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幾乎釀成第三次世界大戰。這一重大事件的內情，一直以來極富話題性，而事件中雙方高層的博弈與決策，更被認為是危機時刻領導決策藝術的典范。
時任美國司法部長的羅伯特·肯尼迪在事件中參與了美國方面所有的關鍵決策，被后世研究者認為是化解危機的關鍵人物。危機塵埃落定后，他以親歷者的身份，寫成《十三天：古巴導彈危機回憶錄》，記錄下了牽動世界命運的那十三天發生的秘聞，講述了在那個無比危險的時刻決策者們的情緒變化和運用的計謀與策略。
羅伯特·F.肯尼迪 | Robert F. Kennedy，美國當代政治家，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壇風云人物。1961年至1964年擔任美國司法部長，輔佐其兄長約翰·F.肯尼迪總統，在化解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的歷史性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1965年開始以紐約州聯邦參議員身份履職國會，在任內成為越南戰爭重要的批評者。1968年參選總統，是年6月初，他剛贏得民主黨加利福尼亞州預選的勝利，便在洛杉磯遇刺身亡。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上午……”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上午，時間剛過9點整，肯尼迪總統打來電話，要我去白宮。他僅僅說，我們有大麻煩了。我很快趕到他辦公室，他對我說，一架U-2型偵察機剛剛完成拍攝任務，情報部門確信，蘇聯正在古巴部署導彈和核武器。
古巴導彈危機便發端于此。美蘇兩個擁有核武器的超級大國開始核對峙，要將世界引向核戰毀滅全人類的深淵。在肯尼迪總統辦公室，從這一刻開始，直到10月28日星期日上午，我本人乃至所有美國人和蘇聯人以及全世界人民都命懸一線。
這天上午11:45，中央情報局在內閣會議室向一些政府高官正式介紹情況。我們看到了展示的照片。圖像分析專家帶著圖片指給我們看，告訴我們說，假如我們仔細觀察，會看到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爾城附近正在建造一個導彈基地。我像與會者一樣，按他們的話觀察，仔細查看一幅幅照片，可我看到的無非是一片農場的空地，或者像是一座房子的地基。后來我為自己什么也沒看出來感到安慰，因為包括肯尼迪總統在內的與會者反應跟我完全一樣。幾天之后也是一樣，盡管那個工地上有了一些變化，但總統說，看上去不過像個橄欖球場。
但是，那次會議的與會者主要感到的是震驚。誰也沒料到，蘇聯人會在古巴部署地對地彈道導彈。我回想起此前幾個星期在我辦公室接見蘇聯大使安納托里·多勃雷寧的情況。他當時稱，假如雙方就地下核試驗達成某些協議，蘇聯準備簽署禁止大氣層核試驗條約。我對他說，我會向肯尼迪總統轉達這一信息，并轉交隨附的文件。
我告訴他說，美國政府內部對運送到古巴的軍事設備數量深感擔憂。就在那天上午，我還跟總統和國防部長談及這一話題。有一些證據顯示，蘇聯人除了以一個漁村做掩護部署地對空導彈發射場，還在建造一個大型海軍船塢，以及一個潛水艇基地。這一切都受到嚴密監視，既有潛伏在古巴的秘密特工通過有限卻頻繁的重要方式報告那里的軍備情況，也有從逃抵佛羅里達的難民中篩選出一些人得到審問信息，還有通過U-2偵察機獲取的偵察照片。
當時正值選舉時期。9月和10月那些秋天的日子，成天充滿了攻訐和反詰的喧囂。共和黨人得知眼下的局勢充滿驚恐，便指控美國沒有為捍衛自身安全采取必要步驟。諸如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參議員荷馬·凱普哈特等人則提出建議，要我們采取軍事行動對付古巴。
我把肯尼迪總統對局面深感擔憂的情況轉達給多勃雷寧大使。他對我說，不必多慮，因為蘇聯主席尼基塔·S·赫魯曉夫指示他，要他向肯尼迪總統保證說，不會在古巴部署地對地導彈，也不會部署進攻性武器。另外，他還說，我可以讓總統放心，古巴這次增強軍備的數量微不足道，赫魯曉夫不會在這次選舉中搞破壞兩國關系的活動。他說，赫魯曉夫主席喜歡肯尼迪總統，不會讓他尷尬的。
我向他指出，他表示贊美的方式非常奇怪；蘇聯在古巴一直從事的活動讓美國深感擔憂；加勒比地區正在發生軍事活動，他的友好聲明毫無意義。我告訴他說，我們在密切關注古巴的軍備情況，他應當知道，假如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將會產生極其嚴重的后果。他向我保證說，絕對不會發生這種情況。說完就離去了。
我向肯尼迪總統、國務卿臘斯克和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匯報了那次談話的內容，并表達了自己的懷疑，建議發表一個明確無誤的聲明，表示美國決不容忍向古巴輸送進攻性的地對地導彈或任何種類的進攻性武器。
接見蘇聯大使是在9月4日。同一天下午，總統用副總檢察長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我準備的講稿發表了這個警告性聲明，并指出這一軍事步驟的嚴重后果。
一周之后，在9月11日，莫斯科公開否認有采取這類行動的任何意圖，聲稱沒必要將核導彈運輸到蘇聯以外的任何國家，當然也沒必要運輸到古巴。
在同一段時間中，蘇聯駐美國大使館的一位重要官員從莫斯科返回，要我傳遞赫魯曉夫給肯尼迪總統的一條私人信息，他請總統放心，聲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向古巴運送地對地導彈。
現在，中央情報局派來的代表為U-2型偵察機10月16日星期二早上拍攝的照片做解釋，我們這才意識到，蘇聯人完全是在撒謊，他們編造了一個彌天大謊。蘇聯人正在古巴部署導彈，而且一直在把導彈運送到那個國家，與此同時已經開始建造導彈發射場，與此同時，赫魯曉夫主席卻通過私下和公開的渠道，向肯尼迪總統做出種種保證。
因而，我們當時的主要感覺是震驚和難以置信。我們受了赫魯曉夫的蒙騙，而且我們也在自欺。政府中沒有任何官員向肯尼迪提出過，蘇聯人在古巴的軍備活動包括了部署導彈。情報部門對未來事件走向做國家級情報評估，在1962年的四個場合就古巴和加勒比地區向總統提交過正式報告，每個報告都稱蘇聯不會向古巴提供進攻性武器。總統曾在許多場合要求，對情報部門的這種感覺做具體評估。我們10月16日開會前做過的最后一次評估是在9月16日做的，向總統毫無保留地報告稱，美國情報委員會經過充分討論和審查，結論是蘇聯不會把古巴變成一個戰略基地。報告指出，蘇聯過去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衛星國邁出過這一步，他們感覺到，假如在古巴走這一步，遭到美國報復的危險性太大。
在一項事后審視中，我們才得知，我們在古巴的特工發回過許多情報，顯示出1962年9月古巴已經有了導彈。那些情報多數不實；有些情報中，未經訓練的人員分不清地對空導彈和地對地導彈。不過，有幾份情報卻十分準確，其中一份是哈瓦那希爾頓酒店一位前雇員發回的，那人相信，圣克里斯托瓦爾附近正在建造一個導彈發射裝置。發回另一個情報的人聽到過菲德爾·卡斯特羅總理的飛行員吹噓的話，一天晚上，那個飛行員談起蘇聯向古巴提供的核導彈，口吻半帶吹噓半帶陶醉。
但是，這種情報不能視作確實證據，不能提交給總統或政府其他高級官員，必須經過一再核對才能確認。回想起來，這么做也許是錯誤的。但是，同一項事后審視研究還顯示，由于時機不成熟，美國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動，即使是10月16日的偵察照片，也不足以讓政府和世界人民確信，古巴擁有進攻性導彈。未經證實的難民口頭情報自然不足為憑。
當然，重要的是揭露出導彈的存在，沒等這些導彈進入待命狀態，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已經得到了情報，美國可以及時采取行動。
在接下來十二天里，第一天上午在內閣會議室開會的這批閣僚幾乎是不停地開會研究，而且在其后六個星期中幾乎天天舉行會議。除了我本人，稱作“執行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有：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麥科恩；財政部長道格拉斯·狄龍；肯尼迪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喬治·邦迪；總統顧問特德·索倫森；副國務卿喬治·鮑爾；副國務卿助理亞歷克西斯·約翰遜；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斯威爾·泰勒將軍；國務卿拉美事務助理愛德華·馬丁；奇普·波倫參加過第一天會議后，新任駐法國大使啟程離去，由盧埃林·湯普森接替他擔任蘇聯事務顧問；國防部副部長羅斯威爾·吉爾帕特里克；助理國防部長保羅·尼采。還有幾位斷斷續續出席過不同的會議：副總統林登·B·約翰遜、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艾德萊·史蒂文森、總統特別助理兼美國新聞署副署長肯尼·奧唐奈。這些人構成的小組在那個關鍵時間段聚在一起，他們參加會議，發表看法，相互辯論，并肩奮斗。這個小組提出種種建議，供肯尼迪總統最終選擇行動方案。
這些人智商極高，極其勤奮，極有勇氣，為國家的福祉極富獻身精神。他們每個人自始至終從未固執己見。這種無拘無束的開放心態是討論所需的根本品質。其中有些人在一種想法的不同方面僅僅有小的變化；其他人的看法則天天發生不斷的變化；在事態發展的壓力下，有些人甚至顯得失去了自己的獨立判斷和堅定性。
危機發端時，大家共同的感覺是需要采取某種形式的行動。但是，有不多幾個人認為，在古巴部署的導彈并不能改變權力平衡態勢，因此沒必要采取行動。但是，在那個階段，大多數人認為，惟一正確的行動是空襲導彈基地。我聽到那些建議，給總統遞了個條子：“我體會到東條英機在策劃偷襲珍珠港時的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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