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青年拉里曾參加一戰，目睹了戰爭的無情和殘酷，因此對人生心存迷惘。戰爭結束后，拉里渴望尋求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他與未婚妻解除婚約，在巴黎游蕩，并從巴黎出發遍游全世界。后來，他在印度宗教的神秘中頓悟，對人生有大徹大悟之感，隨后返回美國，過上了“大隱隱于市”的生活。毛姆以生動的筆觸描寫了拉里探求人生意義的歷程，揭示了精神追求與實利主義之間的矛盾。主人公拉里以著名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為原型，生動而又深刻地展現了西方知識分子上下求索人生意義的心路歷程。
著名翻譯家王紀卿經典全譯本，根據蘭登書屋典藏本翻譯！馬爾克斯、莫言、喬治.奧威爾、張愛玲、村上春樹等一致推崇！
毛姆三大代表作之一，入選《50部靈性經典》一個普通人尋找信仰的人生傳奇，追求真正生活的刀鋒上的行者
《刀鋒》文字如犀利的刀鋒，閃電般劃過混沌的暗夜，將物質與思想世界的邊界照得雪亮，剝離出人生千瘡百孔的本質——既欣喜又悲傷，既崇高又墮落。而毛姆了不起的一點，便是在一切的挖苦嘲弄之后，依然保有對人性的慈悲。
譯者的話
在威廉.薩姆塞特.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逝世五十周年的時候，我著手翻譯其長篇小說創作中的三大代表作之一《刀鋒》（TheRazor'sEdge），而我聽說他的另一代表作《月亮與六便士》中譯本正在全國暢銷，其第三部代表作《人生的枷鎖》中譯本也賣得不錯。毛姆的長篇小說在中國走紅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為他在世時，就以作品首屈一指的銷量而令其他作家妒忌得眼紅，因為他是享有“莎士比亞之后第一人”盛譽的戲劇家和小說家，因為世人認為“只有英國作家蕭伯納可以與之比肩”，因為他是一只“趴在百萬暢銷量之上的老鱷魚”。在中國，毛姆作品中受到歡迎的還不只是他的長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集，就在我翻譯《刀鋒》的過程中，也再一次受到中國讀者的熱捧，因為人們認為他的短篇小說可與法國作家莫泊桑的作品媲美，因為毛姆在20世紀的英國短篇小說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據我所知，盡管《月亮與六便士》的中譯本早已問世于我國，但毛姆作品中譯本的大量出版，是在我國文化政策較為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以后。那時隨著一大批毛姆作品中譯本上市，讀書界形成了一股毛姆熱。作為世界性的暢銷書作家，毛姆在中國的圖書市場上占據了應有的位置。
如今在我國出現第二波毛姆熱，其中一個推波助瀾的因素，就是《每日電訊》報資深記者賽琳娜·黑斯廷斯所著的《毛姆傳》中譯本在毛姆逝世五十周年的時候隆重登場。
這部傳記告訴我們，毛姆在文學史上有三個令人嫉恨的優勢，很多同行不喜歡他，是因為他的一生太富有、太多產，作品太暢銷，而他不懂韜光養晦，低調做人，卻要“憤世嫉俗”“玩世不恭”，所以他很難在學院里找到“一流的位子”，廟堂中人企圖把他貼上“通俗作家”的標簽，將之壓制于江湖之中，不讓他跳躍龍門。不料文學之鄉法蘭西卻對他青睞有加，給他以莫泊桑所享有的那種崇高的評價，所以到了1952年，他本國的牛津大學不得不給這位頗以“通俗作家”為榮的作家授予“榮譽文學博士”稱號，而在1954年毛姆八十壽誕的時候，英國人又授予他顯赫的“榮譽團騎士”稱號。
毛姆本人在私生活中的離經叛道，也使英國的正統社會將他視為異類，而在法國，他的人生經歷卻能得到較大程度的寬容和理解。特德·摩根，另一本《毛姆傳》的作者，對毛姆評述道：“毛姆是下述一切的總和：孤僻的孩子，醫學院的學生，富有創造力的小說家，放蕩不羈的巴黎浪子，倫敦西區的成功戲劇家，英國社會名流，一戰時期佛蘭德斯前線的救護車駕駛員，潛入俄國工作的英國間諜，同性戀者，跟有夫之婦私通的有婦之夫，當代名人沙龍的殷勤主人，二戰時期的宣傳家，自狄更斯以來擁有最多讀者的小說家，靠細胞組織療法保持活力的傳奇人物，企圖不讓女兒繼承財產而收養其情人秘書的固執老頭子。”
部分是由于毛姆的上述形象，盡管他在生前終于得到了本國文壇的承認，但英國的精英未必喜歡他，因為英國文壇對他的承認，是被他在外的名聲所逼迫的。他們有理由認為，毛姆的作品不夠莊重，不夠典雅。那么，在那些不在乎莊重與典雅的普羅大眾眼里，毛姆是否就成了他們的偶像呢？非也。盡管毛姆以“通俗作家”而自豪，普羅大眾卻未必對他著迷，因為他那辛辣犀利的嘲諷和俏皮的幽默還不夠淺顯，不夠滑稽，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通俗還“懸在半空之中”，無法令普羅大眾捧腹。那么，是什么人為毛姆而狂熱呢？應該是中產階級人士。靠著自身打拼而成功的頗有見識的中產階級，以其天然的秉性而言，是會覺得毛姆很對胃口的。中產階級喜歡他對人性的探索，對宗教的追問，對善惡的吹毛求疵，對情欲和愛情的懷疑，對風俗的喜愛和尊重，以及對貪生怕死的悲憫。毛姆的這些特點，比較集中地反映于《刀鋒》中的主人公萊雷身上，部分地反映于男配角埃略特身上。萊雷對人生真諦的求索，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毛姆本人的靈魂之影，所以文學評論界將《刀鋒》定位為毛姆的代表作。
毛姆的寫作手法，也具有中產階級的欣賞趣味。很多作家寫人性，借助于情節的起伏和高潮，借助于描寫的煽情和催淚，或者借助于對白的雄辯與剖析，例如法國的雨果，例如奧地利的茨威格。但毛姆是不同的，他骨子里是一個英國作家，因此他更像莎士比亞，更像狄更斯，更像蕭伯納，而他在法國作家群里更喜歡莫泊桑，所以盡管他寫的是人性，是對道德的探討，對人性的追問，但他不是咄咄逼人的，他的筆鋒是冷靜的，他將終極的思考、追問和懷疑，散布于人物的故事中，平鋪直敘，娓娓道來，其中的冷靜和俏皮，猶如一道精致的美餐，有足夠的魅力去吸引欣賞理智和冷幽默的中產階級人群。所以，站在毛姆逝世五十周年的節點展望一下，我們可以相信，在中產階層日益崛起壯大的中國社會，可能會出現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毛姆讀者群。
毛姆在中國受到歡迎是一種現實，是一種推測，也是一個歷史的種因。毛姆喜歡中國。在他于1920年訪問中國之前，他對中國是好奇的，在訪問中國之后，他對中國有了感情，但好奇之心依然沒有冷卻，就像毛姆在《刀鋒》中所說的，盡管他見過許多大世面，但對主人公萊雷卻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東方文明的魅力，東方人民的身影，始終出現在他的筆下。萊雷對印度文化的體驗，對中國文明的好奇，在《刀鋒》的故事中始終是一種魅力。書中對輪回和得道的探討，更能拉近和東方讀者精神上的距離。毛姆與東方包括中國的淵源，是其作品在中國再掀熱潮的一個潛在因素。
毛姆生于1874年1月25日，卒于1965年12月16日，享年九十一歲。作為一位英國作家，他出生于巴黎，逝世于法國，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說明他對法國感情頗深，說明法國文明特別是文學藝術對他的滋養。我們從《刀鋒》的字里行間可以看出，他對巴黎和里維埃拉等法國城市的描寫信手拈來，有枝有葉，令人讀來情趣盎然，正是因為他有法國的生活與情感經歷作為基礎。他的文學創作活動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基本結束，我們無法看到他對戰后歐美社會的描述，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毛姆（1874—1965），英國現代著名的小說家與劇作家，1874年出生于巴黎。毛姆不滿十歲，父母就先后去世。孤寂凄清的童年生活，在他稚嫩的心靈上投下了痛苦的陰影，養成他孤僻、敏感、內向的性格。幼年的經歷對他的世界觀和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毛姆一生著作甚多，共寫了長篇小說數十部，短篇小說一百多篇，劇本數十個，此外尚著有游記、回憶錄、文藝評論多部。其作品文筆質樸，脈絡清晰，取材廣泛，洞悉人性；人物性格鮮明，情節跌宕有致，在各個階層中都擁有相當廣泛的讀者群。代表作品有《人生的枷鎖》《月亮和六便士》《刀鋒》《面紗》《尋歡作樂》等。
第一章
一
我以往動筆寫小說，從未如此猶疑不定。我將本書稱為小說，只是因為我找不到別的名字稱呼它。我沒有多少故事可講，也不會以死亡或婚姻來收場。一死百了，死亡總是故事的大結局，而婚姻也能使故事圓滿收官。老于世故的人昧于事理，才會瞧不起傳統上所謂的大團圓結尾。老百姓自有健全的本能，認為有了這樣的結局，該交代的就都交代了。男性和女性，不論經歷多少悲歡離合，終于得以聚首，便實現了他們傳宗接代的生物功能與興趣。可是我會讓讀者懸于半空。此書寫的是我對一個男人的回憶，我跟他總是時隔很久才會有一次近距離接觸，在分手期間，我對他的遭遇知之甚少。當然，我發揮一下想象力，便足以合乎情理地填補空白，使我的敘述連貫一致；但我不愿這么做。我只想記下從親見親聞中了解的情況。
多年前我寫過一本小說，取名《月亮與六便士》。那本書中我寫的是著名畫家保羅·高更，我利用小說家的特權，設計許多情節，來描繪我創作的這個人物。創作的依據，只是我對那位法國藝術家生平事跡的少許了解提供給我的聯想。寫這本書我卻不愿如法炮制。我不會做任何虛構。為了避免在世者感到難堪，我為在這個故事里扮演角色的人自行設計了姓名，我還另外花了心思，確保沒人能識別他們的真面目。我寫的這個人沒什么名氣。他很可能永遠都寂寂無名。也許在他行將就木時，他的塵世之旅所留下的痕跡，不會多于投石于河水時在水面留下的漣漪。所以我這本書，如果終究有人讀的話，只是因為它可能擁有一些內在的趣味。也有可能，他為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他性格中異乎尋常的力量與美好，會對他的同胞施加不斷增強的影響，使得大家在他辭世許久以后，或許會認識到，在這個時代出過一個非常杰出的人物。到那時，我在此書中寫的是誰，就會大白于世，那些想對他早年生活至少有所了解的人，就可以從此書中多少得遂所愿了。我想我這本書，在其得到公認的范圍內，對我朋友的傳記作者而言，會是用得上的資料。
我不想哄騙讀者，說我記錄的對話，可以當作逐字逐句的實錄。我從不記錄人們在這個場合或那個場合說了些什么，但只要談話與我有關，我的記憶力是可靠的，雖然我用自己的語言來復述這些交談，但我相信表達的意思不會走樣。我剛說過我不做任何虛構，現在我想把這個聲明改一改。我采取了自希羅多德時代以來的歷史學家慣用的擅自主張，把我本人沒有親耳聽到也不可能聽到的講話，通過故事中那些人物之口說出來。我這么做的理由，跟歷史學家一樣，都是為了活躍場景，使之逼真。那些交談，如果只是記流水賬一般轉述出來，可讀性就差了。我希望自己的書寫出來有人讀，我想，設法提高作品的可讀性，是站得住腳的。聰明的讀者自有慧眼，很容易看出我在何處用了這種手法，并且完全可以不用理睬。
我動筆寫這本書時忐忑不安，另有一個原因，即我描寫的人物主要是美國人。了解人是很難的事情，我認為除了本國同胞以外，所有人都是無法真正了解的。男男女女不僅僅是他們本身，還是他們出生的那個地域，是他們在其中蹣跚學步的那座城市公寓或那個農場，是他們在孩提時代所玩的游戲，是他們偶然聽老太太講過的故事，是他們所吃的食物，是他們所上的學校，是他們喜愛的體育運動，是他們閱讀的詩章，是他們信仰的神靈。所有這一切，使他們成為現在這樣，而這一切不可能通過道聽途說就能了解，你只能通過親身經歷才能懂得。你只有變成他們本身才能懂得。由于只能通過觀察才能認識不同國度的人，所以你很難在書頁之間可靠地將他們描寫出來。就連亨利·詹姆斯那么眼光敏銳、心細如發的觀察家，雖然在英國生活了四十年之久，也未能創作出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至于我自己，除了幾篇短篇小說外，從未試圖描寫本國同胞以外的人。我在短篇小說中冒險逾越雷池，是因為在短篇小說里處理人物時可以粗放一些。你給讀者畫個大致的輪廓，讓他們去填充細部。有人會問，既然我能把保羅·高更變成英國人，為什么不能將本書中的人物如法炮制呢？回答很簡單：我辦不到。我一改，他們就不再是原來的樣子了。我不敢冒稱他們是美國人自己眼中的美國人；他們是英國人眼中所見的美國人。我沒有試圖重現他們講話的特色。英國作家試圖重現美國人講話特色時造成的亂象，跟美國作家試圖重現英國人所講的英語時造成的亂象是旗鼓相當的。俚語是個大陷阱。亨利·詹姆斯在他寫的英國故事里老是使用俚語，但從來不如英國人用得那么地道，所以他非但沒有取得追求的對話效果，還動不動就令英國讀者受到難過的驚嚇。
二
1919年，我前往遠東，碰巧路過芝加哥，由于和這個故事無關的原因，在那里待了兩三個星期。當時我剛出版了一部成功的小說，成為一時的新聞，所以我剛到達，就接受了采訪。第二天早晨，我的電話鈴響了。我接了電話。
“我是埃略特·坦普爾頓。”
“埃略特？我以為你在巴黎呢。”
“沒啦。我來看妹妹呀。我們想請你今天過來跟我們共進午餐。”
“我很樂意。”
他約定了時間，給了我地址。
我認識埃略特·坦普爾頓已有十五年。他此時已年近六十，高個頭，風度翩翩，面目清癯，一頭濃密的卷發有些花白，益顯其容貌出眾。他一向穿著講究。他在查維特專賣店購買服飾用品，但套裝和鞋帽卻在倫敦購買。他在巴黎左岸時髦的圣紀堯姆街上有一套公寓。不喜歡他的人說他是個商人，但這是他非常痛恨的指責。他有品位有學識，他愿意承認，在過去的歲月里，當他剛在巴黎定居時，他給那些想買畫的富有收藏家出過主意；當他通過社會關系聽到一些英國或法國的沒落貴族有意賣掉一幅品質一流的好畫時，他很樂意讓其接觸美國博物館的主管，他碰巧認識那些人，他們正在關注著某某大師的這樣一幅代表作。法國有許多世家，英國也有一些，處境迫使他們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轉讓布爾的一幅簽名作，或齊本德爾本人親手做的寫字臺，所以他們樂意認識一個文化素養深厚并且舉止文雅的人，指望他能夠慎重地把事情辦好。人們自然會認為埃略特從交易中撈到了油水，但良好的教養使他們不會說出口。刻薄的人斷言他公寓里的每樣東西都是代售品，在他邀請美國富人共進午餐，進食豐盛佳肴，喝過名酒佳釀之后，他那些貴重的名畫，有一兩幅就會不見了，或者會有一張精工鑲嵌的抽屜小柜被一張涂漆的柜子所取代。如果有人問他某件物事為何不見了，他會有鼻子有眼地解釋說，那東西還不夠他的品位，他用品質高得多的東西把它換掉了。他還補充說，老是看著同樣的東西會感到膩味。
“Nousautresaméricains，”他先講法語后講英語，“我們美國人，喜歡變花樣，這既是弱點又是長處。”
巴黎有些美國太太，聲稱了解他的底細，說他家很窮，他能過上現在這種生活，只是因為他非常精明。我不知他有多少錢，但他那位身為公爵的房東肯定會叫他為公寓付一大筆錢，而且那套公寓里都是值錢的家具和裝飾。墻上掛的是偉大的法國大師的畫作，有華托的，弗拉戈納爾的，克洛德·洛蘭的，等等；奧布松地毯在鑲木地板上展示它們的美麗；客廳里有路易十五式的套件，有非常優雅的圖案，所以正如他所說的，很可能一度屬于蓬巴杜夫人。總之他不用努力掙錢，就足以按照他認為適合紳士的那種方式生活，至于他在過去靠什么手段能夠做到這樣，如果你不想跟他斷交，就最好明智一點兒，不要跟他提起這件事。于是他沒有物質上的憂慮，一心一意投入生活中的主要志趣，也就是社會關系。他在法國和英國與窮酸貴族建立的業務關系，鞏固了他年輕時拿著給要人的介紹信初來歐洲時所取得的立足之地。他的出身吸引了他持介紹信來投奔的美國名媛，因為他出自一個弗吉尼亞州的世家，通過母系追溯他的血統，源于《獨立宣言》的一位簽署者。他很受眷顧，開朗，舞跳得好，槍打得準，網球也拿手。他是所有派對上的亮點。他到處獻花，贈送昂貴的大盒巧克力。他很少宴請賓客，一旦宴請，必定獨具一格，令人開心。這些闊太太被他領到蘇荷區的風流文人餐館或拉丁區的小酒館，覺得很受用。他總是準備給人幫忙，只要你有求于他，不論多么麻煩，他都樂意去做。他不厭其煩地討得上了年歲的女人的歡心，很快他就成了許多顯貴門第的amidelamaison，即家庭寵物。他極度和藹；如果有人爽約了，你在最后一刻才邀請他，他也從不介意。你可以把他安排到一位非常無趣的老太太身邊，指望他竭盡所能來令她著迷，令她開心。
他定居于巴黎，卻總是在早秋季節前往倫敦，投入到社交季節的尾聲之中，并到鄉間住宅走訪一圈。在兩三年內，不論是在倫敦還是在巴黎，他結識了一個美國年輕人能夠認識的每一個人。那些最初把他引進社交界的太太，發現他的熟人圈子拓展得那么廣，都很吃驚。她們的心情很復雜。一方面，她們很高興看到自己栽培的年輕人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她們有點兒惱火，因為這年輕人竟然跟與她們自己還只是泛泛之交的那些人打得火熱了。雖然他對這些太太仍然很禮貌，仍然很殷勤，但她們不安地意識到，他利用她們當成其社交上的晉身之階。她們擔心他是個勢利鬼。這是毫無疑問的。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勢利小人。他是個恬不知恥的勢利鬼。為了能夠受邀參加一個他想出席的派對，為了跟某個名氣很大、性情執拗的老寡婦建立關系，任何侮辱他都能承受，碰多大的釘子他都不怕，再粗魯的待遇他也能囫圇吞下。他是不屈不撓的。一旦他盯上了獵物，就會非常執著地獵捕，就像植物學家，為了找到一株格外珍稀的蘭花，不怕面對洪水、地震、熱病和敵對的土著。1914年的戰爭給了他大功告成的機會。戰爭爆發后，他加入了野戰救護隊，先在佛蘭德斯，后在阿爾貢服務；一年后他回來了，扣眼上別著紅綬帶，在巴黎紅十字會有了一席之地。這時他已很富有，他對顯貴們贊助的慈善事業慷慨解囊。他總是以高雅的品位和組織才能，協助所有廣泛宣傳的慈善活動。他加入了巴黎兩家入會條件最苛刻的會所。在法國最高貴的女士嘴里，他是cecherElliott，即“好人埃略特”。他終于如愿以償了。
三
我初遇埃略特時，只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作家，他沒把我放在眼里。他對人的面孔能做到過目不忘，無論在哪里跟他邂逅，他都會和我熱情握手，但未表露加深交往的意向。打個比方，如果我在歌劇院遇見他，他正和一位上流人士在一起，他就太容易看不見我了。但是，緊接著我在劇作方面有了一鳴驚人的成就，很快我就發現，埃略特對我親熱多了。有一天我收到他的請帖，邀我去克拉里治飯店吃午餐，那是他在倫敦時的住所。這是個小型聚會，沒什么要人參加，我的想法是，他在試探我。但從那以后，由于我的成功給我帶來了許多新朋友，我見他的機會就更多了。此后不久，我到巴黎度過了秋日里的幾周，在一位共同的相識家里遇見了他。他問我住在哪里，一兩天后我又收到午餐邀請，這一次是在他的公寓里。到達后，我吃驚地發現，這是個檔次相當高的聚會。我不禁笑了。我知道，他以準確無誤的社交理解力，已經意識到，作為一名作家，我在英國社交界是無足輕重的，但在法國，一名作家僅僅因為他是作家，就會備享尊榮，而我就是如此。在接下來的那些年里，我們的關系變得相當密切，卻沒有發展為友誼。我懷疑埃略特·坦普爾頓是否可能做朋友。他對人品毫無興趣，只看重人的社會地位。我偶爾到巴黎，他偶爾到倫敦，每逢他需要補充賓客，或者他不得不款待美國游客時，他總是邀請我赴會。我猜想，那些美國游客，有些是他的老主顧，有些是拿著介紹信來找他的陌生人。他們是他背負的十字架。他覺得他得為他們做點什么，但又不愿讓他們會見他那些顯赫的朋友。打發他們的最好辦法當然是請他們吃頓飯，領他們看場戲，但這也往往是棘手的，因為往后三周他每晚都騰不出身來，而且他知道那些人是很難就此滿足的。由于我是個作家，翻不起大浪，他不介意告訴我他在這種事情上的難處。
“美國人亂寫介紹信，一點兒也不體諒別人。我并不是不愿意見那些推薦來的人，可我真是不懂，干嗎要把他們強加給我的朋友！”
為了彌補招待上的不周，他把大籃的玫瑰花與大盒的巧克力送給客人，但有時他還得加碼。就是在那時，在他對我講了心里話之后，他有幾分天真地請我去參加他組織的聚會。
“他們很想認識你，”他在邀請函里恭維我，“某某夫人很有教養，你寫的書她全讀過。”
某某夫人會告訴我，她非常愛讀我的那本《佩林先生與特瑞爾先生》，并祝賀我發表劇本《軟體動物》。
四
如果我讓讀者覺得埃略特·坦普爾頓是個卑鄙小人，那就是我對他不公了。
首先，他是法國人所謂的serviable，就我所知，英語中沒有一個詞與它的意思完全相當。辭典告訴我，英語的serviceable，作“對人有益”“樂于助人”和“好心”解時，是過時的用法。埃略特正是這樣的人。他為人慷慨，雖然他在入世之初，給熟人大量贈花、送糖、派禮，無疑懷有不可告人的動機，但是，當已經不需要再送的時候，他還在這么做。贈予給他帶來愉悅。他很好客。他的大廚可以跟巴黎的任何廚師媲美，在他的餐桌上，保準會給你上當季最早的時鮮。他的葡萄酒表明他是個品酒的行家。不錯，他挑選賓客時最看重其社會地位，意氣是否相投是次要的標準，但他會留心至少邀請一兩位具有娛樂能力的賓客，所以他的聚會幾乎總是令人開心的。人們背地里嘲笑他，說他是下流的勢利鬼，卻照舊欣然接受他的邀請。他的法語講得流利正確，腔調無可挑剔。他煞費苦心地學習英國人如何講英語，想要從他的講話中不時聽出一點兒美國調子，你的耳朵要非常靈才行。只要你不跟他談起有關公爵和公爵夫人的話題，他就非常健談。但即便是談到那些權貴，既然他的地位現已鞏固，他也會容許自己妙舌如花，在你跟他單獨交談時，他就更加沒有顧忌了。他有一根快活的毒舌，而有關這些顯貴要人的丑聞，無不鉆進他的耳中。我從他那里得知誰是某王妃最小那個孩子的父親，誰是某侯爵的情婦。我相信，就連馬塞爾·普勞斯特掌握的貴族秘聞，也多不過埃略特·坦普爾頓的知識。
我在巴黎居留期間，我們常常共進午餐，有時在他的公寓，有時去餐館。我愛逛古玩店，偶爾買件古玩，更多的時候只是觀看，而埃略特總是興致勃勃地陪我去。他懂行，并且真愛藝術品。我覺得他熟悉巴黎的每一家古玩店，而且和老板混得很熟。他熱衷于討價還價，我們出門時他老是對我說：
“你看上了什么，不要自己去買。只要給我暗示一下，剩下的事情交給我辦。”
當他以開價的一半價錢為我買到想買的東西時，他會興高采烈。看他和賣家討價還價是一種享受。他會爭辯，勸誘，發火，要賣家講講良心，嘲笑賣家，指出那件東西的毛病，威脅說不再踏進這家店門，嘆氣，聳肩，訓話，皺起眉頭氣沖沖地朝門口走去，當他最終砍價成功時，他會傷心地搖頭，仿佛他乖乖認輸了。接著他會用英語對我耳語：
“買下吧。比這價錢再高一倍，也算便宜。”
埃略特是個熱心的天主教教徒。他到巴黎沒住多久就認識了一位法國神父，此人因為勸說不信教的人和異教徒皈依教會而聞名。這位神父是個宴會狂，并且機智過人。他只為有錢人和貴族服務。不可避免地，埃略特會被此人吸引。此人雖然出身卑微，卻是那些門禁最嚴的府邸的座上賓。埃略特曾向新近接受這位神父勸告皈依天主教的一位美國闊太太透露，雖然他的家族總是信奉圣公會，但他早就對天主教會感興趣了。一天晚上，美國闊太太請埃略特吃飯，會見了這位神父，就他們三人在場，神父談笑風生。埃略特的女主人把談話轉向天主教的教義，神父講得虔誠，但沒有賣弄學問。他雖然身為神職人員，但他是作為塵世一員對塵世另一員講話。埃略特榮幸地發現，神父對他的一切無所不知。
“范杜木公爵夫人前幾天還談到你。她告訴我，她認為你智力非凡。”
埃略特高興得臉紅了。他經人引領見過那位殿下，但他絕沒有料到，殿下竟然沒有把他立即忘掉。神父談到信仰，講得既高明又溫和；他思想開明，觀點新潮，胸懷寬容。聽他一席話，埃略特覺得教會就像一家高級會所，受過良好教養的人是非加入其中不可的。半年后他被接納到其中了。他的轉變，加上他對天主教慈善事業捐贈時表現出來的慷慨，為他打開了過去對他關閉的幾扇大門。
他放棄祖輩的信仰，可能懷有不純的動機，但他改教后的虔敬是無可置疑的。他每個星期日都去上流人常去的教堂做彌撒，按時去懺悔，并定期訪問羅馬。終于，他的虔誠得到獎賞，他當上了羅馬教皇內侍，而他執行公務的勤勉盡職也得到了獎賞，他可能是獲得了圣墓神職。他作為一名天主教徒的事業，事實上跟他作為hommedumonde即俗人的事業一樣，取得了同等的成功。
我常問自己，是什么導致如此聰明、如此善良、如此有教養的一個男人被勢利迷住心竅呢？他不是暴發戶。他的父親在南方一所大學當過校長，他的祖父是個有點兒身份的牧師。埃略特那么聰明，不會看不出許多接受他邀請的人，之所以應邀前來，只是為了吃免費餐，而這些人當中，有些人很笨，有些人毫無價值。他們響亮頭銜的魅力使他看不見他們的缺陷。我只能猜想，跟這些古老世家的紳士混得很熟，成為其夫人的忠實侍從，給了他一種絕不會厭煩的成就感；我認為這一切的背后，是一種激情的浪漫主義，致使他在羸弱瘦小的法國公爵身上看到了曾經跟隨圣路易前往圣地的十字軍騎士的影子，在那些獵狐時大呼小叫的英國伯爵身上看到了他們曾經跟隨亨利八世奔赴金布之域的祖先的身影。待在這樣的人身邊，他覺得自己生活在遼遠而英武的過去。我想，在他翻閱《哥達年鑒》時，一個又一個的名字令他回憶起古老的戰爭，歷史性的攻城略地，著名的決斗，外交的謀略，以及國王的風流韻事，這時候，他的心跳便會加快。總之這就是埃略特·坦普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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