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構成了馬克思革命思想的最重要的來源，但對此問題的專門研究極其罕見。弗朗索瓦·傅勒的《馬克思與法國大革命》可謂是國外目前所僅見的這一方面的著作。以傅勒的身份來著作此書，從兩個方面彰顯出此書之非凡價值：一，馬克思與法國革命關系這一問題之重要，以致于連傅勒這樣的世界一流的法國大革命史家、思想家，也不能掉以輕心；二，傅勒這樣的大家親自操刀，實難找到更好的著作人選了。
《馬克思與法國大革命》由兩部分組成。前部分（“導言”）為傅勒對馬克思與法國革命之間關系的系統論述，后部分（“馬克思論法國大革命”）為按照時間順序做出的對馬克思有關法國革命的論述的一個全面系統的輯錄。
1.近代以來，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等幾場重大革命形塑了當代世界的基本面貌，對現實世界和觀念世界的影響至深至巨。在前述革命中，影響極大、討論*多、爭論*為激烈的，當屬法國革命。2.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革命源自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而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又是建立在他對法國革命的深刻反思之上。我們要理解共和國的歷史和現狀，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必須理解馬克思對法國大革命的接受、批判與改造。
作者
傅勒（Franois Furet ，1927-1997），法國當代著名法國大革命史學家。早年就讀于巴黎大學，后到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法國大革命，1966年到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工作，并于1977-1985年擔任該院院長。1985年擔任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教授，并成為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1990年獲得托克維爾終身成就獎。1996年獲得歐洲社會科學獎和漢娜·阿倫特政治思想獎。1997年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主要著作除《馬克思與法國大革命》以外，還有《法國革命史》（與里歇合著，1965）、《思考法國大革命》（1978）、《一個幻想的往事：20世紀的共產主義觀念》等。
譯者
朱學平，男，湖南桃源人，哲學博士。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政治哲學和法哲學研究。出版有專著《古典與現代的沖突與融合——青年黑格爾思想的形成與演進》（2010年），譯有拉茲《實踐理性與規范》（2011年）、阿維納里《黑格爾的現代國家理論》（即出）、羅森《哲學進入城邦——柏拉圖<理想國>義疏》（即出）等。
中譯本說明/1
前言/1
第一部分 導言
一、青年馬克思與法國大革命/5
二、1848年的馬克思直面1789年法國革命/38
三、馬克思與法國之謎(1851-1871年)/77
第二部分 馬克思論法國大革命
1歷史法學派的哲學宣言/115
2《德法年鑒》上馬克思致盧格的兩封信/116
3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20
4論猶太人問題/122
5《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33
6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142
7神圣家族，或者對批判的批判的批判/149
8馬克思《1845年筆記》摘錄/158
9德意志意識形態/160
10格律恩的《法國和比利時的社會運動》或者“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歷史編纂學/180
11哲學的貧困/183
12《萊茵觀察家》的共產主義/185
13批判的道德化和批判的道德：德國文化史導言——駁海因岑/191
14共產黨宣言/196
15在1846年2月22日波蘭革命兩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199
16廢除封建義務的法案/203
17資產階級和反革命/207
18評基佐的“英國革命為什么會成功？英國革命史討論”1850年巴黎版/210
19 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212
20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218
21 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220
22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221
23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7月27日)/228
24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12月2日)/229
25剩余價值理論/230
26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1月30日)/232
27資本論(第一卷)/233
28馬克思致拉德勞(1869年4月10日)/234
29馬克思致巴普(1870年9月14日)/235
30法蘭西內戰/236
31馬克思致紐文胡斯(1881年2月22日)/245
索引/247
青年馬克思與法國大革命（節選）
按照定義，建立在這種時代錯亂之上的政權不可能持久，因為社會擁有最后的發言權。實際上，正是在羅伯斯庇爾倒臺之后，并且正因為如此，法國革命的真理才將其自身揭示出來：政治讓位于社會。在督政府時代，
盡管恐怖主義想要為古典古代政治生活而犧牲資產階級社會，革命本身還是把資產階級社會從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并正式承認了這個社會，
資產階級社會
在洶涌澎湃的生活浪潮中迅速崛起。(見選文7)
伴隨著熱月政變，啟蒙運動開始“質樸平淡地”實現其自身。資產階級比以往更為全面地主宰著社會和國家，因為“革命的巨錘”已經把它從封建社會的全部結構中解放出來；而且，人權——人的著名權利，最終成為現實，這看似偶然，但這是因為它們得到那種與社會相一致的政治國家的保障，國家與人權都建立在社會的基礎上。
但是，這種重新發現的、如此完美的和諧在霧月十八日被粉碎了。波拿巴終結了資產階級代表和領導的資產階級社會：
在霧月十八日成為拿破侖的俘獲物的，決不……是整個革命運動，而是自由資產階級。(見選文7)
馬克思的意思是，國家從市民社會中恢復了一定程度的自主。當然，拿破侖明白后革命時代國家的本質以及國家對資產階級利益所負的全部責任；而且他在國家中發行了大量股票——這是帝國的新主子(nouveau propriétaire)的方面。但與此同時，如有必要，他毫不猶豫地犧牲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不論是實業家還是理論家——的物質和道德利益。拿破侖強加于資產階級之上的國家具有不同于資產階級利益的目的，具有它自己的目的，或者說得更清楚些，它以自身為目的，市民社會僅僅是國家的“司庫”而已。拿破侖通過這種方式重新發現了恐怖的意義，即政治脫離社會的假設的自主。但在重新制造恐怖的過程中，拿破侖以征服代德性，從而賦予它不同的內容：“他用不斷的戰爭來代替不斷的革命，從而實施了恐怖主義”(見選文7)。帝國專政是行政形式的恐怖，其目標則有所變化。
[23]因此，與布魯諾·鮑威爾相反，青年馬克思接受了歷史編纂學傳統，這種傳統從羅伯斯庇爾主義與波拿巴主義的直接關系出發對二者進行分析。在馬克思看來，這兩種政體的特征均為國家獨立于市民社會。在前者即德性的不斷革命的政體那里，這種獨立表現了與舊制度相對立的現代政治的興起，但它卻被引證的古代史例掩蓋了。在后者那里，波拿巴主義仍然延續了革命循環的典型特征，它宣告終結不斷的革命，但卻轉向不斷的戰爭：對國家本身的膜拜取代了德性。
由此，革命國家的歷史仍舊不同于市民社會史，而且它本身便構成這段時期所特有的本質內容。對青年馬克思來說，法國革命是現代國家的產生。雖然市民社會的變化過去是、現在依舊是歐洲歷史的基本特征，但對法國革命的研究則揭示出了這種變化的另一面，這一面既依賴又獨立于第一個方面：民主公民權的誕生及其幻想。在馬克思看來，法國資產階級直到1830年才重獲它在法國革命期間——僅為從熱月政變至霧月18日這段時期——所起的政治作用。(在1815年至1830年期間，法國資產階級發現自己處于“反革命”的統治之下。)它之所以能重獲這種作用，只是因為它從那時起放棄了實現普遍的國家理想這種要求，這種理想被委以實現人類最終目的的重任。資產階級最終把1830年的國家接受為“自己的獨占權力的正式表現，看做對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認。”(見選文7)。在馬克思寫作《神圣家族》時，法國歷史已重新采納了歐洲諸國的普通法——即僅僅是市民社會的產物的立憲君主制。
因此，在1843-44年的馬克思看來，法國革命史在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辯證法中行進。[24] 社會的發展是法國革命的源頭，革命本身源自下列對立，即一方面資產階級被排斥于政治之外，另一方面資產階級享有經濟與社會權力。馬克思離開黑格爾后，在這一點上也接近于他非常熟悉的法國革命史家。但革命本身一旦發動，就不再受其起源的約束。它的特征是政治脫離其所產生的條件而導致的暫時膨脹：這種傾向表現在它宣稱它代表了人的普遍解放，表現在對包含訴諸恐怖在內的政治意志主義的信仰，還表現在運用借自古代的時代錯亂的意識形態——它們構成了政治膨脹的諸特征，并以三種不同的形式揭示了資產階級社會與革命國家之間的同一種分離。在這段時期之后，隨著羅伯斯庇爾的倒臺，數年間，資產階級恢復了它的利益的自由運轉以及它的“平淡”統治，直到霧月18日，資產階級才又重新失去這一切，并讓位于一種新的革命恐怖形式，即行政的和征服一切的恐怖。直到1830年7月，資產階級才恢復了它的統治——顯然，馬克思在1844年錯誤地相信，并在這點上接受了一個普遍流行的幻想——并明確同意其本身歷史使命的限度。處于西哀士(Sieyès)和基佐之間的這個決定性的四十年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接受教化的年代。
從1789到1830年這段時間，一方面時間跨度很長，同時也只有這段時間才最終揭示出了法國革命的意義，由此法國革命既是一場歷史的勝利，也是一場歷史的失敗。之所以是勝利，是因為它突破重重困難建立了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資產階級的利益最終成為這場劇變的唯一受益者，這符合歷史事件的真理。確實，資產階級的利益“決不是不成功的”，它“壓倒了”一切，并獲得了“實際成效”，從誕生的“激情”和辭令中幸存了下來：“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至順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黨的斷頭臺、拿破侖的劍，以及教會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 通過這種方式，馬克思用他自己的語言構想了一部革命史，它十分類似于基佐的革命史：它以社會對政治的最終優先性 [25] 為基礎，認為與市民社會的現實相一致，在經歷了恐怖、帝國和復辟的插曲之后，資產階級必然重新占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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