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體源流嬗變論
文體研究，需要追源溯流。清人王兆芳云：“釋源流，源取信于可考，流略舉以見例，明觀體之來路也。”〔清〕王兆芳《文體釋》，載王水照編《歷代文話》，第6321頁。在古代文體論中，關于文體淵源的討論具有鮮明的經學色彩。“原道”“宗經”作為古代文學理論的重要思想基礎，對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影響。表現在文體批評里，即“文源六經”說，意謂各種文體的淵源都出自儒家經典。劉勰《文心雕龍·宗經》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22頁。將多種文體都導源于六經。此后，“文源六經”說遂成定論，宋人亦多秉持之。
其實，諸多宋人討論的，都是“文”的“原道”“宗經”，但因“文”的內涵寬泛，其中或多或少皆有“文體”的含義。如宋代早期的道學家孫復、石介等都發表過關于“文”的意見。如孫復《答張洞書》云：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于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圣人之文也。后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圣人而已。或則發列圣之微旨，或則擿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圣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嘆，或則陳大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摭實，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辭、銘、解、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于道，皆謂之文也。〔宋〕孫復《孫明復小集》，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0冊，第173—174頁。這是說所有文皆歸于道、統于經，以闡發圣人之旨為根本。細細體味，“文”中顯然包含“文體”之意。略有可取者，指出文體寫作應該“臨事摭實，有感而作”，而且他把歌、詩等文體也包括在“原道”“宗經”的范疇之內，故不宜一筆抹煞。石介的《上蔡副樞密書》以綱常禮教等套用到“文”上，這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對“文體”不同層面和維度的闡釋：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教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圣人職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宋〕石介《石徂徠集》卷之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1—12頁。雖然石介的論說道學色彩濃厚，令人感到牽強附會，但他把“文”分出那么多層面，這對后來解說細辨文體的結構層次，無疑有或多或少的啟發。
南宋陳骙《文則》卷上云：大抵文士題命篇章，悉有所本。自孔子為《書》作序（孔子《書》序，總為一篇，孔安國各分系之篇目），文遂有序；自孔子為《易》說卦，文遂有說（柳宗元《天說》之類）；自有《曾子問》《哀公問》之類，文遂有問（屈原《天問》之類）；自有《考工記》《學記》之類，文遂有記；自有《經解》《王言解》之類（《王言解》見《家語》），文遂有解（韓愈《進學解》之類）；自有《辯政》《辯物》之類（二辯見《家語》），文遂有辯（宋玉《九辯》之類）；自有《樂論》《禮論》之類（二論見《荀子》），文遂有論（賈誼《過秦論》之類）；自有《大傳》《間傳》之類（二傳見《禮記》），文遂有傳�！菜巍酬愺Y著，劉彥成注釋《文則注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頁。陳氏把序、說、問、記、解、辯、論、傳諸種文體的淵源都上溯到儒家經典，如果考慮先秦為古代文章的形成期，這有一定的合理性。南宋張炎為給詞爭地位，也把詞的源頭歸于儒家經典，其《詞源》序認為：“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于雅正。”〔宋〕張炎著，夏承燾校注《詞源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其實類似觀點有較大的盲目性，一味把各種文體的源頭導向經學，不過是為了顯示儒家經典涵天蓋地的巨大影響力。古人只考慮為文體尋出了高貴出身，卻未意識到在文體淵源上單純尊經的牽強附會，很多情況下并不能自圓其說。
有源必有流。文體的嬗變演進論在宋代文體批評中也多有論列。如嚴羽的《滄浪詩話·詩體》就關注了詩歌的流變過程，并對幾種詩體的初始作出說明：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五言起于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于漢武柏梁；四言起于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于漢司農谷永；三言起于晉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貴鄉公�！菜巍硣烙鹬B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第48頁。嚴羽論詩體流變，簡明扼要，看出他對詩體發展的精熟，但對幾種詩體的起源創始說，則多不可信。
宋代王铚《四六話》對于本朝四六文的源流作了專門的研究，為最早的駢體文話。其書序言云：“賦之興遠矣。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世所謂箋、題、表、啟，號為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宋〕王铚《四六話》，載王水照編《歷代文話》，第5—6頁。指出律賦因科舉考試而興盛，并認為四六的本原是詩賦。四六駢文的主要特點是語言對偶、句式整齊、聲韻和諧、使事用典和辭采華麗，這些文體特征的形成與詩、賦關系密切，故而王铚的四六源出詩賦論是切中肯綮的。
宋代另一部四六話謝伋《四六談麈·原序》亦對四六文流變有所描述：三代兩漢以前，訓誥、誓命、詔策、書疏，無駢儷粘綴，溫潤爾雅。先唐以還，四六始盛，大概取便于宣讀。本朝自歐陽文忠、王舒國敘事之外，自為文章，制作混成，一洗西昆磔裂煩碎之體。厥后學之者，益以眾多。況朝廷以此取士，名為博學宏詞，而內外兩制用之。四六之藝，咸曰大矣。下至往來箋記啟狀，皆有定式，故謂之應用，四方一律，可不習知？〔宋〕謝伋《四六談麈》，載王水照編《歷代文話》，第33頁。四六在宋代興起實非偶然，既涉及歐陽修等文體大家對駢文進行藝術改造，又有科舉考試的關系，再加上朝廷內外的應用文字都用四六，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了駢文在宋代的新變發展。
該書是一部研究宋代文體學的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三章以文體為主題，第一章述宋代各文體的歷史情況，第二章分析各文體之間的互動關系，第三章是五個個案研究，即上梁文、教坊樂語、青詞、露布、“至寶丹”體詩。下編以文體理論為主題，四個章節，分別探討了宋代文體批評的特征和研究類型、宋代文體分類、宋代文體學爭論的核心問題，以及文體學與宏觀的文化之間的聯系。作者有意識地把文體研究與文學史研究結合起來，眼光開闊、思辨敏銳，結論充實可信，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谷曙光，男，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要研究方向是唐宋詩學、文體學和古典戲曲，以及民國時期的教育史與學術史。主要著作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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