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文學的敘事模式研究》克服了當前底層文學和趙樹理研究時遭遇的瓶頸，把趙樹理敘事與中國文學傳統、民間文學元素、中國鄉村倫理、五四啟蒙、西歐現代文學及社會主義革命結合，完成了趙樹理敘事的性分析，既分析出了趙樹理的思想性，又避免了流于社會學分析，以完成了真正的文學批評，對于趙樹理研究是一個開拓性的進展。
序言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成功范例趙魁元
序章 復雜的趙樹理文學
第一部分 整體研究
第一章 趙樹理文學的敘事模式分析總論
第一節 被壓縮的外來者
第二節 東方鄉村倫理下的“說講”文學
第三節 底層解放觀：“進化”時間退隱與鄉村空間顯現
第二章 文學史中的趙樹理
第一節 認知和接受：趙樹理作品評價的變遷
第二節 表層之下：趙樹理的鄉村立場
第三章 趙樹理的鄉村觀：“現代”的限度
第一節 “反改造”：從精神改造到“物質改造”
第二節 放緩“進化”：生存倫理與現代的限度
第二部分 敘事模式的文本分析
第四章 敘述行為與文學性：形式分析與文學性的發現
第一節 形式分析與發現文學性的可能
第二節 敘述行為的重要性：形式與內容的結合點分析
第三節 無法言說的關鍵：隱含作者的文學才能
第五章 重返古典：趙樹理文學的東方敘事特色分析078
第一節 散點透視：農民視點的“領路人”
第二節 可說性文學：語言的民間化與現代整體意識
第三節 敘事時間的線性化：古典故事語法的現代剪裁
第四節 超越古典：行動主體的“進化”與融入集體
第六章 隱含作者、預期受眾與深層結構
第一節 隱含作者和預期受眾：農民定位的情節建構和故事語法
第二節 主題與虛構：革命敘事的修辭效果
第三部分 敘事動因分析：革新、超越與傳承
第七章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中的趙樹理與現代“元話語”
第一節 “元話語”與“主體性”
第二節 不斷革命“元話語”
第三節 趙樹理敘事與國家意識形態
第四節 “污染”與反對“元話語”
第八章 魯迅與趙樹理的“國民性”對比——由幾個“娜拉走后怎樣”的故事人手
第一節 魯迅影響下的百年母題：“國民性”問題
第二節 趙樹理文學中“國民性”問題的新思考
第九章 世紀母題與諾貝爾文學獎的敘事契約：被扭曲的東方敘事
第一節 隱性敘述人：客觀與真實
第二節 貧窮和愚昧：世紀母題的產生
第三節 敘事契約：西方與東方的共同他者
第十章 趙樹理之后的宏大莫言：苦難與生機并舉的鄉村
第一節 解讀莫言《透明的紅蘿卜》之謎
第二節 莫言：超越人類中心之后的東方化文學
尾聲 鄉村關懷和鄉土文學的出路
后記
《趙樹理文學的敘事模式研究》：
趙樹理進入長治山西省立第四師范學校之后，兩年后即1927年入黨，時年21歲。在師范學校里趙樹理接受了大量的“五四”啟蒙思想，他的鄉村思維與眾多新文學作品和外國文學作品相遇，引發了趙樹理對多數農民乃至整個社會出路的思考：父親同意他接受現代教育，本意是希望他能有“出路”和能“上去”，此時的他有了新的解釋。“等到我上了師范學校，接受了一點革命道理，才理解到他們要我‘出’，是要我從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中走出來；要我‘上’，是要我向造苦造難的壓迫者那方面去入伙。既然理解了這個，就不想繼續完成他們所賦予我的任務”。
此時的趙樹理進行了一系列的現代文學創作實踐，作為一個有作家潛質的文學青年，趙樹理那時構思了一篇非常“現代”的小說《雙生子》，兩個孿生兄弟在啟蒙的影響下有了不同的追求理想的方式，一個尋求個體出路，一個尋找社會出路，這正是典型的“五四”式現代啟蒙思路，代表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現代道路。真正寫作并發表出來的趙樹理早期小說，如《悔》（1929）、《白馬的故事》（1929）、《到任第一天》（1934）等，都是較典型的“五四”歐化文體，敘事上基本都采取來自西方文學的第一人稱限制敘事，通篇皆是心理描寫，具有較鮮明的“五四”文學個人抒情化特征。1929年的《悔》投射了當時趙樹理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迫從師范學校退學的遭遇，體現了強烈的現代個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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