有傷感，也有離別，也有生命的神秘。
寫過《草原》和《美女》之后，契訶夫于1888年10月20日，與一位作家分享他的寫作經驗：“應該這樣來描寫女人，讓讀者感覺到您是敞開了背心，解掉了領帶在寫作的。描寫大自然也應如此。請把自由交給自己。”此后契訶夫還不止一次地說起“自由”對于作家的意義。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1860-1904)，十九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最后一位偉大的作家。他是杰出的小說家和劇作家，對俄國文學，特別是對短篇小說的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和歐·亨利、莫泊桑并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之王。代表作有劇本《萬尼亞舅舅》《海鷗》《三姊妹》《櫻桃園》，短篇小說《一個文官的死》《變色龍》《萬卡》《草原》《第六病室》《帶閣樓的房子》《套中人》等。
汝龍(1916—1991)，曾用名及人，江蘇蘇州人。1938至1949年先后在四川、江蘇等地擔任中學英文教員。新中國成立后曾任無錫中國文學院、蘇南文化教育學院、蘇州東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53年曾在上海平明出版社編輯部工作。1936年開始從事文學翻譯工作。譯著有高爾基的《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庫普林的《亞瑪》、托爾斯泰的《復活》、契訶夫的《契訶夫小說選》等。
變色龍
警官奧丘梅洛夫穿著新的軍大衣，手里拿著個小包，穿過市集的廣場。他身后跟著個警察，生著棕紅色頭發，端著一個粗籮，上面盛著沒收來的醋栗，裝得滿滿的。四下里一片寂靜……廣場上連人影也沒有。小鋪和酒店敞開大門，無精打采地面對著上帝創造的這個世界，像是一張張饑餓的嘴巴。店門附近連一個乞丐都沒有。
“你竟敢咬人，該死的東西！”奧丘梅洛夫忽然聽見說話聲，“伙計們，別放走它！如今咬人可不行！抓住它！哎喲……哎喲！”
狗的尖叫聲響起來。奧丘梅洛夫往那邊一看，瞧見商人皮丘金的木柴場里竄出來一條狗，用三條腿跑路，不住地回頭看。在它身后，有一個人追出來，穿著漿硬的花布襯衫和敞開懷的坎肩。他緊追那條狗，身子往前一探，撲倒在地，抓住那條狗的后腿。緊跟著又傳來狗叫聲和人喊聲：“別放走它！”帶著睡意的臉紛紛從小鋪里探出來，不久木柴場門口就聚了一群人，像是從地底下鉆出來的一樣。
“仿佛出亂子了，長官！……”警察說。
奧丘梅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邊一轉，邁步往人群那邊走過去。在木柴場門口，他看見上述那個敞開坎肩的人站在那兒，舉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頭給那群人看。他那張半醉的臉上露出這樣的神情：“我要揭你的皮，壞蛋！”而且那根手指頭本身就像是一面勝利的旗幟。奧丘梅洛夫認出這個人就是首飾匠赫留金。鬧出這場亂子的禍首是一條白毛小獵狗，尖尖的臉，背上有一塊黃斑，這時候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開，渾身發抖。它那含淚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惱和恐懼。
“這兒出了什么事？”奧丘梅洛夫擠到人群中去，問道，“你在這兒干什么？你干嗎豎起手指頭？……是誰在嚷？”
“我本來走我的路，長官，沒招誰沒惹誰……”赫留金湊著空拳頭咳嗽，開口說，“我正跟米特里·米特里奇談木柴的事，忽然間，這個壞東西無緣無故把我的手指頭咬一口……請您原諒我，我是個干活的人……我的活兒細致。這得賠我一筆錢才成，因為我也許一個星期都不能動這根手指頭了……法律上，長官，也沒有這么一條，說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該忍著……要是人人都遭狗咬，那還不如別在這個世界上活著的好……”
“嗯！……好……”奧丘梅洛夫嚴厲地說，咳嗽著，動了動眉毛，“好……這是誰家的狗？這種事我不能放過不管。我要拿點顏色出來叫那些放出狗來闖禍的人看看！現在也該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爺們了！等到罰了款，他，這個混蛋，才會明白把狗和別的畜生放出來有什么下場！我要給他點厲害瞧瞧！……葉爾德林，”警官對警察說，“你去調查清楚這是誰家的狗，打個報告上來！這條狗得打死才成。不許拖延！這多半是條瘋狗……我問你們：這是誰家的狗？”
“這條狗像是日加洛夫將軍家的！”人群里有個人說。
“日加洛夫將軍家的？嗯！……你，葉爾德林，把我身上的大衣脫下來……天好熱！大概快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會咬你的？”奧丘梅洛夫對赫留金說，“難道它夠得到你的手指頭？它身子矮小，可是你，要知道，長得這么高大！你這個手指頭多半是讓小釘子扎破了，后來卻異想天開，要人家賠你錢了。你這種人啊……誰都知道是個什么路數！我可知道你們這些魔鬼！”
“他，長官，把他的雪茄煙戳到它臉上去，拿它開心。它呢，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個無聊的人，長官！”
“你胡說，獨眼龍！你眼睛看不見，為什么胡說？長官是明白人，看得出來誰胡說，誰像當著上帝的面一樣憑良心說話……我要胡說，就讓調解法官（帝俄時代的保安法官，只審理小案子。）審判我好了。他的法律上寫得明白……如今大家都平等了……不瞞您說……我弟弟就在當憲兵……”
“少說廢話！”
“不，這條狗不是將軍家的……”警察深思地說，“將軍家里沒有這樣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獵狗……”
“你拿得準嗎？”
“拿得準，長官……”
“我自己也知道。將軍家里的狗都名貴，都是良種，這條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東西！毛色不好，模樣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賤貨……他老人家會養這樣的狗？！你的腦筋上哪兒去了？要是這樣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讓人碰上，你們知道會怎樣？那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轉眼的工夫就叫它斷了氣！你，赫留金，受了苦，這件事不能放過不管……得教訓他們一下！是時候了……”
“不過也可能是將軍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說出來，“它臉上又沒寫著……前幾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見到過這樣一條狗。”
“沒錯兒，是將軍家的！”人群里有人說。
“嗯！……你，葉爾德林老弟，給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風了……怪冷的……你帶著這條狗到將軍家里去一趟，在那兒問一下……你就說這條狗是我找著，派你送去的……你說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來。也許它是名貴的狗，要是每個豬玀都拿雪茄煙戳到它臉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踐死。狗是嬌嫩的動物嘛……你，蠢貨，把手放下來！用不著把你那根蠢手指頭擺出來！這都怪你自己不好！……”
“將軍家的廚師來了，我們來問問他吧……喂，普羅霍爾！你過來，親愛的！你看看這條狗……是你們家的嗎？”
“瞎猜！我們那兒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的狗！”
“那就用不著費很多工夫去問了，”奧丘梅洛夫說，“這是條野狗！用不著多說了……既然他說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這條狗不是我們家的，”普羅霍爾繼續說，“可這是將軍哥哥的狗，他前幾天到我們這兒來了。我們的將軍不喜歡這種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卻喜歡……”
“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來了？弗拉基米爾·伊萬內奇來了？”奧丘梅洛夫問，他整個臉上洋溢著動情的笑容，“可了不得，主啊！我還不知道呢！他要來住一陣吧？”
“住一陣……”
“可了不得，主啊！……他是惦記弟弟了……可我還不知道呢！那么這是他老人家的狗？很高興……你把它帶去吧……這條小狗怪不錯的……挺伶俐……它把這家伙的手指頭咬一口！哈哈哈！……咦，你干嗎發抖？嗚嗚……嗚嗚……它生氣了，小壞包……好一條小狗……”
普羅霍爾把狗叫過來，帶著它離開了木柴場……那群人就對著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奧丘梅洛夫對他威脅說，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緊，穿過市集的廣場，徑自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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