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對《高麗律》進行了輯佚與復原，并在此基礎上對唐律與《高麗律》的法條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分析，揭示出高麗統治集團在移植唐律的過程中，對唐律進行了大量改動，使《高麗律》和唐律相比，呈現出迥然不同面貌的事實。本書還對兩律的適用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兩律適用的機關并非一一對應的關系；而在刑罰的適用上，《高麗律》具有“輕”“松”“變”“恥”四大特點。所有這些改動，均和高麗特有的社會結構與權力格局有關，貴族集團與王權的博弈在其中起著關鍵性作用。
張春海 1970年生，河北省懷安縣人，198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學習，獲法學學士學位。本科畢業后，分配到江蘇連云港市從事外貿工作，期間赴韓國木浦市學習兩年。之后，分別考入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及北京大學歷史系，分獲文學碩士、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2012—2013年赴日本京都大學訪學一年。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法制史、隋唐史及中韓關系史，已在各種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兩項。
尋找21世紀的大學之道和法治精神 ——新清華法學20周年叢書序 清華大學法學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庚子賠款的放洋生（1909—1925年），他們當中有一部分當年遠渡重洋學習法律，是最早一批到美國讀法律的中國人，他們畢業后帶著西方法治文明，回到多災多難的故土報效祖國。1928年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法學院是最早設立的四大學院之一。新中國成立后，1952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清華大學被改造為工科學府，文科專業并入其他高校。幾十年里，人們對清華工科院校的形象已經固化，似乎忘記了清華本來就是綜合大學，今天教育部仍然把清華劃歸“理工”類院校。 1995年9月8日，在那個秋高氣爽、天高云淡的早晨，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院士宣布恢復法學教育，復建法律學系。1999年4月24日在法律學系基礎上，清華大學復建法學院。20年后，作為親歷這一過程的教師，我仍然十分佩服清華大學領導當年的遠見和果斷。 20年來，81位教師前后在這里全職任教，目前在職68位，還有20多位兼職教師曾經傳道于此。20年來，八千多優秀法治人才從這里畢業，走向法治建設和各行各業第一線。這是一個高端“移民社會”，每一位學人的到來都有一個故事，有一段曲折的道路。有的離開長期執教的學校,加盟這家新式學堂，嘗試新理念，探索21世紀的大學之道，希望人生有一個全新的開始；有的不遠萬里，從大洋彼岸來到北京，耕耘在這片法學新天地；有的初出茅廬，躊躇滿志，從世界各地的著名學府直接走入清華園，開始自己對法學和法治精神的追尋。清華一度成為法學精英心中的“延安”或者說“新大陸”，帶給人們無限的想象空間。英雄不問出處，無論何種原因“移民”到這里，大家都看上了清華園這塊學術沃土和教育重鎮，毅然決然邁出人生這關鍵的一步。一個學生在這里學習幾年，稱其為校友。這些老師大部分不在清華本校畢業，也許稱不上嚴格意義的“校友”，但他們在清華的時間遠遠超出任何一個學生，那是十多年、幾十年乃至一輩子的承諾、堅守、守望！正是這些老師的到來，才有新清華法學的故事和奇跡。 清華再次與法學相結合，不僅僅是物理上的疊加和積累，更是奇特的化學反應，形成了獨特的氣派、精神和品格，產生了“新清華法學”這一法學新流派。每一個人都是一個例外。每一個大學、每一個學院也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精神特質。大學的精神特質或者說品質特征是由老師、學生、校友在特定的地方、歷史和文化背景下創造出來的共同的價值追求。那么，清華大學法學院，或者說清華法律學人具有什么樣獨特的精神特質呢？ 最突出的一點，清華法律學人無論研究理論實務，公法私法，實體程序，國內國際，無不秉承清華大學“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承載崇高的責任使命，飽含對人民、對國家深厚的感情。清華大學誕生于多災多難的舊中國，起源于血雨腥風的戰火，可謂民族恥辱的產物。從誕生那天起，清華大學就注定對這個國家、這個世界承擔著特殊責任。也許正是戴著“賠款大學”這頂屈辱的帽子，使一代又一代清華人特別愛國，歷代清華師生先天下之憂而憂，以天下為己任，為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而發奮努力。從1910年第一位赴美國攻讀法律的張福運，到1946年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和檢察官向哲浚以及錢端升、王鐵崖、端木正、陳體強、龔祥瑞等，一直到2010年把生命奉獻給清華和國家法治事業、“一切學術為了中國”的何美歡，我們都能感受到一脈相承的清華特質和清華品格：他們精通國際，洞悉世情，又非常愛國，廣闊的國際視野和發自內心對國家的熱愛、對事業的執著完美結合在一起。一切學術為了中國，為了人類和平進步事業，為了那比陽光都珍貴的公平正義！這就是清華法律學人一貫的價值追求，也是永恒的大學之道。 清華法學的另一個特質就是對“道”、對真理的不懈追求。法學不僅僅是古代的“律學”或者近現代的法律學，也不僅僅是一套知識體系和技能技巧，而是關于公平正義、治國理政的大學問，終極追求是建構公正和諧的社會秩序，保障基本人權，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法治不僅是按照法律條款治理，更重要、更根本的是追尋法治的真諦，按照理性和法治精神治理。但法律的職業屬性很容易走向只重視“術”、而忽視“道”的追求和傳承。喪失理想和價值追求的職業是純粹的技術技巧，是迷失方向的知識傳授，是可怕的“術”。因此，法學研究絕非簡單的職業技能研究，必須同時也是關于“大道”和真理的研究。只有建立在道德理性和人文關懷基礎上的法治，才具有可持續性，因為不道德比非法更可怕。法律人永遠不能讓知識技巧超越人類美德的底線，不能忘記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古人講“天理、國法、人情”表達了同樣的期望和訴求。大學是文明的燈塔，是講大道、講真理、講理想的地方，要引導社會，而非完全被社會所引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1932年清華法學院增設法律學系就提出“本學系宗旨，系對于應用及學理兩方面，務求均衡發展，力避偏重之積習，以期造就社會上應變人才，而挽救歷來機械訓練之流弊”。今日清華法律學人繼承了清華法學這一光榮傳統，追求法治的大道大德和獨立精神，帶著崇高的理想和對真理的熱切追求開展理論和實務研究。我們為此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個大字印在《清華法學》封面上，作為清華法律學人共同的學術座右銘，互勉互勵。法學院大樓取名“明理”也有這方面的用意。 歷史上的清華法學常常中斷，命運多舛，這本身就是中國百年歷史的真實寫照，反映了法律、法學在中國命運的變遷。這20年來我也常常擔心法學院會不會再次關門，這種憂慮曾經長期揮之不去。一直到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開啟波瀾壯闊的法治建設工程，我才堅信清華法學院今后再也不會關門！一個國家堅持開辦自己的法學院，一百年、兩百年乃至永遠不動搖，不信法治建不成！只要有法學院在，法治就有希望。有位清華老領導當年參觀百年哈佛法學院，看到十多棟雄偉的大樓屹立在法學院校園中，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光看哈佛法學院這么多大樓，就知道這個國家建設法治的決心有多大，就知道這是世界一流法學院。 20年來，清華法律學人在學校大力支持下，一方面，廣籌資源，興建大樓，讓法學院永遠扎根清華園沃土和中華大地上，表達對法治建設的堅定承諾；另一方面，在繼承清華法學優良傳統基礎上，銳意改革，推陳出新，極大擴展了法學的內涵和外延，為法治中國建設貢獻才智，為中國法學增添新的光彩和榮譽。這20年既是歷史的延續，也是偉大的開端。清華法學的故事時隔多年，不僅延續下來，而且扎根、升華，不斷發揚光大，深入人心。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新的歷史起點上，在決定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這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中，清華法律學人沒有缺位，也不能缺位，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清華法學必將不負眾望，不辱使命，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再造新的輝煌，“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間節點上，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元年，為慶祝清華大學恢復法學教育20年，清華法律學人把自己多年的學術成果匯編成冊，分批出版，意義非凡。盡管大家研究的具體領域不同，學術理想和觀點也有差異，語言風格自然也各不相同，但是透過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間，人們仍然能夠看到其中的共性，看到新清華法學鮮明的精神特質和價值追求。每一篇文章，每一行文字，都是嘔心瀝血之作，都是用真心、帶著理想和深厚的情感寫出來的學術精品。我不善于寫序，也無法完全概括同事們取得的學術成就，只是把我所理解的清華法律學人對21世紀大學之道和法治精神的探尋加以初步總結歸納，與諸君切磋共勉，并聊以為序。 王振民 2015年5月5日 于清華園明理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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